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之后，老田也有很多同样的感慨。老田在王博士文章的基础上，展望一下三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及其拉动的人心变迁，也算是对自己从职业农民进城后的经历，做一点反思。这应该不算对王博士的文章“强作解人”，而是受到王博士的激发，抽时间回望一下自己的“来时路”。
在朱镕基任上，企业用工制度改革中间，通过买断工龄方式逐步地取消了正式工待遇，全国体力劳动者趋于“农民工”待遇；配合大学扩招政策，白领岗位的候补群体人数以十多倍的规模增加了，但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增加的中高端就业机会却不多，导致中高端劳动力市场上的恶性竞争——数十个候补人群竞争一个岗位，结果当然是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急剧下降；在中高端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降的同时，遭遇到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定向剥夺”，结果，中高端就业市场上，不仅工资水平趋于下降，而且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居高不下，一个人想要成为那种经济上小康水平的白领，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朱镕基改革的综合后果是：闲不住的社会底层成员，现在愿意付出空前的努力想要爬上社会上层，结果却发现爬上去的路，越来越走不通了，这种新型的社会流动壁垒，本文命名为“朱氏阶级壁垒”。
一、蓝领工作岗位上“农民工待遇”的普遍化
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没有发生全面的无产阶级化，而是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半无产阶级化，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据2014年统计公报数字：“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
与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数量相对应，中国的“春运”规模也庞大无比，这是空前引人注目的历史和社会现象——数以亿计的人口在春节前后密集地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王磊光博士看到了：“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激烈的竞争，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面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够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是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的时候，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指出：在外围国家维持较高的“半无产化”比例，则是一个普遍现象。他在《历史资本主义》一书中间指出：“几乎每一个被纳入世界经济的新地区所建立的实际报酬水平，都处于世界体系工资水平等级的最低一级。完全的无产者家庭在这些地区几乎不存在，它们的发展也得不到鼓励。相反，殖民地国家（以及那些处于被纳入地区的经过改组但未正式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国家）的政策都是为推动半无产者家庭的产生而设计的，如我们已提到的，从而把工资水平维持在尽可能低的起点上。典型的国家政策包括税收机制，它迫使每个家庭都加入某种工资劳动，与此同时，对家庭成员的流动施加限制或迫使他们分离，这样，大大减少了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可能性。”
工业化的进步，会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去就业，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业已把中国大多数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了。但是，这一大批生于农村并在城市劳动的劳动力，却发现自己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身在城市却心在家乡。
除了农村劳动力之外，自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进行国企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不是把来自农村的“临时工”报酬水平提高到城市单位的“正式工”标准，而是反过来，把正式工的报酬水平压低到临时工的标准。这其实就是朱镕基的企业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目标，由国企对正式工给予保护的各种体制性因素，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拆除干净了，城乡户口差异就不再成为就业和社会分化的因子。至少从国企员工雇佣化目标实现之后，户籍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就逐步地接近于零了。
在朱镕基改革之后，一个体力劳动者岗位上的收入和福利下降了，这固然是一个普遍趋势，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体力劳动者还面临着政治和社会价值维度上的双重剥夺，其尊严和最低限度的面子得不到尊重。结果，挣脱底层、不再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努力，不仅有着经济上的理由，还有着充分的政治和社会理由，为挣脱底层所愿意支付的代价反而空前提升了，这导致社会底层的父母为子女教育付出了更高额的无效投资，这最终引发一个“合成谬误”——大家共同支付了巨额的学习成本却改变不了自身的阶层地位。不过，挣脱底层的愿望和努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反而成为大学扩招的持久动力，正是在这个普遍的“挣脱底层”的强烈愿望之下，底层成员父母所支付的大学教育费用平均水平和总数量都急剧提升了。
二、白领岗位的报酬状况及其影响因子
对于“朱氏阶级壁垒”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后果的认识不足，导致很多自由派学者长期把眼光错误地盯在所谓的“户籍壁垒”、“城乡二元结构”上，不能够及时地识别出新的时代变化的内在原因，由此作出极端错误的判断和政策建议。
作为朱镕基改革系列政策的“非预期后果”，一个中国公民要爬上中产阶级地位，更难了。虽然前前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试图在中国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转型，重构执政的阶级基础，把底层之外的阶层塑造为新的执政政治基础；而朱镕基也表示要“壮大中产阶级”来培育中国的橄榄型社会，但是，与这些大人物的善良愿望相反，中国的阶级壁垒已经空前强大和顽固，一个底层成员想要爬上中产地位，其壁垒到了难以逾越的地步。
朱镕基任上系列政策，对于阶级流动壁垒形成作出贡献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个方面：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过剩的大学扩招、加入WTO之后的产业分工和就业结构。
加入WTO之后，中国以更高的速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固定在加工装配的末端，产业链和相关的价值链分配中间，中国获得补充水平下降。加以国家市场以空前的速度对外开放，同时搭配对本土资本的歧视性政策，较快地造就了外资在本土市场上的优越地位。前者使得中国中高端就业市场岗位需求不振，后者意味着中高端管理和技术岗位不对本土就业开放的企业份额增加，合计的后果是与工业化进程相比较，缺乏真正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
房地产三头同盟的形成，肇源于朱镕基的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须要在炒高地价之后，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是高房价三头同盟的起点。也是在朱镕基任上，出台相关政策要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结果是出台政策禁止单位福利分房和自建住房。在大革命年代曾经有过“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在朱镕基任上，出现了“一切级差地租都必须经过地产商之手”的系列配套改革；其中的两大要点是：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需要追逐炒高级差地租的目标，同时禁绝单位自建房和福利分房。
而大学扩招之后，一方面带来整个社会的教育成本极高地拉升，同时，等待在中高端就业市场上竞争就业机会的候补人群数量空前增加，结果，极大地恶化了供求关系，得益于中高端就业市场上的恶性竞争，非常迅速地把白领职位的工资成本压低到农民工水平。
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巨大不同在于：大学生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往往倾向于斩断自身与农村的联系，也就是说，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区别在于“无产化”和“半无产化”的区别。一个大学生通常想要通过个人奋斗，去抹平“无产化”和“半无产化”之间的高成本，这不说不可能，至少成功率不太高。
对于那些农村大学生而言，不仅大学教育费用成为一种难于收回的过度投资，而且还要完成自身赋予自己的“无产化”任务，王博士看到农村“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着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着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之中。”
三、诡异的农村婚姻市场和人情往来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把经济学的规则用于分析一切人类活动，连婚姻和家庭也纳入其中，这种趋势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不过，某种程度上，供求关系确实有着重要作用。
在1970年代末期开始，掌权的邓小平实施极端的“一胎化”政策，导致更多持有“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思想的农村居民的对策性变化：想尽一切办法生养一个儿子而不是女儿。虽然医疗卫生部门严厉禁止胎儿性别鉴定业务，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份殷切需求总能够找到其供应商，综合后果是清楚的：许多农村县份婴幼儿性别比高达120以上，这意味着每一百个女婴对应着120个以上的男婴。
男女比例的失衡，肯定要影响到婚姻机会和谈判条件，女方家庭可以借此索要更多的彩礼，或者直接地为女儿找一个更为富裕的对象，这些“理性的算计”现在比以前有了更为切实的可能性。相应地，一个男青年想要获得结婚机会，也就需要准备更多的财富基础。早两年老田回家，闲谈中间叔父感叹“人情赶不起”“负担重”，他举例说村里某家儿子结婚，其女婿家送“份子钱”高达两万元，这个越来越重的“人情债”，也内在地与男女比例失调的婚姻市场状况，勾连在一起。
贺雪峰教授有着多年的农村调查经验，他发现在乡村“人情往来”中间，那些处于政治和经济上层的家庭，较为热衷于兴办各种“夸富”性质的面子竞争事务，这些有关面子竞争的“夸富”现象，能够实现一个功能性的作用：把乡村居民划分为“有面子”和“无面子”的两个不同群体。换言之，乡村的“人情债”越来越超过多数人的收入水平，目的是为了维持一个隐形的社会分层功能，把少数上等人从大多数人中间区分出来，并接受相应的舆论和声誉好评，那些获得中差评的家庭就相应地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上。在面子竞争中间，其对于社会分层的功能性作用，决定了多数人的努力永远低于期望水平，这是一种其持久作用的内部推力，让那些乡村劳动者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往返乡村和城市中间，即便是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已经达到，也停不下来，永远也望不到出头之日。
王博士指出：“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市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需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要小。”“只要是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经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的话，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的时候，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当然，与体力劳动者岗位遭遇到经济和政治社会三个方面的剥夺一样，挣脱底层的愿望一样会在婚姻市场上起作用，在畸形的男女性别比基础上的畸形婚姻市场上，底层的婚姻机会和稳定性都将要接受严酷的挑战，这对于男性而言是一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与普通民众倾家荡产送子女上大学的愿望一样，希冀通过婚姻来改变阶层身份的努力会空前强烈，由此，社会上层男性成员的婚姻机会（或者更直接地说“性资源”），则处于求大于供的“买方市场”状况。
对于底层社会男性成员而言，争取一个结婚机会，就如同爬上社会上层目标一样艰难，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并牺牲自己所珍视的各种社会价值，就是绝对必须的了。必须抛弃家庭、离开家乡去城市挣更多的钱，这已经成为廉价劳动力再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四、费孝通“苏南模式”预言的破产
乡镇企业的繁荣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激发了费孝通老先生的学术想象力，他看到了超越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新途径，高度点赞那种“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进程，希冀有可能走出“早年西方的工业化那样形成工农矛盾和城乡对立”，他说“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兴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 （P299）
费孝通原来指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乡镇企业私有化过程的完成，结果烟消云散了。而残留的华西村这样的“另类实践”，则是抵制了这个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过程的结果，因而依然能够为本村村民提供就业、福利和可观收入。在华西村之外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去外地打工成为社会底层，而农村的土地被大量抛荒，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还有必不可少的阶级对立，就这样更大规模地回来了。
相对价格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市场中间引导人力、物力和资本和流向，这三种生产要素都在市场中间追逐更高的收益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农村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不断地转向“非农部门”利用的过程。温铁军教授长期提醒学界注意：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人财物的一般流向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
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既有外部高收入的吸引，也有内部高支出的压迫，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一个农村劳动力的择业方向。追逐城市和工商业中间更高的劳动报酬而离开农村，这可以称之为“外部拉力”起作用的机制；而因为日益高增的最低支出的压力，而不得不离开农村和农业，则可以称之为“内部推力”机制。
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出于对“拉力”的响应，而离开农村和农业；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更多地是出于对“推力”的响应而离开农村的。相比较而言，第二代农民工与乡土的联系更为松弛，也较少响应农村的传统。
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长大，在农村和农业中间完成自己从生物个体成长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乡土传统和价值是内在于其心灵深处的。而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则更少受这些“乡土传统”的羁襻。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在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的时候见一次，平均下来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要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改造社会的力量和后果，他在《共产党宣言》中间说：“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卡尔·波兰尼在那本著名的《大转型》中间说，资本主义把土地、货币和劳动者都改造成为商品，让这些范畴按照其价值形态在市场上得到评估和使用，但从根本上损害了这三者的“使用价值”，预言（或者说期待）将会有“对冲运动”来反抗这种有害的商品化趋势，保卫社会或者人本身。
对于“对冲运动”的期待，恐怕不容乐观。人为了生存需要一些资源，这个方面有其上限，农村地区一个月一两千块的工资，确实就能够满足；但是，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间，如面子竞争那样的社会性需要也是经常存在的，这个“非必需品”的获取则是永远高出大多数人奋斗上限的，王博士的同学们说愿意回家乡并接受低工资的工作，这只能是说说而已：“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人们珍视亲情，想要和亲人团聚的愿望，始终被无节制的竞争压制着，无法成为行动的动机，这才是更为真实的现实，是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社会链条。应该说，在人均收入上升、基本生存需要普遍满足之后的阶段，劳动力再生产链条中间，“非必需品”竞争需要对于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维持作用，更为显著。
资本社会要求人们成为合格的雇佣劳动者，要永远地追逐实现不了的高收入目标，无限制地把自己保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任凭挑选，为此不得不付出内心很珍视的亲情和其他一切无法转换为货币收入的东西，王博士感叹：“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实质性的情感需要和人际交往，反而少了，而形式上的“人情债”往还，反而多起来，这很接近于那种没有收益的投入，很有可能，将来某一天，我们所珍视的乡土传统就是这样绝灭的。
一种实质性的情感交流反而是在例外场合出现的，王博士文章说：“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的时候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而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春节过完了，那些“半无产化”或者“无产化”的乡村劳动力，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又该上路了。
（引文均见王磊光新浪博客：《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究竟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