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商人、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臣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千百万教派信徒，他们不愿依照东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　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且知道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么俄国的专制政权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 政府反对他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想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 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

　　但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 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他们自己只是“同情”斗争，至多也不过是对残暴的敌人那种镇压人民运动的残酷行为表示（在心里）“愤慨”罢了。他们是害怕革命行动的，只有在斗争的最后几分钟，当看清敌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转而采取革命的办法。这一点是历史经验教给我们的……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人人皆知的道理。

　　特权阶层中，只有一部分大学生表明决心要为实现自己的要求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部分大学生也是那些受压迫的公民的子弟，并且大学生都是在校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不管怎样，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起初，大学生试图使用从工人那里模仿来的 罢工手段进行斗争。可是，在政府对他们的罢课报之以野蛮的法令，规定把参加罢课的大学生征去当兵的时候，大学生就只剩下了一种斗争手段，即向俄国社会求援，并由罢课转向街头游行示威。大学生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 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俄国政府使用大批军警和宪兵来对不驯顺的公民进行残酷而毫无结果的斗争已经有两年之久了。

　　最近几天的事件显示，政治游行示威是不会失败的。12月初在哈尔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众的不满已经是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不满的公众已有决心从沉默的抗议转向革命的行动了。然而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对于广阔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一面旗帜，一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一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工人群 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接过来，在上面写上“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让人看到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 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撒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斯大林注：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条件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发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见勇敢的战士，就能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斗争，就能听到号召大家起来斗争的自由演说，就能听到揭露现存制度和暴露我国社会疮痍的战斗歌曲。因此，政府当局最害怕街头游行示威。所以它恐吓大家：不但要严惩示威者，而且要严惩“好奇者”。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今天的一个“好奇者”，明天就会作为一个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而这样的“好奇者”今天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是数以万计的。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象过去 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从前他们总是说：“说不定就会出乱子，可别把我也牵连进去，还是走开为妙。”），今天他们却赶忙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

　　在这种条件下，“好奇者”再不会漠不关心地听着皮鞭和马刀的挥舞声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挥舞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里是普通的“好奇者”，哪里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因此，尽管街头游行示威还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效果，尽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还很薄弱，不足以迫使政府立刻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可是今天我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牺牲，将来 会换得百倍的补偿。在斗争中牺牲的或我们阵营中被抓去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唤起成百成千的新战士。暂时我们在街头还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头搏斗中也还不 止一次要成为胜利者。但这将是“皮洛士式的胜利”[注5]。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专制制度的失败就必不可免了。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播下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政府也不亚于我们， 它深知街头鼓动对于它是死刑的判决；只要再过两三年，人民革命的幽灵就会出现在它的面前。前几天，政府通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省长宣布：它“甚至不惜采取 极端手段来消灭街头游行示威的最小尝试”。显然，这个声明带着子弹气味，可能还带着炮弹气味，但我们认为子弹是一种比皮鞭更能激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工具。我们并不认为，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就能长期制止政治鼓动，从而阻碍它的开展。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

　　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已经开始的新的街头运动，应当把俄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并把俄国民主主义引向大家所盼望的胜利！

　　这样，在我们 面前就开始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 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富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 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其实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无伤大体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 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 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斯大林注：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制度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是能 够站在整个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主义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受压迫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主义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载于1901年11—12月《斗争报》第2－3号

录自《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９—２５页

------------------

注释

（注1）土地和自由社　是秘密的民粹派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建立，最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社，1878年 改用此名。土地和自由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沙皇政府，取得土地和自由。但它错误地认为：俄国能够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农 民村社是这条道路的基础；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同时政府又对革 命者加紧迫害，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采取暗杀手段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一派（安·伊·热里雅鲍夫等人）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1879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注2）民意党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组织，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79年8月 建立。民意党人主张同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纲领包括有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 仰、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他们仍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摆脱民粹派 的基本思想，相信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通过农民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民意党人从“英雄”和“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 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后不久，民意党在沙皇政府打击下趋于瓦解。

（注3）《工人思想报》是俄国经济派的机关报。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

（注4）指1897年6月2日（公历14日）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1895—1896年彼得堡工人群众罢工的压力下通过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日班为十一个半小时，夜班为十小时（在这以前，工作日没有限制，甚至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但同时规定节假日一年为六十六天（比习惯上的节假日约减少了四分之一）。

（注5）皮洛士——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80年入意大利同罗马作战，两次获捷，但损失惨重。他曾说：“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谁也不能跟我回到伊庇鲁斯去了。”“皮洛士式的胜利”表示代价特大、得不偿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