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就要堂堂正正

做人就要堂堂正正

——兼与曹耀成先生谈谈心

 杨明远  

    曹耀成先生针对我的一些帖子，曾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表示了异议。由于以下的原因：

    1、我正在思考其他问题，无睱顾及。

    2、我认为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现象。有人能对自己的文章发表看法，是好事，是一种关心和帮助。网友的跟帖，我都会去看，兼听则明，可以帮助自己提高认识。我一直本着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评论，一般都不会去争论。因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尽在文章中，没必要再去重复。

    因此，对曹先生的质疑，沒有及时回应。趁春节有空，就与曹先生谈谈心吧。

    我看了曹先生的自我介绍，知道曹先生“以孔子为师”，是尊孔的。我是以毛泽东为师，是无限敬仰毛主席的。我们两个信仰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各异，产生分歧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对于曹先生为什么尊孔，自然有曹先生的理由，我不探讨，人各有志嘛。我只谈谈我为什么敬重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

我出生在旧中国，而且生活了十二年半。对比新中国，我觉得旧中国是依附于美国的，毛主席带领共产党人创建的新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就凭这一点，我就喜欢新中国，不喜欢旧中国，崇敬毛主席，热爱共产党。

曹先生是幸运的。因为曹先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幸上了大学，没有经历过失学的痛苦。我高小毕业就失学了，在社会上为讨生活，劳累了三年多，才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十五岁终于上了初中，十八岁初中毕业，进了中专，一年还没有念完，组织就选拔我进了师资培训班，十九岁时，毛主席、共产党就将我培养成了一名中等专业学校的人民教师。所以，我虽然出生在旧社会，也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我也是幸运的。

我这个人是知恩图报的。从此，我就拚命的学习，除了钻研业务外，主要是读毛主席写的书，同时努力的工作，总想着要尽量将本职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不久，就是我七十八岁的生日了。回顾我这一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52年以前是我接触社会的阶段；1952年至1966年是我茁壮成长的阶段；1966年至1981年是我接受考验，成熟的阶段；1981年以后是我从此安居乐业、获得收获的阶段。

我是幸运儿。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还是现在，我都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三十年给了我工作，给了我思想，给了我精神力量，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后三十年及其以后，我挤进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给了我安定的生活，给了我发挥才能的机会，给了我荣耀，给了我幸福的晚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又要怀念前三十年、歌颂前三十年呢？从国家来讲，沒有前三十年打下的政权基础、人和基础、经济基础，会有后面的经济“腾飞”吗？拿我个人来讲，如果沒有前三十年思想上的“既得利益”，还会有后三十年和现在的物质上的“既得利益”吗？这就叫：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掘井人。

1956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的上级领导，不是老红军就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干部，有将军级的，也有大校级的。所以我不仅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学到了毛泽东思想，也在现实中见到了学习的楷模，找到了学习的榜样。

我除了刻苦钻研业务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反复学习了《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矛盾论》和《实践论》。从此，我也牢牢记住了下面那些话。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小斧头能砍倒大树；勤能补拙，不断努力，自然会有成绩。”我获得了决心、信心与恒心，每次都会努力去排除万难，争取成功。

“专技基于博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此，我就博览群书，不耻下问，取长补短，不从众，对人、对事，也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捣鬼有术而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从所未有。”教导我一生坚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

“玩物丧志。”使我懂得了人的精力有限，只有放弃一些，才能集中精力将本职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最终得到的才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除了工作、学习，间或养养花，也就没有了其他的业余爱好。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我心中充满阳光，看到的社会都是美好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想不到我在学校第一个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出身贫农，变成了地主崽子，我含辛茹苦教育的学生，以及一贯要好的同事，却要整我了。

我清楚，整我，不是“文革”的大方向。在有人想整我的过程中，使书生气十足的我，在看到社会美好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与社会丑恶的一面。也更理解了毛主席在七十三岁高龄，还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那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上的丑恶。

由于我做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从不谋私利，每逢“有难”，都有贵人相助，皆能逢凶化吉。

1966年有人要拉我去游街示众的时候，身为学校“文革”小组成员的王显标老师带领文革组的学生，将我救了下来。

1969年当我下放农村后，正愁夫妻两地分居，有后顾之忧时，时任萍乡市文教办公室管人事的刘科长，主动帮忙将我妻子从内蒙古包头市调回了萍乡。后来又将我夫妇俩安排到一个单位工作。

由于我不会搞请客送礼这一套，有人说我不会做人。也因此遭遇过很多麻烦。

1971年市里将我妻子调来了我下放的麻山公社。结果，我妻子每个学期都被換一所小学，要搬一次家。有老师提醒我说，你想夫妻调一起是要送礼的。

1973年，市里将我夫妇俩同时调到市直学校腊市中学，麻山公社又不放我走了。找我谈话说：你不要走，照顾你夫妇俩，调到一个学校工作。我夫妇俩沒有听从麻山公社的安排，去了腊市中学。麻山公社管教育的领导，就不让我家办理粮油户口的迁移手续。好在工资是由市里直接拨款，麻山公社管不着。这样，人在腊市中学上班，每月却要跑到麻山公社去买粮油和其他供应物资。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两年。

1975年暑假。湘东区教育局刘春生局长找到我说：杨老师，将你夫妇俩调到湘东区最好的学校湘东中学去，区领导已经跟麻山公社领导讲好了，你去跟他们作个自我批评，粮油户口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样我夫妇俩就来到了湘东中学。后来，我才知道，是湘东中学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闹派性，区里将与校长闹不团结的副校长夫妇调腊市中学，而与我夫妇俩对调了一下。其实，这又为我夫妇俩在湘东中学的工作，埋下了不利的种子。

我夫妇俩来到湘东中学以后，首先被安排住在一间大教室里。校长很关心我们，说教室里蚊子多，还给我们送来了蚊香。反校长那派的一些人，就将我当成了眼中钉，以为我跟校长是一伙的。其实，我跟校长根本就不认识。这样就给我夫妇俩的教学工作，制造了很多麻烦，也增添了很多的困难。我向区教育局反映。刘局长跟我说：杨老师，你是煤炭系统下放的，除非回煤炭系统，不然是不会放你走的。

煤校我是不会回去的。因为“文革”期间，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那个干部，原来也是我的学生，已经是煤校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了。于是我到萍乡矿务局机关子弟中学（简称矿中）联系。1977年我夫妇俩调到了矿中。以为这下可以安生了，结果麻烦又来了。在矿中的领导班子里，也有一个“文革”期间想整我的人。工作上他找不到我夫妇俩什么茬子。在1979年评工资时，就做手脚了。民主评议三次，我妻子都榜上有名，最后被拿下来了。我妻子很委屈。1964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15年了，又有群众基础，为什么不让加工资？一气之下，妻子调离，去了萍乡市卫生学校工作。1987年评为高级讲师后，工资才与其他高级讲师持平。直到1995年退休。

我妻子调走后，矿中领导又拿我出气了，我也只好请调。1981年我来到了萍乡三中（简称三中），工作到1997年退休。

后来一些在农村中学与我共过事的老师，碰见我时常会说：杨老师，你真有本事，想走就可以走，想去哪儿，都有单位接收。其实，我哪有什么别的本事，只是因为认真读了毛主席的书，做到了堂堂正正做人，敬敬业业教书，勤勤恳恳工作而已。在正直的领导眼中，我是一个值得信赖、会干事的有用之人。

当时三中的校长刘维霞，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还有一位副校长叫易守文，他们都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管体育工作的副校长叫何晃，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们都为人正直，爱惜人才。我一到三中报到，何校长就找我谈话：杨老师，我们将你要来，是想将三中的体育工作搞上去。你来担任教研组长，原来的组长担任副组长，希望你团结全组，做出成绩来。

来到三中，我已经是快四十五岁的人了，作为体育教师，已不算年轻了。我二话没说，起好带头作用，团结全组老师，共同努力，三中的体育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2年获萍乡城区大中专、中学生广播操比赛第一名，江西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从此萍乡三中，不论是体育教学工作，群众体育工作，还是运动竞赛成绩，都进入了萍乡市普通中学的先进行列。

安居才利于乐业。1982年5月3日第九届亚洲女篮锦标赛决赛，中国女篮以1分之差惜败于南朝鲜后的深夜，我写了一篇球评，发表于5月21日《体育报》上，开始了我的写作和理论研究。

凭论文《试论学校体育中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我有幸参加了1987年12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即第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凭论文《深化学校体育改革浅见》，出席了1988年11月在湖南怀化市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体育的特点、地位、作用、目标及深化改革”专题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发言。

凭论文《中小学体育教学效益问题的探讨》，出席了1991年9月在辽宁省鞍山市召开的“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效益现场观摩暨研讨会”，并大会发言。

论文《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体育课的运动负荷》，在我国是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具有开创性。因此荣获江西省科协三等优秀论文证书。就是靠这一纸证书，我才破格评上了高级教师，我这个学历不高的人，1987年挤进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

发表在1986年第4期《学校体育》上的论文《关于学校体育目的问题的哲学思考》，在全国学校体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学校体育》杂志，为此展开了一年多的讨论与争鸣。

……

“人之初，性本善”。社会上的好人，总是占绝大多数的。堂堂正正做人的人，一般是不容易被人遗忘的。我自1964年参加完在南昌举行的全国丙级足球联赛的宣传工作以后，就从未与江西省体委竞赛处有过联系和接触。想不到，十年以后的1974年，我已下放农村六年，突然接到萍乡市体委转来江西省体委竞赛处，调我去福建省莆田参加全国少年田径分区赛的裁判工作的通知。我到省体委去开介绍信，竞赛处的王再芗老师，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算见到了一位老同志。江西省就我一个裁判名额，并交代我，运动会结束以后，还要回到省体委来汇报。我经福州来到莆田。莆田是盛产荔枝和龙眼的地方。运动会是八月下旬召开的，新鲜荔枝已经谢市，莆田政府为全体运动员、裁判员准备好了每人一斤冷藏的新鲜荔枝和一斤龙眼干。江西省的领队大倪对我说：你在农村很难吃到龙眼干，我这份就给你吧。这样我就有了两斤。运动会结束后我跟随江西省少年田径队绕道厦门，参观了陈嘉庚墓地、厦门大学，去了鼓浪屿，然后来到了南昌，向省体委竞赛处作了汇报。回到萍乡，有朋友问我，你送礼了没有，我说没有。朋友说，叫你去汇报，意思是要送礼，这是潜规则。我认为，送礼，是对对方人格的侮辱和不尊重，也是一种小人之见。我从来沒有给王老师送过礼，王老师仍然处处关怀我、帮助我。1981年通知我考上了田径一级裁判。1987年，我已经五十岁，还通知我到武汉体育学院参加国家体委组织的考试，我考上了田径国家级裁判。还多次调我担任省级的甚至国家级田径运动会的总裁判、副总裁判、裁判长等职务。

在我这一生中，有很多专家学者，关心过我，支持过我，帮助过我。其中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黄震教授，北京体育大学的赖天德教授、刘绍曾教授等等。担任过首都体育学院院长的毛振明教授，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曾写信给我，予以鼓励和鞭策。……

我的辛勤工作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1983年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工作者；1990年评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优秀会员；1992年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1993年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

1996年我从教40周年的时候，萍乡市体委结集出版了我公开发表的论文。

从1987年至1996年我是萍乡市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

拿当今时髦的话说，这就是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获得的“红利”。

我这一生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相信群众，相信党，堂堂正正做人。

我幸运地成长在毛泽东时代，那是个用人唯贤、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时代。如果处于当下这个市场起决定作用，言必称博士、硕士、专家、学者的时代，我这个进城农民工的子女，很可能还穿梭在城区的大街小巷，白天卖着鲜鸡蛋，晚上卖着茶叶蛋。

从受精卵开始，人的生命就进入了从胎儿、乳儿、婴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个生长、发育、成熟、衰老、衰退、死亡的过程。“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的这句诗中，是不包括年龄条件的。人都会老。年老了，仍然有用。我们要争取优雅地老。

近几天，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南方春雨绵绵，北方雪花飘飘。这使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仅以此文与曹先生及其他网友共勉。并向关心我、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5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