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斯大林10月9日提出的南线作战方案决定了南方战线的胜负，那么就需要证明这个作战方案是斯大林最先提出来的，或是在此之前没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方案。可惜，史实并不支持作者的结论。史料表明，最先提出这一作战方案的，恰恰就是“显然拿不出办法阻止白军进攻”的托洛茨基。早在同年8月3日，也就是在斯大林提出他的作战方案的两个月之前，在错误的战略实施之前，托洛茨基就在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了总司令计划的错误，提出了他的作战方案： ……决定从察里津、卡梅申、还有今天的萨拉托夫发起进攻，只有一个理由：增援部队到这里的距离最近。为这一考虑牺牲了所有其他考虑： A、进攻路线最长。 B、在顿河地区将遇到最激烈的抵抗。 ……决定从察里津、卡梅申、还有今天的萨拉托夫发起进攻，只有一个理由：增援部队到这里的距离最近。为这一考虑牺牲了所有其他考虑： C、进攻路线最长。 D、在顿河地区将遇到最激烈的抵抗。 E、……由于东方战线的两个师对决定性的打击有意义，我认为，把它们调往沃罗涅日方向上所花费的时间将由更短的进军路线和在所有方面都更加有利的道路得到加倍的弥补。…… 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无法实施的。[③] 但政治局否定了托洛茨基的方案，列宁要求在预定时间开始进攻。在错误的战略方案实施过程中，红军遭受了一连串沉重的失败。在此期间，托洛茨基还尝试过通过部队调动来实际纠正错误的战略计划，也遭到了政治局的拒绝。9月20日，在库尔斯克失守后，托洛茨基再次致函中央委员会，指出南线失利的原因： …… 在南线造成了格外严重的形势。整个战略方案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把主力投入最远的、最困难的和最漫长的战线上。现在完全清楚，如果把那些力量、甚至是 少得多的力量投入库皮扬斯克－哈尔科夫战线上，会取得大得多的成果。乌克兰现在就不会成为邓尼金的主要桥头堡，我们就能保住库尔斯克，图拉就不会有直接的 危险。[④] 托洛茨基进而指出： 更糟糕的是，事件进程提出的、能够并应该做的纠正，哪怕是稍晚一些，甚至在它们的必要性已经显而易见时都没有提出。其原因是，由临时的、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 司令部工作规划中产生的作战计划变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同志的旗帜，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们的荣誉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多数（两三个同志）甚至认为中央委 员会的权威不仅与上述整个作战计划、而且与它的局部改动休戚相关。这导致了下面的情况，司令部感到自己不得不在明显不合理的、有时是无意义的和干脆是犯罪 的措施上固执己见。[⑤] 托洛茨基在９月底还给中央委员会就南方战线情况写了一份备忘录，其要点如下： 实践表明，先验地制定的作战方案是完全错误的。南方战线失利的原因首先是基本方案的错误。 １、 方 案的基础是把邓尼金的白卫军的危险与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等同起来。……邓尼金的任务是进攻，顿河和库班哥萨克的任务是在自己的地域里防御。在邓尼金从顿河 地区向乌克兰进军时，基本考虑已经提示，必须切断他的向西推进的力量与它们最初的基地——哥萨克——之间的联系。朝哈尔科夫-塔甘罗格或哈尔科夫-别尔江斯克方向的打击是沿着其居民是工人农民，而非哥萨克地域的最短战线，有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２、 ……至于库班，它是反对邓尼金的。我们直接进攻库班，把库班人推向邓尼金。对哈尔科夫-塔甘罗格的打击将把邓尼金的乌克兰军队与库班切断，让主张库班独立的人得到暂时的支柱，与等待我们和邓尼金在顿河和乌克兰战斗结局的库班形成暂时的和解。 ３、 事实表明，沿着阻力最大的路线进军正像所预言的那样，正中邓尼金的下怀。……哥萨克全部动员起来，誓死不投降。因而，我们的进军方向为邓尼金提供了大量的战士。 ４、 为检验作战方案，看一看它的结果并非多余。……南方战线得到的力量是任何一条战线所没有的……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其结果是我们在南方战线的东部可悲地踏步不前，在西部的惨重的溃退和几支部队的全军覆没、组织的瓦解。…… ５、 把责任推在南方战线军队的状态、机关的组织等上的企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６、 …… ７、 ……因此失利的原因必须完全在作战方案中寻找。我们走的是抵抗力最大的路线，即稳定程度中等的部队在哥萨克居住地区进军，后者不是进攻，而是保卫自己的村镇和家园。…… ８、 在顿涅茨克和乌克兰地区，我们用更小的力量就可以取得大得多的结果，我们却让邓尼金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让他有机会获得新编部队的巨大源泉。……[⑥] 将托洛茨基的三份文件与斯大林的信相比，主要内容是相同的，摈弃主攻顿河和库班哥萨克的旧的作战方案，代之以从顿涅茨克- 哈尔科夫攻打邓尼金的新方案。二人都指出了旧方案的错误是红军的进攻道路以及在这条道路上遇到哥萨克的激烈反抗。从时间上看，就大不一样了：托洛茨基的两 封信以及备忘录都比斯大林的早，第一封信是在8月3日，那时错误的战略方案尚未实施；第二封信是在9月20日，也比斯大林的信早了近20天，就连那份备忘 录也比斯大林的信要早１０天。说托洛茨基有先见之明，绝不是夸张；而斯大林的信只能说是亡羊补牢，虽说犹未为晚，比执迷不悟、死不改过的人（被他骂为“斗 鸡式的战略家”的古谢夫）要强，也仅此而已。但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作者的结论——“这位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想不出阻止白军进攻的办法”以及“红军进攻基本 上是朝着斯大林所说的方向发展的”—— 提供理由。 如果说托洛茨基的三份文件与斯大林的信之间的区别的话，那就是托洛茨基的文件用的是严格的公文体，没有个人情绪的流露。而斯大林的语言则极度夸张： “这条路线对我们的飞行员也许是方便的，但对我们的步兵和炮兵根本无法通过”；甚至不惜辱骂仍坚持错误计划的古谢夫为“斗鸡式的战略家”。其实，当时紧跟 斯大林的古谢夫的“斗鸡式”，也曾是斯大林的斗鸡式，只不过是在经验主义的斯大林已经看到了旧计划将带来灭顶之灾时，放弃了他的“斗鸡式”时，古谢夫仍在 坚持而已。斯大林本人一直支持总司令加米涅夫和他的战略计划。托洛茨基于９月２０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到的“甚 至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不仅与上述整个作战计划，而且与它的局部改动休戚相关”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两三个同志中，就有斯大林。不仅如此，斯大林在其信中 还以若不放弃旧计划他就辞职来要挟。以致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联名签署的答复斯大林的信中批评他说：“用辞职作最后通牒来支持个人工作上的建议，这种作法是绝 对不能容许的。”虽然斯大林的姿态激烈，像他此前支持旧计划，反对托洛茨基的方案时一样，仍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他的计划是在托洛茨基相同的计划之后提出 的。虽然斯大林没有说出他的计划的出处，但他显然是在重复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抨击过的托洛茨基的方案。如果非要说“红军发动进攻基本上是朝着斯大林所说的方向发展的”的话，必须再加上几个字，就是朝着斯大林重复托洛茨基所说的方向发展的，才符合事实。 上面之所以强调似与本文关系不大的斯大林“纠正”错误的激烈姿态，是因为类似的情况在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以及1930年代他与托洛茨基在重大的国内外政策论战中多次重演。在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上、中国革命、英国总罢工以及后来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斯大林每次都坚持错误方针，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拒不接受乃至漫骂，直到灾难来临，连他这个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都发觉不纠正不行之时，就一下子来一个180度 的转弯，接过昨天还在痛骂的托洛茨基的方案，这当然不能明说，还要为错误路线找替罪羊。后来的替罪羊就没有古谢夫这么幸运了，他们将为领袖永远正确做出更 大的牺牲，轻则入狱流放，重则掉脑袋。斯大林为他的频繁清洗做辩解，说什么疾驰前进的革命战车在急转弯时，难免会把一些人甩出去。其实就像上面所说的，在 斯大林统治时期，许多急转弯都是斯大林人为造成的，就像在他在南方战线上的所作所为一样。那些所谓被甩出去的人，大多是他的替罪羊，甚至是被他推下去的。 工会争论问题上的断章取义 关于1920年发生的关于工会的争论，作者是这么说的： 在 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党内进行了关于工会的争论。党的许多活动家赞成给予工会以最高权力（“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纲领）。托洛茨基认为“和平的间 隙”是短时间的，相信必须保持“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管理方法，要求“整刷工会”和照运输工人工会的样子实行全面军事化。[⑦] 他甚至引用一个匿名记者的信中的话：“那场关于工会的轰动一时的争论使得党有发生分裂、托洛茨基取代列宁的危险（这场用理论争论的破布掩盖起来让不知情的人看不清楚的讨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并据此断言：“这是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首次向列宁发出挑战。[⑧] 关于工会的争论非常激烈，几乎导致党的分裂，这是事实。但由于作者没有介绍工会争论的起因，不知背景的读者只能接受作者的观点，即这场争论是由于托洛茨基要求“整刷工会”和照运输工人工会的样子实行全面军事化而引发的，是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挑战和夺权斗争。 托洛茨基主张“拧紧螺母”、“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是实有其事，但不像作者据说的那样是出于“托洛茨基认为‘和平的间隙’是短时间的，相信必须保持‘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管理方法”。实际上，早在1920年初，托洛茨基就意识到俄国经济形势严重，有可能对革命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他提出以实物税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旨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 否决了他的建议。他主张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了，而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刻不容缓，他只能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寻求出路，即“正确地、系统地实行战时方 法，以求得实际经济成果”。而当时的工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并不理解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极大地妨碍着经济建设的有序进行。托洛茨基采取的“拧紧螺母”、 “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的措施只能说是不得以而为之，或者说在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他最早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与列宁当时在 工会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列宁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使他嗅到了这个危机时刻（指广大工人群众不能忍受战时的命令方式——本文作者）的来临”，而托洛茨基则 “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让工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旨在解决“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⑨]说 是托洛茨基向列宁挑战，不如说是经济考虑（糊口之粮、工业燃料、原料）与政治考虑的冲突。但在不否定战时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这二者只能各执一端，争论是不 可避免的。但这场争论最后的解决不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而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经济政策，它兼顾了这两种考虑，消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 歧。“列宁起草了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即站到了他的一边……几个月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的全新的规定。我完全赞同他的决议案，于是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团结一致。”[⑩] 作 者却说：“托洛茨基认识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支持这个方针，暂时不再在工会军事化的口号下进行积极的争权斗争。托洛茨基的暂时退却，是由于他的纲领 显然与新的现实相矛盾，而得到斯大林和其他的人支持的列宁的纲领更加符合在国际舞台上和在苏维埃国家里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情况。”[11]作者的这段话表明，他并非不知道经济政策与工会争论的联系，但仍把工会争论从历史语境中孤立出来，把它绝对化，对托洛茨基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出台的几乎一年前就提出来了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闭口不提，以便得出他上面的结论，还把托洛茨基支持新经济政策说成是“暂时退却”，从而突出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工会问题上的对立说成是纲领的对立，并不忘突出对新经济政策没有什么贡献的斯大林，说列宁的纲领得到了他的支持。 * * * 由 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过大量美化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是我国的干部必读书目中的一部，其印刷量可能有数百万册之 巨，还有《斯大林传》，就连伏罗西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都有中译本。吹捧斯大林的其他著作和文艺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如今在国内，虽然靠暴力和谎言制造的 斯大林的光环已不复存在，但国人对联共（布）党史和俄国革命史的了解仍主要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的著作。尽管真实史料已不再是禁区，但在 革命后时代，它们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而大多没有译本。在这种情况下，让像《通向权力之路》这类的改头换面的伪造历史之作出版，还给它加上一个令人产生 错觉的名字——《未经修改的档案》，继续给斯大林这个独裁者涂脂抹粉，实在是对革命历史的极大的不负责任。
[①] 参见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408-409页，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同上，第353-355页，。 [③] В·克拉斯诺夫，В·达伊涅斯：《你所不知道的托洛茨基》第206-207页，莫斯科，ОЛМА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④] 同上，第227页。 [⑤] 同上。 [⑥]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56-559页，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 [⑦] 尤·瓦·叶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377页。 [⑧] 同上，第378页。 [⑨]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5-40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⑩] 同上，第406页。 [11]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第382页。 来源：《上海文化》杂志2015年2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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