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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对于旧中国社会的无情解剖与鞭挞，是永远值得我们追念与学习的。但鲁迅先生生前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当时并不为革命队伍内部所有人都能理解。有人说他只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说他只是“革命的追随者”，还有说“他的杂文不能入文苑”，说他写杂文是“浪费生命”。但鲁迅先生却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最崇拜的文化人物。
毛泽东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意义在于改造，他毕生精力都用于改造世界中去。他是旧时代的叛逆者，正是因为他的顽强不懈奋斗，象征着几千年的旧秩序在他及战友们手中崩溃。从而使得这个庞大、古老的龙的国度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即使取得政权之后，当他发现为之奋斗半生的人民解放许多时候还只是一个概念，还只不过仅停留在外在形式上与话语表述上，只不过又一定程度重复因袭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规律，而真正意义的人民解放还非常遥远。1966年，他带着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冒着与昔日战友决裂的可能，以自己穿透时空的睿智思考和无人能及的威望，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毅然是向传统秩序、传统思想和人们固有思维观念的宣战与挑战。
无论我们今天从什么角度看，也无论人们对他的评价如何，谁也不能否认的是，只有毛泽东，才是当之无愧的时代骄子、世纪伟人。他的名字连同他的影响，将会一直影响着他以后的世界，将会流传几代、几十代、甚至更远。
鲁迅与毛泽东，都是两位曾于中国社会打下深刻烙印的历史人物。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鲁迅与毛泽东，当下的中国社会又会是怎样的？最起码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史将会被改写了。然而，历史留下的遗憾是这两位对现代中国以至于未来世界打下如此深刻烙印的伟人与巨人，在其生前却仅是心灵沟通却未曾谋面。我们知道，毛泽东给予鲁迅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
后来曾有人这样评价：
“鲁迅以他不朽的作品，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
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因为鲁迅有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与透视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譬如1936年当托派的反动嘴脸还没有暴露之时，鲁迅就大胆指出其危险倾向。他能从现实和历史的联接点上发现今与古的联系，从而揭示现实现象的本质。他能从历史中跳出来，不为历史所驾驭而能自由地驾驭历史，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一般文学家和思想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第一，他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中国人从来没有取得做人的资格。他的《狂人日记》最先道破这种现象：中国人在被吃，只有做奴隶和做牛马的资格，所以中国人要讲民主，首先要争得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要争得做人的资格，而这就要推翻封建专制，推翻吃人的筵席。”
“第二，他发现了阿Q。……阿Q的形象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十分广阔，鲁迅把自己对民族性的深刻了解熔铸在这一形象之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恨假洋鬼子，阿Q的恨小尼姑，阿Q的革命，都是中国民族灵魂的典型表现。中国近代有不少思想家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都想唤起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窒息的中国的“死魂灵”，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象鲁迅那样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了解得那么深刻，达到那样成熟的深度。”
“第三，鲁迅发现了‘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最深刻的人生悲剧，是‘五四’以后一代觉醒者与奋斗者的悲剧。‘五四’时期，不少人提倡个性解放，这当然是进步的。但鲁迅想得更深，他看到中国社会旧势力的根底十分坚固，要前进一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社会的解放，个性也难以解放。”
近代史上，那些曾经同情革命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有的改道易辙，有的隐退，有的前进。但是，那些愿意前进的，往哪里前进呢？战友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这是愿意前进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大苦闷。当鲁迅找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因为鲁迅深信：“在你们（中国共产党——笔者注）身上，寄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
“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因为鲁迅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是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讲》）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认识鲁迅的革命精神：
一：“鲁迅对中国了解得透彻。当时的社会正是遍地黑暗，正是没有出路，而革命者正是要在黑暗中踏出光明，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鲁迅相信‘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真理。他不把希望作为一种偶像来感召自己，而是在艰苦得几乎没有希望的环境里自己创造希望。正因为鲁迅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才使得他在旧中国那样异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二：“他有着在战斗中智勇结合的深沉理性，这是韧性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形态。鲁迅看到中国旧的力量那么强大，单靠一鼓作气进行斗争就难免要碰壁，一碰壁难免灰心，一灰心难免半途而废。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必须用坚实的韧性来代替不坚实的‘气’才有希望。”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面对黑暗、腐朽的旧中国，鲁迅与毛泽东都表示出对社会的极度不满和抱有改造社会的坚强信念。所不同的是，“鲁迅在上海文坛举了10年进步文化的大旗，聚集了一支新文化大军。毛泽东从南方到北方钻了10年山沟，带出了一支‘武化’大军。”——陈晋《文人毛泽东》
正是由于这两支大军，奋斗道路有所不同，但珠联璧合，最紧密地结合起来，最终达到了改造社会的目的。如果说鲁迅发现了“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发现了有路可走的希望，所以，致毕生精力努力做着揭露黑暗与唤醒民众的工作。而毛泽东最终通过不懈奋斗把“有路可走”变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和战友们团结带领着日益觉悟的和被唤醒的中国人民，使得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人类世界的东方。
与历朝历代依靠造反成功得天下的统治者不同，毛泽东并没有因为眼前的胜利而停止改造中国的步伐。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倘若鲁迅不死，在毛泽东仍旧从事的新中国建国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鲁迅先生一定会与毛泽东心心相印、携手前进，共同书写改造社会与传统国民性的伟大篇章。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来到延安，在延安的经历使他深刻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从而得出希望正在冉冉升起的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历史关口，也才有针对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和认识的而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问世。在当年延安的黄土窑洞里，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有时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一面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有时毫不在乎地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当斯诺对此感到非常惊异之时，毛泽东对他说，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你就还没有了解中国。
在此，毛泽东的思维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把旧中国的黑暗和落后看做一件充满着嗜血的依附性虱子的脏衣服，而那些虱子就正是附着于人民身上的剥削者、压迫者和统治者。可以这样说，无论是鲁迅还是毛泽东，都是从事着暴露、清理、灭绝这些寄生于一个腐朽社会之肌体上的嗜血的依附性虱子的工作。
曾几何时，这些嗜血的具有强烈依附性、寄生性的虱子又回来了。非但是简单的回来，更还找到了继续存在嗜血的所谓生存理论，并且，在一种不遗余力的高压维稳态势保证下，还将持续做大做强……难怪是，鲁迅从中学语文教材中被驱逐了，毛泽东被否定和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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