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3. 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们

考虑台湾问题我们也可以将新疆问题置于视野中。抗战期间，茅盾受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担任新疆文化学会会长。当时去新疆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后来牺牲在那里了。茅盾和赵丹属于死里逃生者。当年茅盾这些人把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成果介绍到新疆，很多维吾尔精英是非常认同的，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新文化。这对于新疆的中国认同有很大的作用。这里说的"中国认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的和日常生活范畴的价值，而不仅是族裔的或主权的概念。那时候新疆的精英不会觉得新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代表了真正进步的目标的文化，这也是维吾尔民族应该认同的文化。茅盾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情，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过程也是一笔贡献，可是没多少人记得他这些事，中国的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他们的贡献，现在谈得很少，一般的汉族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那做了什么，更不用说，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时候有哪些维吾尔精英分子也投身了这个运动。这不是一个汉人的运动，而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的古丽娜尔老师在讨论中，曾把现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个对比。现在许多当地年轻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较保守的教派和教义--回归，而精英阶层--无论是汉族、维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阶层--并不代表任何新的价值。的确，我们很难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中看到一种能够推动各族人民互助团结的文化运动，以及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文化价值。

茅盾在新疆做文化工作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创造文化政治。那么，有没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峡之间产生？这很重要。如果没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统，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制，就是武力威胁。文化政治并不等同于文化统战，统战通常以既定的目标和理念为前提，力图扩展其实践范围。文化政治的实质是构建理想，文化统战只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关心的是内容、是终极价值，而文化统战注重的是形式与战略。两者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若只有统战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无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产生理念的过程，并通过践行新的理念或更新旧的理念，修改旧的政治路径，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标不是为了创造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统派"，而是创造一种局势，这种局势能够唤起两岸人民的共同连带感，并由此带动超越僵化的社会关系（蓝/绿、外省人/本省人、中国/台湾）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会力量。这种文化政治不是对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确认，而是对这种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纪，真正促成社会团结的力量是一个代表着普遍的解放进程的新的文化运动。维吾尔精英分子穷其毕生心力翻译鲁迅的著作，使得鲁迅也成为维吾尔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学到什么呢？如果鲁迅的作品被定位为汉人的作品，鲁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为汉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为新政治了，而褪变成19世纪的旧政治了。茅盾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们只是代表汉人而不是代表一种进步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设想鲁迅会成为几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且是真诚地考虑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怎么产生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中军事斗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土地改革就是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不妨将台湾的情况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做个比较。国民政府对新疆持续推行中国化过程，包含着政治上对苏联的抵御。清代以来，俄国介入是新疆问题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很大，并与中国革命的浪潮相互呼应。对此，杨增新时期有抵抗，盛世才时期有抵抗，40年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有抵抗，他们的抵抗都诉诸中国化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是积极的、重要的主张，但在外部入侵问题解决之后，这个主张如果不与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结合，就可能被视为汉族中心论的主张。在反帝反侵略的语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权的条件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是政治性的，即内在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脱离了这一政治语境，若无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蜕变为去政治化的口号。

1949年后，中共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政治结构、宗教结构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从外面进去。1950年解放军进藏，没有触动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说是给他们"帮忙"，结果1959年爆发了危机。只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农会才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让普通农民或农奴通过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会进程，新中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这是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特点，但是它在创造政治能动性方面要成功得多，即通过翻身政治，创造出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认同跟随着土改过程而转变。创生新的政治主体并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对暴力的反思却不应遮盖政治创生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由于土地改革，中共政权由上至下地推动了一个由下而上的运动，两者汇合重构了西藏社会，奠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过程中，有政策失误，也有因干部水平和作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动摇藏人对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达赖、班禅联袂进京受到毛泽东接见（1954年）

为什么国民党会被认为是外来政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谓台湾人也都是在不同时期移民台湾的大陆人。即便在台湾语境中，从大陆去并不等于就是外来的。高金素梅从本土族裔的角度讥讽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点到了痛处。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刚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时，并没有人认为这是外来政权；1949年陈诚接任省主席，国民党退守台湾，也没有被认为是外来政权。那时日本战败与回归祖国还是叙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陈明忠的说法，台独第一波，牵头的是林献堂这些人，什么原因呢？他们代表的是台湾地主的利益。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自治运动中是偏右的，他们担心土地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相对于大陆的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赎买，暴力性很低，这是其好的一面，但赎买过程缺少台湾当地人民自主参与改革的能动性，也就缺少了从草根里面产生出的政治主体性。台湾土改没有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动员，认同的根基是浅的。这是不是就是"台独"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够，不能下结论。

经过内战、民族战争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动员所达到的深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帝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但这个进程没有结束，认同危机也并未过去。以清朝为例，第一代遗民还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遗民已经入仕了，反抗逐渐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认同问题大致解决，周边王朝也承认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说，三代过后就是中国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创造新认同方面的成就确实惊人，但它不持久的状况也是明摆着的。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70岁以上的老一代人认同中国，对现状担忧；50岁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骚满腹，大体上承认历史，但要求改变现状；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岁的一代，不但趋向于宗教认同，而且有些倾向于暴力。台湾的分离倾向上升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实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情况不同，但氛围是相互交叉的。

讨论两岸问题，离开新的政治论述是不可能的，仅仅靠着回到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提供了促进两岸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一种超越两党政治的认同政治也恰恰是在两党带动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这个模式已经难以重复。有人换一种想法，认为只要认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认同只是寻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斗争，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简单化了。中国政治保守派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还谈中国文化就可以，但他们不了解政治上"统派"的消失的含义是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在统一问题上，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而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我们"。这个"我们"并不限于台湾的"统派"，而是在两岸互动中产生的超越上述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两岸的政治谈判本身可以为深化交流提供机会和空间，但能够促进这一政治谈判的，恰恰是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统派"在台湾的式微与上述不对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台湾有政治动员，香港有政治动员，新疆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动员，西藏也同样孕育着某种政治动员，这些动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又常常与较为凝固的身份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是政治动员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动员的不同要素进行分析，并动态地观察，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明矛盾的构成及其转化，而不是将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设定为凝固的尺度，并作为政治动员的筹码。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是以稳定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不同于这些区域。很难一般地去褒贬这些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这种不对称：一种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换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种以取消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换取稳定。

两岸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促进思考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的。同样，我们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出现几次暴力恐怖事件，没多少人关心新疆问题；藏区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报道，此后就消歇了，也没什么触动。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一点小事网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谈到新疆、西藏问题似乎就是新闻中报道的那些烧车、杀人或"暴恐"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