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取决于什么？

　　　　　　　　　　民主取决于什么？

　　　　　　　　　　1996年12月

〔一〕、基本理论

传统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经济是基础，而民主则是政治上层建筑，由经济发展产生民主，而民主则由经济基础决定。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理论。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古希腊，古罗马，也不能解释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任何现代机器生产的条件下，产生的美国民主制，以及经济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美国十倍百倍的当代专制制度。这种理论还错误地认为民主是原始社会自发产生的东西。它对民主随后发展的解释，也极其混乱。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则污蔑、贬低和攻击民主，赞扬专政，赞扬专政制度即专制制度，这是一种反动的“主义”。

事实上，专制（专政）、暴政、暴力、战争等等，都是人类自身野蛮的产物。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等等，则是人类在长期发展中努力奋斗才争得的东西，是人类自身进步和文明的产物。民主不可能在原始社会自发产生。各民族的传说，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说中，史前原始社会都是王政时期。看一下与人类原始状态比较接近的一些猿类猴类“社会”的状况，都是以力相搏，胜者为王，这种传说大约是不会错的。可以想象，人类与原始动物社会愈接近，与猿猴的社会状况估计也会愈接近。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但无论如何，原始社会不会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断言的那样，是原始的民主制度。

正像历史记载和当代学者研究所证明的那样，民主首先是由古希腊人民在长期曲折的奋斗中创造出来的。古希腊人民推翻王政及其后的寡头专制，又在殖民地创造出特殊的城邦制度，这种特殊城邦制度又搬回到希腊，又经过长期奋斗，才创造出城邦民主制。伟大英勇崇尚自由的希腊人民，创造了人类古代史上光辉灿烂的一刻，为人类留下了无可估量的伟大遗产和财富。现代民主，正是在希腊人民所创造的伟大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希腊民主，就不会有现代民主。民主制度只能在类似古希腊这样的条件，并且在特殊情况下产生。在希腊之外的其它许多地方，像中国，印度等等，没有类似条件，就不可能自发产生民主制度，即使经过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也不可能自发产生。而且即使在西方，人们也不可能凭空想出民主制度，即使想出来了，也不可能让没有先例和经验的社会去实行。人类的动物本性也限制着人们，除非有与古希腊类似的非常特殊的情况，才可能突破这种本性，产生民主制度。否则就没有可能。因此，西方现代民主制，只能学习古希腊的民主制而产生。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贡献之一。而其它地方的民主制度，则只能学习西方和古希腊。如果没有古希腊，人类的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古希腊的民主制带有它的严重的弱点，还是不成熟的。由于当时的希腊人，不可能完全摆脱他们刚刚脱离的原始社会中原始野蛮的习性，因而其民主赖以建立的基础――人权，自由和平等，还是很原始的，与现代人权、自由、平等存在极大的差别。而且古希腊存在奴隶制度，奴隶没有人权；而自由人中，非公民则没有民主权利；在实行民主（多数）原则的时候，还没有少数原则作补充，很少考虑保护少数的原则，由此产生苏格拉底被杀之类的多数暴政事件。所有这些造成了城邦内部的许多争斗。同时，又由于交通通讯限制，希腊分割为城邦，民主制只能限于城邦范围。而城邦之间，纠纷和战争不断，这也是人类动物野蛮性的表现之一。这些情况，大大削弱了希腊民主力量及希腊的国力。希腊民主的火炬很快在外族入侵和内部演变中熄灭了。此后，除了古罗马的一些时期及少数共和制城市外，古代社会被专制所主宰。而古罗马的共和制，也是受古希腊殖民地影响，由同样是城国的古罗马，从古希腊学来的。而其后主宰社会的野蛮专制，尤以蛮族入侵为甚。蛮族入侵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牵强附会地断定的那样，造成历史的大进步，相反，从总体上说，它造成历史的大退步，退到黑暗的中世纪。及到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才又重新点燃人道、人性、人权、自由和民主的火炬。中国一些盲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仿效马克思，恩格斯对蛮族入侵的评价，竟然把五胡乱华、元、满入侵等对中国明显的大破坏、大倒退，说成是大进步，荒谬可笑到这样的程度，真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

那么，自由、民主和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从总体上说，自由民主不是经济的上层建筑，恰恰相反，自由、民主（或专制）正是经济发展（或停滞）的社会基础。而经济，也恰恰不是基础，而是由科学技术（科技基础），和自由（社会基础），民主或专制（政治基础），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英国革命为英国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创造了社会基础，其中包括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社会自由的基础及其它。在这些基础上，尤其在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的基础上，英国革命几十年之后，产生了牛顿力学。牛顿力学的产生，又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经过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又为工业革命进一步奠定了应用科学和技术基础。然后，在牛顿力学之后将近一个世纪，英国革命之后将近一个半世纪，开始了英国（以至全世界）的工业革命。历史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地写着的，它决不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闭着眼胡说八道的那样，是颠倒的，相反的过程。

这种历史顺序，也正是它们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顺序。

根据本人研究，自由和民主对经济及社会有以下作用：

一、各个领域的自由，对各个领域的进步有决定作用；而社会总的自由程度，则对社会总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思想自由对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决定作用，学术自由对于学术繁荣，艺术自由对于艺术繁荣，都有决定作用，而科学技术自由及经济自由，则对经济发展有决定作用，政治自由则对政治，对民主有决定作用。因此，民主以政治自由为先决条件，为基础。就经济方面说来，改革开放以前，中共折腾了三十年，由于经济自由被取消，结果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多次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五八至六一年大跃进后，经济事实上的崩溃，导致数千万人饿死，但由于经济并非政治的基础，所以政治上并未造成崩溃。如果经济是基础，基础崩溃，上层必然倒塌。相反，经济崩溃恰恰由于政治专制而造成。当建筑在专制政治之上的经济崩溃的瓦砾覆盖在专制政治之上时，甚至对专制政治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些年北韩的情况也是同样。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即自由，也即解除束缚）。一个人，如果手脚和全身都被捆绑，嘴被封住，不能动弹，那他什么也做不成。奴隶在被锁链锁住、限制住的范围内有一定自由，则他只能在这一范围有所作为和创造。总之，只有在自由的范围内，人才能有所作为，在被束缚的范围内，人不可能有作为。这些，都是极为浅显的道理。

二、民主，作为政治范畴的民主，本来意义上的民主，与私营经济之间，并无直接的决定或被决定的关系，只有相互影响。私营企业一般实行的是企业主经济专制，与民主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东西。把私有制说成是民主的基础是可笑的。至于广义的、非本来意义的民主，普通的管理范畴意义上的民主，如企业内部管理中的民主或专制等，与经济自由一起，对经济有决定作用。但可惜，保证企业效率的，往往是企业主专制，而不是民主。

但本来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民主，虽然对私营经济并无决定作用，但对国家，从而对国营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如税收、金融、经济政策、经济规划，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指挥，以及其它经济干预，如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国有化、私有化等等，都有着决定作用。另外，古代的专制，帝制等等，对劳役制度等等有决定作用，如秦始皇和隋炀帝的例子，这是政治，包括民主和专制，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例子。中共建政后，取消经济自由，破坏中国经济，以及相反，改革开放给予一定的经济自由，迅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是政治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典型例子。并且，被马克思主义视为强大的，对政治有决定作用的所谓“经济基础”，毛泽东或邓小平一声令下，立刻改变，它们的“决定作用”毫无意义，接近于零。倒是政治命令立刻起了强大的决定作用。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一再说过，不解决民主问题，国营经济是搞不好的，除非把它变成私营经济，理由就在这里。不过，为了搞好实行国营经济而必须采用的民主制度问题，即使在欧洲，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所以那里的国营经济虽然比中国要好得多，但仍然没有搞好，比不上私营。

〔二〕、民主的决定因素和非决定因素

民主既然不是取决于经济，相反，它与自由一起，对科技及经济起决定作用，那么，它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根据本人的研究，民主、政治民主由以下因素决定：

一、社会自由化的发展程度，尤其是政治自由的发展程度。其中包括思想自由，尤其是政治思想及言论的自由，这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没有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没有讨论和探讨，以及批评和评论政治及政府的自由，政治民主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自由的民主是假民主。

从总体上说，政治民主是社会和政治自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自由，不仅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不仅是实现民主的最根本手段，（尤其是政治自由，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根本手段，）而且也是民主的根本目的。民主对于自由和人权而言，乃是一种手段，是用以保护自由和人权的手段。当然，自由也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自由化”，“化”得越彻底，越好，反自由化就是反全人类，尤其是反对人类的未来，就是做人类公敌。只有极端的权威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才公然反对自由化。

二、在自由化的基础上，在自由化的先决条件下，民主本身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本人的研究表明，它取决于：

1、人的认识水平及由认识水平决定的实现民主的手段、方法；民主的传统、习惯、经验等等。这是人的主观精神因素。

2、交通、通讯、统计、交流水平，及其与民主实行的范围和要求相适应的程度，这是客观因素。当然，这里所谓客观因素，乃是就民主这一范畴而言，就整个人类而言，这些客观因素仍然属于整个人类的主观范围，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都是由人类主观智力创造出来的，是主观智力及其物化形态，其物化形态是主观智力的物质附属物。只有影响交通通讯的自然地理要素等等，才是人的主观因素之外的客观因素，但它只在古希腊等古代才有重要意义，在独立初的美国也有相当大的意义，但在当代，它对民主的影响已显得相当小，所以我们这里不把它列为单独一项因素。详细一点说，它们又具体分为以下因素：

（A）、就精神和主观因素说，它分为：

1、人自身的发展程度，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发展程度，包括教育程度；

2、人的认识水平，包括全社会及全体人民的认识水平，尤其是领袖人物的认识水平，以及它们交互作用的总体；

3、传统和习俗的影响；

4、民主的经验和教训；

5、政府、政治和法律的发展程度；

6、已找到的实行民主的方法、手段及普及程度，例如选举制、普选制、代议制、议会民主、民意测验，协商谈判方法及其运用程度，表决方法，抽样表决，代表表决，全民公决等等，其它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各种方法，以及统计方法等等。

（B）、就客观因素来说，它又包括：

1、交通、通讯设备，如步行、马车、汽车、轮船、飞机、邮电、电讯、无线电，电脑网络等等。

2、传播交流手段：如直接的语言交流，演讲、广播、电话、电视、报纸、电子媒体、其它公共传媒等等。

3、与统计手段相适应的统计方法，统计设备、计算机、电脑及其它等等。

以上讲的是对民主及其形式有决定作用的决定因素。因为讲民主取决于什么的问题，所以对众多非决定因素一般不作论述。这里只举例讲一下两个重要的非决定因素。一个是居民的构成情况。包括民族构成、公民、自由民、非自由民，奴隶、农奴构成，居民的语言构成，富人和穷人的构成等等。构成单一的地方，平等和民主的实行相对比较容易；构成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则相反困难和复杂一些。这对古代希腊、古罗马和当代各国，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是人们说得很多的经济因素，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对民主资金的提供，居民从事政治问题时间的提供等，起重要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解释许多历史现象。如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代和当代的许多民主和专制现象。以古希腊为例，古希腊人民在特定条件下，经过特定的复杂历史，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创造出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包括城邦公民大会的直接民主制，元老院代议制，委任执政官等间接民主制。但由于交通、通讯的限制，这种民主制，限制在城邦范围。城邦的范围，一般在距中心城市一日左右的路程范围内。同时，像现代民主制的许多民主方法和形式，希腊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创造出来。还有人权和自由，把人视作非人的反人权的奴隶制、原始部落血缘制度的残馀，由这种原始血缘制度产生的贵族制度的残馀等等，都造成了古希腊民主的特有特点。在古罗马，由于希腊传来的制度及希腊的影响，逐步消灭王政及寡头政体，建立城邦共和制。但这种共和制以后又为寡头专制和帝制所取代，之所以产生这种取代，是因为：

1、由于领土的不断扩大，远超过城邦，因交通、通讯、交流条件的限制，使广大领土内的民主制共和制成为不可能，

2、伴随着领土扩大、罗马公民、意大利人，外乡人、罗马殖民地、被统治民族，还有罗马的奴隶制（奴隶制以不断的对外战争，掠夺贩卖奴隶的周边环境及奴隶市场的存在为前提），被剥夺人权的奴隶，所有这些差别造成的矛盾，又大大加速了罗马共和制的覆灭。

罗马人在广阔的范围内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而不是分封的世界性大国，这是由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是由罗马城国不断扩张而产生这一原因所造成的。而在东方，在中国及亚洲广大地区，情况与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由于广阔的平川，使中国不可能形成由半岛和岛屿组成的古希腊那样的城国，虽然中国很早就有了城，并且城也与“国”有一定联系。多山的半岛和岛屿等地理条件，是希腊产生分散城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古罗马城国则是由于希腊的影响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等等产生的。而原始社会部落林立的状况，在中国广阔平川条件下，必须形成广泛的部落联盟，才能自保。而部落林立的状况本身，则演变成分封制，造成万国林立的状况。及到周初还搞大封建，分封“立国三千”。但这种“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独立性很强的城国，它们的独立性要小得多，并且很快形成凌驾于部落及分封的封国之上的“帝”、“皇”及“王”（三皇五帝及夏商周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权力相当大的“皇”、“帝”、“王”的存在，更不允许有希腊那样完全独立的城邦，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战争频仍，通过征服，或者结盟，或者驱赶，如把苗、九黎等从中原驱赶至西南等等做法，很快在中国建立起以炎黄联盟为主的，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华夏民族的联盟国家或准国家。

这里说的华夏民族，是当时的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关于民族的观念及民族是资本主义产物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民族，首先是血缘和生活的共同体，其次是地域、文化、意识、语言、习俗的共同体。第三、是生产和经济共同体。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共同体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不可能建立像古希腊那样的城邦民主制，古罗马那样的共和制。领土广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一直迟至战国时期。至秦皇朝而成为全国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这里的“封建”两字，乃是根据习惯说法，其实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恰恰是在消灭了分封，即本来意义上的封建而建立起来的。

另外，中国也不像古希腊，有大量的殖民地，当然也不可能像希腊那样，在殖民地建立起城邦，再把殖民式的城邦制度搬回本土。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战争以对内，对同种族同民族的人为主，没有古希腊古罗马那样不断的对外，尤其是对蛮族的战争，以及殖民、奴隶掠夺的周边环境，尤其对斯拉夫等蛮族的奴隶掠夺，（奴隶和斯拉夫，在西方，迄今仍然是同音同根词，）及发达的奴隶市场，所以奴隶制一直很不发达，并没有像郭沫若牵强解释的那样，成为奴隶制占主体地位的奴隶社会。一般来说，中国的奴隶制度在历史上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制度的主体。郭老先生的结论，乃是一些学者盲从马克思主义，或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结果。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家学把古希腊古罗马当作世界历史的通例，而把亚细亚形式（马克思错误地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特例。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亚细亚”形式，及类亚细亚形式，倒是通例，包括取代古希腊古罗马的蛮族（东西欧大多数民族），而古希腊古罗马倒是特例。

在其后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也走了完会不同的路。除了后来五胡乱华，和元、满入侵等外族入侵时期以外，一般中国社会呈现的是一直向前的，但却是相当缓慢的发展态势。在国体上也由分封制走向集权制，（毛泽东关于国体政体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但由于儒学的专制及中国社会及环境的封闭，和由此导致的保守倾向，中国社会向前的趋势极为缓慢，基本上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表现为一超稳系统。而在欧洲，却表现为历史上的大起大落，由中央集权的文明的古罗马，在蛮族入侵后，倒退为野蛮的和分封制的黑暗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又恢复古代光辉、迅速发展，这当然也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历史遗产所起的巨大作用。一九七三年，我在批驳四人帮，杨荣国及其它一些人在这些问题（崇法批儒，中央集权和分封的关系，秦皇朝覆灭的原因等等问题）上的谬误时，曾阐述过有关观点。过去人们到处寻找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相比，长期停滞的原因，始终找不到。其实，摆脱马克思主义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它思想的束缚，许多原因还是相当明显的。例如上面说到的，由于保守儒家学说统治的大一统的专制社会缺少活力等等原因。

所以，把中世纪称为封建社会，乃是根据欧洲社会的特点，中国社会使用这一名称，其实也是盲目搬用欧洲及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很不确切，中国的封建是在春秋以前的古代，而与欧洲中世纪时间上相当的，却并不实行分封（封建）制。当然，由于：“封建社会”这一名称长期使用，从某种约定俗成的角度，已不是指封建的本义，而是指特定的官本位权力异化的社会形态。所以我们仍然沿用过去习惯，把战国以后及至清以前已不实行分封的，或至少封建已成为次要形式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今后的学者们可以考虑一个更为合适的名称，以避免混乱。

从以上关于民主取决于什么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人民在当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在交通通讯很不发达，没有火车、汽车、飞机、电话、电报、无线电，没有现代机器的情况下，在广阔的东部十三洲的土地上，建立起统一的联邦制（非城邦式）的民主制国家，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创举！可以看到，伟大的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富兰克林、华盛顿、杰佛逊等等把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怎样光辉的极限！在这一点上，只有伟大的古希腊人才可与他们相比。

〔三〕、对一些错误理论的批判

在这里，我们再简单评说一下国人在民主问题上的一些谬误。

多少年来，中共当局一直批判自由化、民主化，反对多党制、民主制，主张专政（专制）。毛泽东及中共当局用各种方式批判、攻击和反对民主，把民主和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例如，把民主和可怜的言论自由，把民主和开明专制式的听取不同意见，把民主和无政府主义，把民主和说服教育（一种温和专制的，非暴力的教育方式）混淆起来，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称为一对矛盾。其实民主和专制都是集中的不同方式，属于集中的范畴。集中的对立面不是民主，而是分散，或者自由。集中和分散两个概念，并无褒义贬义或者高下之分。而民主的对立面不是集中，却是专制。这两个概念在目前人们的头脑中却有褒义和贬义之分。毛泽东和中共当局上面这样的划分，把民主变成集中的对立面，即分散，而集中则和专制混起来。从而以专政（专制），或以集中来反对和否定民主，把民主攻击为极端民主化，而“极端民主化”究竟是什么东西？从来也不说清楚，极端民主化这个怪物名称，由于其非科学性，当然也不可能有清楚的含义，因此更可以用来反对民主。此外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等等。总之，他们把什么都搅成混乱之极的一锅粥，其目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他们尤其反对多党制，因为正像我在一九七三年《反对特权》的文章中，最后一节指出的那样，政党问题是现代民主制的核心问题。所以，这直接关系到中共一党私利及其私天下能否保持的问题。

而现在，在私下场合，中共一些人也承认民主制，多党制是要搞的。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他们又说，目前还不到时候，条件还不成熟，中国老百姓的觉悟不够。我在批驳这一谬论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实行民主制的条件，比美国实行民主制时，进步了一百陪。美国实行民主制时，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交通通信工具，没有现代工业。全国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文盲比例比我们现在高，老百姓的民主要求更比现在中国人弱得多，觉悟低得多，当时还有很多美国人，包括国会议员倾向于实行君主制。华盛顿就以其伟大的民主精神拒绝了要他当“护国主”的君主制要求，这与满清灭亡以来中国许多领导人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在美国这样广阔的国家，建立民主制，人类还从无先例和经验，需要敢于摸索首创的伟大气魄，而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美国之所以能建立民主制度，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得力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富兰克林、杰佛逊、华盛顿等美国伟大的先贤，得力于他们的民主主张和实际决策。而现在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几乎全体老百姓，连偏僻的贫穷山区，都向往民主。只有中国领导人反对民主。怕民主出乱子，也是没有道理的。局部的小乱子，如暴力、骚动、买选票、黑社会和蛮横家族的把持等等，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避免大乱子。而不实行民主或推迟实行民主，在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民主的条件下，必会出大乱子。事实上，正是由于实行民主客观条件的“过熟”，而不是“不足”，“不熟”，使一些共产党人望而生畏，不敢实行民主，因为他们害怕实行民主之后会受到可能的惩罚，因为全国老百姓已是满腔怒火和憎恨。他们认为实行民主制的合适时间已经错过，实行民主制会掉脑袋。有的民运人士很可笑，说这很好办，我们保证他们不受惩罚就是了！这真是自大到极点！你的保证有屁用！一文不值而已！谁有这个能力保证！谁又相信这个保证！

除了中共的理论之外，还有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和新儒家理论。在经过本文上面许多分析以后，对这两种新专制主义理论的许多批评，已不再必要。我们只是简单指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专制理论，他们企图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情况下实行新权威主义，实在是一种倒退，因为实行新权威主义以使社会得到发展的客观基础，即东亚“封建”（权力异化）传统较浓的、家长制式的社会和谐，在大陆社会已不复存在，新权威主义已不可能成为大陆社会的推动力量。至于新儒家，其中一部分并不完全是专制主义者，而是企图把民主塞进儒家外衣之中。但作为儒学，虽然其中也有可取之处，尤其在道德等等某些问题上，但其本身，无论如何是一种专制主义理论。新儒家的许多说法，牵强附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谈。

目前流行的，影响和危害较大的一种谬误，乃是流行于一部分民运人士和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生产力、经济发展、尤其是“中产阶级”，将决定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唯物主义和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变种之一，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神话，乃是无视中国现实的天方夜谭的奇谈。事实上，目前中国能够符合过去主张这一理论的朋友们定义的那些“中产阶级”标准的，是暴发户等一些人，据本人和朋友们调查，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唯一容忍甚至支持专制的社会力量（除专制主义本身外）。而且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一般是维持和稳定现状的力量，而不是改变现状的力量。这种理论把知识分子列为中产阶级是荒谬的。因为一般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产”，更没有“中产”，只有知识。而知识决不是物质资产，否则“中产阶级”理论赖以建立的经济唯物主义及以物质资产划分阶级的理论便不存在了。“中产阶级”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发展必然导致民主，我们认为不一定。希特勒德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导致民主，却导致法西斯专制，就是例子。古希腊民主，美国独立时的民主，和相反，经济远比古希腊及美国独立时发达的当代专制，更是历史的事实和证据。经济发展与民主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有联系，则是相反的，是民主对国营经济及国家对经济干预问题上的决定作用。我们这里再次强调，民主决不可能由经济发展必然产生。民主必须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人权、自由、人的主观认识的提高，必须由人经过斗争主观地建立起来。经济再发展，没有人的认识及主观努力，民主还是建立不起来。而经济落后如古希腊或美国独立时状况，经过人的共同努力，仍然可以建立起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乃是一种决定论、宿命论式的单一发展的理论，人的作用至多只是“加速”、“减速”而已，方向和道路都是单一的。而我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乃是一种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结合，排除宿命论的、多元多线发展的理论，人的作用有可能会使历史呈现不同的方向和路线。我们不能躺在必然决定论上睡大觉，奋斗与不奋斗，历史的发展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我们必须有危机感，不能让中华民族被排除在历史的发展之外，更不能让中华民族为未来的历史所淘汰！我们必须克服自身弱点，吸取世界上先进的优秀的东西，让中华民族再度辉煌！

1996年12月写于南京光华门，这里发表，为节省

篇幅，作了部分删节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