《舌尖上的中国》所掩盖的现实

【进步青年网按】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批判《舌尖上的中国》这部口碑极佳的纪录片显得有点无事生非，上纲上线，有惹众怒之嫌，而作者却敢于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诚然，该剧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的政治工作者，一般不会特意绞尽脑汁给文艺作品插入特定的政治逻辑。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的，阶级社会中，诸如文艺这种上层建筑的东西会深深地打上阶级（社会关系）的烙印，作者的无心或者习惯之举，实际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本身的一种反映。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揭示这种有意或者无意掩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社会现象，明确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差异性，并坚定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好文艺这种“批判的武器”。

来源：微信

前些年，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其温和的叙述方式，浪漫的山水田园，质朴的乡村生活，最重要的是各地精致诱人的美食，纵使难以获得一致好评，也因为其在中国的独创性、广泛的娱乐性以及对民族风格的展现至少能获得聊胜于无的中肯评价。本文无意对这部纪录片进行批判，因为这样或许会被斥责为上纲上线，我们只是想揭示并补足其未完成的叙述，展现其背后被有意遮盖的现实的社会生活。

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其现实性，它是现实世界在艺术空间中的重新构建。纵使这种构建采用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然而由于其对材料的选择、其重新构建的叙述方式，这种构建都可能会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作为整体的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的整体。当然，正如光线的折射取决于折射它的介质的物质性质，对现实世界的扭曲展现也取决于构建这一扭曲展现的作者所处的社会生活及由此而形成的作者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不真实的、甚至扭曲的展现投入到社会中就会塑造或助长一种意识形态，造成社会大众对现实世界的不真实的甚至扭曲的认识。

纵使只是一部展现不同美食的纪录片，其叙述的视角和方式也体现着制片者的根源于其社会物质生活的意识形态。“美食”并不是作为脱离社会的悬空物而孤立存在的，“吃”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也具有其社会历史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与矛盾。而不同的人群吃什么、怎么吃、甚至在哪里吃，自古以来就是和阶级、地位、特权紧密相连的。更何况导演意欲以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变迁频繁的中国作为纪录片的背景，美食们便不得不具有了丰富的历史与社会维度。

相对于一些较为严肃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是高度审美化的，然而也是局部化、平面化的。它似乎无意寻找饮食文明的缘起、发展与交融，也无意按照川鲁粤淮扬等经典模式进行科普。反而另辟蹊径从一个个家庭或餐馆——这些家庭或餐馆常常是处在远离城市喧嚣的较为原始的社区——入手，以香格里拉的炭烧松茸惊艳开场，直到一杯青稞酒醉在不眠中，最终回到首都北京以贵春在屋顶上的菜园给城市的献礼，途经港、澳、台，蒙古族、朝鲜族、壮族、苗族、黄海的最北端以至南海的最南端。不必有历史渊源、沧海桑田，不必有今日变迁、风起云涌，也不必有民族的壁垒，争议的边界。只是讲一个关于饮食的故事，讲泡菜、大酱汤、松茸、青稞酒……片子里的少数民族虽然因他们黝黑的肤色、鲜亮的民族服饰和能歌善舞的民族特征而与汉人分别开来，然而他们似乎没有经历过历史的荡涤也不曾被世俗所困扰。这样跨越广泛地域和民族的手笔，这样不分阶级的世界大同，似乎是“全面”的，然而简单的叙述模式和浮光掠影的截取片段，外加主旋律的感情抒发，其实质是片面且整齐划一而单调乏味的。

在这幅以美食为核心的图景中，我们真正看到了围绕在满汉全席餐桌旁的和谐中国。中国历史与时空被压缩成了一个无比平面化的舞台，而主角也并不是创造着这些食物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他们创造的无比精美的食物。食物本来是反映各个民族或者阶级丰富差异的载体之一，而当这些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原因全部退为背景甚至被影片有意遮蔽，食物便成功喧宾夺主而成为差异本身。美食成了联系整个和谐中国的纽带，因为每个阶级都需要吃，这一点在这里被展现成无差别的同一性；至于不同民族的差异，我们也只能看见美食中所能展现的地理气候的差异和形态各异的“群众的智慧”。

最终我们的认知还是被限制在美食本身，仿佛不同阶级的或历史上来源于不同阶级的不同食物不是因为不同阶级间巨大的生活落差造成的，反而是食物自身的神秘的幽灵般的性质；仿佛不同的民族的不同的食物除了因为这些民族所生存的不同的地理环境不是还因为这些民族不同的历史境遇。羊汤泡馍背后的饥民逃荒，灌汤龙虾球背后的皇宫奢侈生活，这两者对比中尖锐的社会对立，残酷的压迫剥削都被隐去了，剩下的只有一片和谐的氛围。

虽然影片极力地在美食之上撒上情怀的糖霜，“啊呜，一口咬掉了半个盛唐；啊呜，一口吞掉了慈母的凝望”，实际上仍旧抽离了政治、经济等各种美食之外人类社会的重要变量。当体现着看似共同价值的美食消弭了不同阶级的对立，留下的就只有一个歌舞升平的“和谐”中国。看似叙事宏大，实则内容空洞；看似质朴纯净，实则掩盖矛盾。然而，在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在一个人民惨遭盘剥的时代，需要的是对尖锐对立的展现，需要的是对现实苦难的批判，一个粉饰太平塑造和谐的纪录片意欲何为？

舌尖上的中国不止把社会压成了岁月静好的一纸背景，还把劳动者的生活写成了一首田园诗，在那里，吃者与被吃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都那么和谐。

采摘莲藕的工人说，“看到我们的莲藕摆在饭店的餐桌上时，他们感到特别骄傲”；深海捕捞的潜水员也说，“看到人们吃着他们捕捞的鲍鱼、海参时，他们觉得特别骄傲”。每一个从事着最艰苦、最危险、最廉价的劳动的劳动者都那么“心满意足”的笑着、说着：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出现在城市的高档餐厅里时，他们觉得特别骄傲。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高高举起送到镜头前，镜头慢慢聚焦在食物上，那些满意的笑脸慢慢的失焦、虚化、及至最后消失。

那一张张笑脸满含诚意，那一声声自豪发自肺腑，让我们根本想不起来他们中的人要么是背井离乡承担着繁重的劳作，要么几乎永远走不出穷乡僻壤；让我们根本想不起那些一年辛苦劳动创造美食的人自己却吃不起自己做的一顿饭，让我们根本想不起那些劳动者在饭馆里是被呼来喝去的下等人。重装潜水员，悬崖上的采摘者，都被淹没在自己的笑脸和观众的口水中了。由他们手里生发出来的财富，绝大部分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攫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无缘享用从自己手中流出后被抬到了天价的那些美食。

这种美食创造者的自豪如此简单粗暴地掩盖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对美食的极致追求最终消解了美食创造者本身的衣食住行。曾经有网友评论：

“…人家(作者注：劳动人民）过的好着呢。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哲学与智慧，看看他们的笑脸就知道了，是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感激。工作，加班，薪水，房子，堵车，污染，职场压力，利益争夺，权利欲望……都市人能笑成他们那样就出鬼了。我真想嫁给那样的生活…”

美食美景，无牵无挂，自豪自由似乎确实是理想。然而后山有松茸真的意味着衣食无忧吗？如果这样，那么金三角罂粟花农应该最有钱，可是事实他们至今在温饱线上挣扎。无牵无挂不是因为一无所有吗？如果这样的无牵无挂真的令人羡慕，那么为什么无数的人们还拼命地想去做官僚资本家。劳动成果使别人获得巨额利润难道真的可能自豪吗？那建房子的农民工应该最自豪——还讲什么价钱！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再手艺精湛的厨师无非是雇佣劳动者，无非是被出卖的劳动力，而且他只有作为雇佣劳动者、只有被出卖才能使其精湛的手艺成为现实，甚至才能作为人生存。而那些还在乡村的民间艺人即使还在艰难的维持着乡村生活，最终也必将淹没在资本主义的浪潮，无法逃脱成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无论那些食物再精美也是为资本家牟利的商品，而资本家的利润正是被剥夺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一切被掩盖后，剩下的只有不谙世事的臆想和对阶级对立、残酷剥削的无耻掩盖。

可以看到，舌尖上的中国不仅仅隐藏了美食的世俗性质和美食创造者的生存背景和社会的阶级对立，还为电视机前的我们提供了虚幻的桃花源。我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像极了鲁迅《风波》中的文豪：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

说到底，我们向往的是被消解了现实基础的农家生活，而被消解者，却只能真诚地笑笑由衷地自豪，而关于现实的生存轨迹他们却集体失语无法诉说。我们看不到这看似闲适恬淡的生活背后是苦痛艰难的现实，我们看不到他们自豪的笑背后是他们被残酷地剥削压迫，我们看不到这浪漫潇洒的取材烹饪过程背后的艰辛危险。如果这背后的一切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还会向往这样的生活吗？我们还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浪漫恬淡吗？

如果说柴静的《穹顶之下》是一部有失严谨的纪录片，是对现实的不全面反映，是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不具有建设性意义甚至背后暗藏特殊利益；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就只是一首美好的田园诗，它消解了重要的事实，所以它否认重大问题的存在，自然也就遑论建设。

除了高度的审美化之外，《舌尖》也是高度神秘化的甚至猎奇的。导演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如下信条：中华美食的制作过程犹如西天取经一般。食材的获取是不易的、制作过程是繁复而耗时的，所有的工序都是神秘和高度仪式化的，全靠厨师个人的感觉与经验。这整个过程，与其说是烹饪，不如说是某种宗教仪式。“神奇”“神秘”这类和央视格格不入的词几乎在每集都能出现。这种神秘感赋予了劳动人民艰苦生活一种神性甚至是一种信仰的光辉，一种苦行僧的光环。似乎他们采摘松茸不是谋生手段，而是让自己的松茸传遍世界的理想，劳动智慧的得来不是民族艰苦历练，而是天赐。

如果将生活审美化是给劳动人民穿上华丽的衣裳，那么生活神秘化就是再给他们配上的昂贵的珠翠。然而在外衣与珠翠下面被遮盖着的却是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枷锁，是悲苦叹息的生灵那满是伤痕的肉体，是劳动果实被少数人占有的残酷现实。

正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神秘化甚至神圣化的叙事也成了慰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勉强维生的人的精神鸦片，让他们幻想着这个苦难世界中还有着超脱苦难的现实的生活。这种信仰的光辉对电视机前的我们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机制和“背包去西藏”十分相似。我们寻找一种外于世俗的力量将我们带离世俗，我们欣赏信仰的光辉哪怕信仰的内核不切实际，因为我们本身难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找到一种外于商品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成了商品，一切都在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之下，人成了资本扩张的工具，一切意义、一切价值也就成了由资本的量来衡量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艰难求生的人也就希望有一种超脱的生活解救自己，希望追寻生活之外的神秘、神圣的意义。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承担着最深重苦难的劳动者的生活中寻找这种超脱。若不是对劳动者艰苦生活的现实的无知或掩盖，这种臆想的美好画面又何以在他们头脑中——当然也只能在他们头脑中——成为现实？

只有一切粉饰太平臆造和谐的话语都被戳穿，只有一切掩盖悲惨生活的田园诗都被识破，只有一切神秘的面纱都被撕去，它们背后巨大的阶级分化、尖锐的社会对立、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才展现出来。到那时，这个悲惨的现实世界才可能被摧毁，原来仅能是臆想的幸福生活才可能会冲破阻碍不再作为臆想而是作为现实存在于人间。当然，当现实的悲惨的现实展现在面前，它还不会真正消失毁灭，美好的理想只有靠现实的力量才能真正为自己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