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挑战与响应 另一方面，对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而言，「占中」无疑是一个警号，一次严峻挑战。他们目前暂渡难关，但前路仍自漫长，今后将何以面对反对派无止境的非 难、阻挠与不合作运动？这似乎是个无解难题，因为既然没有执政可能，反对派自不需要对公共政策采取积极与合作态度。在此情况下，政府只能有两种响应：最简 单的是加强和扩大传统「行政吸纳政治」策略，即邀请更多反对派人士「入阁」或者担任社会公职。在某个程度上，这已经在实行，也收到一些效果了，但不可能解 决基本问题，因为反对派人物不一定适合担任这类职务，更不一定愿意「投诚」；更何况，以行政职位作为酬庸或者交换，必将损害公务员体制的效率和士气。釜底 抽薪之计是，加强与建制派议员合作，协助他们扩大在立法会的优势。但这又有两个基本困难。首先，是建制派议员同样需要面对广大市民，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支 持政府；更根本的是，在目前宪政架构中，政府与政党是根本隔离的，这反映于《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特区首长不得具有政党身份，倘若本来有此身份也须在当 选后七日内辞退（第三十一条）。因此特首和他的问责团队不可能介入选举事务，也就无从与建制派建立更紧密和有效联系。这不能够不承认，在香港宪制上是个亟 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对此，曾经有人主张干脆废除相关规定，或者改为实行「内阁制」（即改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公务员负责实际政务），但两者恐怕都不实际。关键在于，特首 和政务司司长同样是由中央任命，因此都不可能向政党负责；要改变此格局就必须改变《基本法》及其背后理念，包括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不涉及 宪制安排的可行方案当是由特首出面，邀请所有主要政党领袖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非正式政治对话平台，以闭门会议形式交换意见，共同磋商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以 作为施政参考。这样一个平台的好处是灵活而不拘形式，困难在于其作用完全视乎主持者的个人魅力、威信、手腕，以及与会各方的诚意和需求，处理得当可发展成 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协商机制，处理不当则将流于形式，成为争吵场所，甚至无疾而终。无论如何，倘若这样一个经常性机制能够建立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开展朝野 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从而部分消解建制派与反对派的紧张，同时也促进政府与建制派之间的了解与合作。这相当于传统「吸纳」模式的扩充版，不妨称为「以政治吸 纳社会」。 当然，这个建议对于当前解决特首选举提名权之争无甚稗益，因为那在立法会内已经形成僵局，所谓缓不济急了；它对于增加政府在立法会里面的支持度， 也不一定有直接帮助。它真正的作用，是通过特首主动邀请的形式，来营造、聚合一个相当于联合执政党的松散团体。在政治上，这比目前完全由特首自己委任的行 政会议更有代表性，也更能够为他提供率直忠告和体制外的新观念。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改变不仅仅是为解决政治问题，也同样是为解决实质性施政问题。因为迄今 为止，香港在发展经济上固然相当成功，但在社会、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上则显得无所适从，不能够充分发挥和利用它庞大的经济优势，至于在 房屋和土地政策上的失误，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 所有这一切，只要与新加坡相比较，便会显得非常清楚凸出，而其症结，则在于公务员团队的封闭思维，以及政治任命官员的素质。换而言之，我们说香港人对于社 会经济处境感到愤懑，说特区政府对传统精英模式的执着是盲点，都是实有所指，那都是由上文所指的基本宪制问题所衍生出来的。从此看来，特区政府目前在立法 会所遭遇的困境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问题。它的根本解决，不在一时的选举结果，而在于消除政府与立法会之间的结构性隔阂。我们所建议的对话平台，其着眼点 在此。 因此，从长远看，我们认为，特区政府必须逐步放弃「精英治港」的理念，自觉地从一台高效率、但完全根据内部逻辑运转的行政机器，转变为一个有机 体：它必须具有多种触觉和传感器官，能够在许多不同层次与周围环境即社会整体广泛互动，从而调节其思维与目标。这得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方才有可能 完成，因此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摸索，至终也可能需要某种宪制上的适应，但并不一定要涉及《基本法》。我们所倡议的政治对话平台只不过是朝此方向进行的第一步 而已。当然，设计和推动这样长远和复杂的转变是一项巨大政治工程，香港当今主持大局者是否有此眼光，有此魄力，能够凝聚朝野上下各方共识，并取得中央信任 和支持，然后认定目标，黾勉从事，以抵于成，那谁都不敢断言，我们亦无盲目乐观的理由。但「福不唐捐，功不唐捐」，香港除非能够以绝大勇气突破目前的政治 瓶颈，否则以后的发展前景将是很可虑的。 六 香港往何处去？ 现在，让我们回到「占中」一代的政治动员问题吧。在短期，譬如两三年内，我们认为立法会的势力平衡大概不致因为他们的参选而立刻受到冲击；正相 反，由于建制派的相应动员以及市民大众对于「占中」造成混乱、骚动、经济损失的反弹，那甚至有可能反而向建制派倾斜。但问题却不会就此解决，因为在造成 「占中」的基本症结不能够消解的状况下，有关政制的抗争和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恐将继续发酵。其结果是，双方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在未来很可能逐步出现 ─ 而且，即使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如反对派所追求的那样，变为完全开放，恐怕也仍然如此，甚至更加如此。这一部分是由上文已经讨论过的香港历史与文化背景所决 定，另一部分则是世界大势所趋，那只要平心观察近十数年来竞争性政治在西方国家中的发展便洞若观火了。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也很根本：全球化和科技发 展的大浪潮正在席卷世界，社会结构、人类生存状态在此猛烈冲击下，不得不持续求变以为适应，这不断改变的压力反映于经济与社会，就必然产生思想与追求的冲 突、混乱 ─ 以至大规模政治动员。 当然，今日中国与西方甚至全世界都不一样：自改革开放以来，它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力求「与世界接轨」，在政治上却维持原有的威权体制，这使得我们 这个硕大无朋，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度能够长期维持相对稳定状况，而仍然不断进步，不断应付来自各方的挑战，那是个奇迹，也是个异数。其所以可能，是因为 中国在经济上对全世界开放，但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却自成体系，基本上摒挡了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直接冲击，以将变革速率与幅度限制于可控制，可承受的范围之 内。问题是：位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香港应当何以自处，应当往何处去呢？这个问题看似困难，看似复杂，其实不然，因为它早已经在《基本法》中规定得一清二 楚，毫无疑惑余地了：香港的经济、金融、社会、司法、教育、文化、贸易、对外航空、航运等各体系基本上都沿袭港英时代，也就是除了若干保留（例如人大常委 的释法权）以外，应当完全融入西方世界；至于政治体系，则须依照《基本法》所订定的步骤循序渐进，至终建立一个接受中央领导，但以开放式选举为基础的特区 政府 ─ 也就是中国主权管辖下的一个西方式政体。《基本法》的这众多详尽规定说明了甚么？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珍惜香港原有体制，因此愿意尽最大努力来保存它， 并且在主权绝不能够受影响的大前提下，让它继续朝西方政治体制即竞争性选举的方向发展。因此，香港对中国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者对世界 的窗口，虽然那些都很重要（但重要性无疑正在逐渐降低，因为这些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在内地复制了），而是作为一个可以直接观察和了解西方内部动力 （即所谓 “what makes it tick”）以及掌握西方脉搏的实验室。当然，中国和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改变了不少，也许有人会因此认为，中央已经不再那么看重香港作为「实验 室」的价值。我们的判断是，中国近数十年虽然突飞猛进，但与西方仍然有很大差距，而且领导人对此不乏清醒和真切认识，甚至愿意在国际场合公开坦白承认 [22]，因此在今后对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重视应当不会动摇 — 这从前述《白皮书》津津乐道香港自回归以来的种种进步，以及目前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各方面领先地位（第三节），又一一缕述中央如何不遗余力支持特区政府（第 四节），便昭然若揭了。 中央对香港有此态度与期待，然则香港又当何以自处呢？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有名言曰：「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甚么，要问你自己可以为国家做甚么？」弦外之音或可解释为奉献于国家者适足以成就个人品德，这与孔 夫子的教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颇有相通之处。我们认为，同样道理亦可以引申到如香港那样一个特殊区域与国家整体的关系。那么，香港到底能够或 者应该为中国做些甚么呢？在过去，当然多得不可胜数，大家也都耳熟能详：赚取外汇，招商引资，开设工厂，协助建立金融体系，传递外部学术信息，等等。香港 今日得享如此特殊地位，乃至拥有其《基本法》，便都是由此而来。可是，那些都已经大江东去，俱往矣，问题是：今后却又如何？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 为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许多领域（譬如说科技或者工业）早已经远远超越香港，甚而直逼世界前列了。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求之于最根本处，即中国和世界的差 异，也就是那些世界能做，香港也能做，但中国则在现行体制下不会去做的事情。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自由选举 — 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我们又回到「占中」和它至终可能导致的政治动员问题了。 对此，我们的感觉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都深怀戒惧，生怕它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则比较乐观 ─ 也许甚至相当天真。在我们看来，香港虽然如前面所详论，有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但在主权和司法制度稳如泰山，民心基本务实的大环境下，出 现严重动乱从而冲击大局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 「占中」来如疾风暴雨，去似烟消云散，就是最好的明证。另一方面，对香港而言，具有竞争性的激烈选战有好几重正面功能。这包括：通过组织、比拼、 练历、淘汰等过程而产生真正优秀的政治家和社会领袖；在重大议题上凝聚社会共识，乃至给予新思维、新观念以充分论证和至终涌现的机会；孕育健全、有生命力 的政党，等等。因此，我们认为，建制派和受过「占中」洗礼的年轻人都应该拿出更大魄力、更高热情，以更成熟的理念与方式，包括对《基本法》的全面了解与尊 重，来参加今明两年即将接踵而至的议会选举，让选民来对他们的分歧作出判断。由于这判断是双方都必须接受，也必须适应的，社会上的对立、紧张气氛当会因此 有所纾缓和消解，「占中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分裂也可能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弥合。 当然，这种竞争性政治与中国威权式体制迥然不同，但两者并非冰炭不容，事实上是可以融合，可以通过发展而相通的，像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受注意的成功 例子。因此，香港根据《基本法》来实行前者，那不但对于自身重要，即使对中国而言，也有作为观摩和研究对象的意义。同样，香港的行政体系、法律体系和司法 制度经过长时间实践与发展，已经相当严密与完备，《基本法》通过详细规定将它们全面保存下来，那是极有远见的。中国现在对于行政效率和法治日益重视，经常 派出大量各级政府人员到欧美甚至新加坡考察、学习；其实，在这几个方面同样可以通过与香港的交流、观摩而更深入和仔细了解西方型政府体制的运作。以上所有 这些例子显明，在经济以外，香港整个体制都仍然有参考价值，仍然可以为中国作贡献。 但香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过去曾经是甚么，更在于它未来可能是甚么。这话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很简单：中国是泱泱大国，实力雄厚，但在同一体 制、同一习俗文化之下，基本变化必然较为慎重迟缓；至于香港则是个小得多的城市，它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国际都会，对于世界未来的新动态、新事物、新发 展，自然能够得风气之先而有更深了解与体会，因此也能够作更迅捷的反应。换而言之，香港不应仅仅以作「窗口」为满足，更应该争取成为中国对世界的触角和崭 新事物的萌发点。在这方面，新加坡如何充分利用岛国优势力争上游，不但成为世界最富裕、最有竞争力的大都会之一，也建立了可以与欧美并驾争先的大学和科学 出版社[23]，以及举世称羡的社会体制，那是很值得香港和中国领导人深思的。我们敢于说香港的价值更在于它未来可能是甚么，就是因为它和新加坡一样，具 有细小但灵活，对外部世界更了解，更具亲和力的优势。更何况，中国现在不但要走向世界，更已经兴起拥抱世界，改变世界的雄心，那么，让它属下的一个特区继 续按照西方世界方式发展，以观察、研究此体制的利弊得失，那不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吗？无可否认，近年来由于受到政制改革大争论的困扰，香港内耗严重， 已经失去大量在社会建构、高等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机遇，那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们也不需要悲观：如上文所提到的国务院《白皮书》所一再强调，它的经济 实力与竞争力其实比前大有进步，它的国际地位与体制优势仍在，问题只在于：香港将如何解决内部纷争，以同心协力，将目光与精力转回社会、经济、科技、文化 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上来而已。 七 结论：香港可以是甚么？ 「占中」对香港社会，对香港人的思维和自我形象产生了巨大冲击，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会认为这是个大灾难。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很幸运，这还是个香港 能够承受得起的灾难，而且也有它的好处。由于这个运动，回归后的香港人第一次被真正惊醒，被迫对香港的「存在」处境和未来路向开始作认真思考了。当然，思 考的结果可能非常分歧，人人所得所见都不一样。我们的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最根本的是，香港人必须认清和承认现实，即香港作为一个富裕、繁荣、先进国 际大都会的地位是由《基本法》所规定和保证，因此港人既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能凭一时意气和冲动而脱离实际。美国人即使在政见最激烈冲突之际，也从未闻有漠 视或者非议他们自己的《联邦宪法》，或者对它表示任何不满、不尊重者，这种精神是港人应当深思和效法的。其次，《基本法》和香港的司法体系在极大程度上保 障了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港人有极大政治空间去建构公民社会和通过议会发挥建设性政治力量。我们应该充分和创造性地利用这个空间，而没有必要长期纠结 于消耗性的抗争。最后，香港人应该反省和认识香港的价值到底何在，这对香港本身和对中国都极为重要。在过去，香港的价值主要在于经济，在今后，它当是在于 对世界的了解，以及由此而能够作出的自我发挥，自我提升 — 这也是它对中国所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 香港人可能很冲动，但也极其现实，因此以上第三点恐怕会让许多人觉得匪夷所思，甚或目为呓语。为了进一步说明它的意义，我们不妨引米兰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在《论人之尊严》（On the Dignity of Man）中的名言。他说，上帝在造人之后对于应该将他安放在世界中何等位置颇费踌躇，最后决定对人作此训示[24]： 我将你造成既非属于上天亦非属于大地，既非不朽如日月亦非凋零如草木的独特类型，以使你得以随心所欲塑造自我，决定自己所属意的形体。你可选择堕落，与鸟兽同群，亦可决意奋力超升穹苍，追求神圣生命。 人因此获得无比信心，遂发下如此宏愿： 让我们的心智充满神圣愿景，以使它不苟安于卑下，而渴望最高贵之事物，并且悉力以赴，因为只要决意，我们就可得到。让我们遗弃尘俗，奋向穹苍；让 我们抛开世事，越过凡人班次，直趋无上神灵的天庭，在彼炽天使、智天使、座天使位居上列。但我们却不甘退让，不能忍受屈居次座，而要与天使一争荣耀与尊 严。我们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那么就绝不会屈于其下。 是的：只要决意，我们就可得到。这是一位文艺复兴时代少年哲学家同时也是梦想获得无穷神奇力量（梦想后来竟然成真，那就是今日的科技）的「魔法 师」（magus）之言。他用的是十五世纪宗教话语，但我想只要稍为有点想象力，它对于今日处于高度竞争性世界之中，亦复来到了政治十字路口的香港，其意 义是应该不需要多加解释的。 最后，作为余论，我们认为香港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绝对不可忘记：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称，它对香港的基本方针以《基本法》规定，而且「在五 十年内不变」（第三条第十二款），又在《基本法》再次申明，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五条）。换而言之，从今而后香港大约还有 一代人的光阴可以「心智充满神圣愿景，以使它不苟安于卑下，而渴望最高贵之事物」，然后便将面临另一场重大考验了。届时它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国际 大都会，为中国和世界所珍贵、重视，还是已经在无止境的辩驳与抗争中枯萎、衰竭，再也谈不到领先世界，为中国做贡献，而只能够缅怀昔日光辉了呢？这是所有 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在今日就必须想清楚和作出抉择的。因为天地转，光阴迫，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2015年1月28日于用庐 （＊ 本文由作者独立构思及撰写，初稿虽曾征求若干本刊编辑委员与其他学者意见，并得益于他们的建议、评论，但定稿仍然由作者负责，因此仅代表作者个人而并非本刊见解及立场，一切疏漏错误亦当由作者承担责任，谨此声明。） 【注释】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6月10日所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文参见www.scio.gov.cn/zxbd/tt/Document/1372801/1372801.htm。 2 调查报告书已经在网上正式发表，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民意与政治发展」调查结果〉（2014年11月16 日），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TaskForce20141116-c.pdf。此文件的多个附 表将调查所得数据详细列出。事实上，该中心在12月8日至12日即运动结束时曾作第四轮调查，结果与前三轮大致相若，唯一新结果是推算出受访者大约有 20%曾经到现场参与占领运动。 3 除了本调查以外，「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亦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间做了七轮有关「占中」的民意调查，但并未作与年龄段以及教育程度相关的 研究。调查第六轮（2014年9月）与第七轮（2014年11月）所得有关反对与支持「占中」者比例与前引中文大学调查结果大致相若，但反对者比例显著更 高。两个调查的分别之一是中大调查以15岁为年龄下限，港大则以18岁为下限。详见香港大学民意网站，http://hkupop.hku.hk /chinese/report/mpCEnOCCw6/index.html ; http://hkupop.hku.hk/chinese/report/mpCEnOCCw7/index.html。 4 见本文第三节第三段有关第二任特首部分。 5 不过《基本法》的解释权仍然属于人大常委，但人大常委授权香港法院就有关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因此只有有关中央政府职权以及中央与特区之间关系的条款之解释权仍归人大常委，见《基本法》第158条。 6 Z/Yen Group,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16, September 2014, www.tfsa.ca/storage/reports/GFCI16_22September 2014.pdf, 5. 7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的估计，排序并除去卢森堡、列支登斯坦、摩纳哥、澳门、文莱等人口不足百万的细小国家／地区不计。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4；或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book 的2013年估计。 8 〈2013年香港失业人口概况〉，《香港统计月刊》，2014年5月号，页FA1-10。 9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2年的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对中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等三方面的大规模调查结果，参见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ISA 2012 Results in Focus:What 15-year-olds Know and What They Can Do with What They Know”,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overview.pdf, 5。 10 参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2010年12月对立法会提交的报告〈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附件E图一。此处「高等教育」指中学以后的专上教育，包括文凭课程与副学士课程。 11 参见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2015),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4-15/world-ranking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2015), 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 /2014。 12 这排名历年有变动，但除去澳门、摩纳哥、安多拉等微型地区、国家，香港在前三名的位置大体未曾变更，例如参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book 的2014年估计。 13 最少中国政府是如此：前述国务院《白皮书》就在第三节用了大量篇幅缕述香港自回归以来的进步，并且引用了前述指针的大部分以为证明。 14 香港的基尼系数在2011年达到0.537。根据取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的「香港社会指针」，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二零一二年半年经济报告》，页81。美国中央情报局的2011年数字（53.7）与此相若。 15 根据《文汇报》2013年5月6日和《明报》2014年12月8日的报导，香港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仅15平方米，为经济发展相若的英、法、瑞典等西欧国家的 五分之一至七分之一。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2014年公布的〈房屋统计数字〉，在近半香港人（2013年统计数字为公屋居民占香港人口45.8%）居住的公 共房屋中，人均居住面积更低至13平方米，但这比之私营房屋中最低档的「劏房」、「笼屋」已经不知优胜多少倍了。 16 参见〈全球楼价最负担不起 港第1温哥华第2〉，《明报》，2015年1月21日；并见Wendell Cox and Hugh Pavletich,“11th Annu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5”, www.demographia.com/dhi.pdf，在此报告中香港的楼价入息比率（17.0）被评为该调查十一年来最高，亦即最不能够（为市民） 负担者。 17 在最近几年，这种在正常税收以外的所谓「非经常性收入」占政府每年实际收入17至25%左右，参见香港特区政府在网上公布的年报，即《香港年报》。根据《二零一三至一四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该年度卖地收入为841亿元，占总收入4,351元的19%。 18 对于上述现象的整体，参见Leo F. Goodstadt,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3)的讨论。作者曾经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副总编辑、《欧元杂志》（Euromoney）特派记者、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照理对香港的经济结构和变化应该有极深认识，但很可 惜，此书仍然流于指陈现象和表示愤慨，而缺乏长远与深入分析。 19 此说最先由金耀基在1975年提出，参见Ambrose Yeo-chi King,“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Asian Survey 15, no. 5 (1975): 422-39，其最新中文版本，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 ─ 香港的政治模式〉，载《中国政治与文化》，增订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页229-54。 20 刘兆佳博士在2014年12月28日香港无线电视台新闻节目《讲清讲楚》的谈话，见翌日（12月29日）《明报》的报导。 21 Jean-Paul Sartre,“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lecture 1946, in Existentialism,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7), 27；并参见Walter A. Kaufmann, ed.,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294-95。正文所引为作者译文。 22 参见中国副总理汪洋在芝加哥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的谈话“The Road of Sino-U.S. Economic Partnership Will be Broader and Brighter”, keynote speech by Vice Premier Wang Yang at the Forum on Sino-U.S. Commercial Relations, Chicago, 17 December 2014,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newsrelease/significantnews/201412/2014 1200849560.shtml。在此讲话中他强调中美在经济实力上仍然有巨大差距，承认美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和规则，并且说中国不挑战美国的地位，也 愿意加入这个体系。 23 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世界排名经常在30名内，而它的世界科学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则是国际上有数的英语科技和医药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籍500种、国际科技刊物150种以上。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表的报告，在过去 五年间（2009-2014），香港的经济竞争力（competitiveness）世界排名从第11位上升到第7位，新加坡则始终维持于第2、3位之 间。 24 见Pico della Mirandola,On the Dignity of Man, trans. Charles G. Walli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98), 6-7。作者译文。 （本文原刊于由香港中大文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学术文化双月刊《二十一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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