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观奇教授在曼谷会议的发言稿
现在中国所搞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以政治上专制为特征的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无论是从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这都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经济形态、社会形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畸形的社会形态，因为它的封建性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苏联从十月革命算起，到1990年解体、剧变，一共七十多年。东欧卫星国，就更短了。中国，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在习近平任上，也将要七十多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从现在中国社会积累的严重矛盾看，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是值得深思的，特别是值得执政者深思的。
尽管我们说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但是，历史的规律到底会怎样展开，应该怎样驾驭历史规律，人们又常常会陷入盲目性。明明前面是悬崖，人们最终还是跳了下去。
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和77级之后的先生们不同，我是受马列毛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你们则更多是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如果从我的认识角度谈论一般理论问题，我们很难沟通，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是，面对反动的专制的政治统治，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可以在存异中求同。
中国的问题的要害是专制，一党专制。而对这一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这就是争取民主。我们叫社会主义民主，你们叫普世民主。有区别，又有共同点。这实际是一个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说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要害也不过是说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因此，我很赞成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而且，可以把共识表述得更具体一点。例如，可以提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求落实宪法第35条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款。
与此相联系，提出民间政治协商的模式，执政者与民间对话、沟通，也是重要的实现人民民主的形式。落实宪法第35条和政治协商二者是统一的，都是为了把人民的意愿、意志，通过执政者，变为实际推行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政策，以便发展真正的属于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事业。
对于一些历史问题，例如文革，毛主席的评价等等，最好回避，留给历史去做结论。这有利于团结。
感谢希哲、草庵居士先生为这次成功地召开民间政治协商座谈会所做的努力，并希望由此为起点，逐步发展为政府和民间进行政治协商的好形式。由于过去的人所共知的原因，政府和在座的有些先生发生对抗。但是历史总是发展变化的。消极因素是会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可以设想，执政者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政策宽容对待曾经的对抗者；而海外的政治流亡者，把握住爱国主义这个主线，和一切反共反华的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划清界线，绝不被试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的外部势力所利用，完全可以为推进中国政治建设、政体改革作出贡献。国共两党对抗几十年，都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善关系，大陆执政者和从大陆被迫流亡海外的先生们，怎么就不可以改变关系呢？政治协商就是改变关系的一座桥梁。
项观奇
201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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