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05txlr按：斯大林同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一文，写于1901年，是对当时俄国工人运动发展进程和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他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结合自己丰富的实际工作经历，深刻地揭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当年的俄国和今天的中国有很大区别，但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工人运动的基本发展规律也是同样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同志的这篇文章，对于正在进行广泛的、各种形式斗争的中国工人，无疑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忠告。

　　那么，斯大林同志的忠告主要有哪些？它们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下面，我们就一边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一边将其中的重要观点、重要论述标注成黑体字，以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需要注意的是，文章中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就是指当时已经宣布成立，但尚未形成统一整体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后来列宁、斯大林领导的俄共、苏共的前身，这同后来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两回事；其次，当时的俄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一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空想（无法实现的，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规律，从而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然性。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勇敢的、忘我的、忠诚实干的学者，他们曾力图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才能拯救人类，使之摆脱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和恶化的宿疾？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当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规律，而是脱离生活，好高骛远，其实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主义者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伯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忽视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主义者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用立法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而不要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现在连“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当时必须论证这个真理（这一点由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辉地完成了）以便为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今天好似一个难逃的劫运笼罩着欧洲资产阶级制度，威胁着这个制度，要消灭它，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和自由”社[注1]、民意党[注2]），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俄国社会民主党随即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觉悟还不高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摆脱自己的绝望境地，总想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觉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对其业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者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安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才。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党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利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1897-1898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党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党清清楚楚地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教会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而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尝试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么俄国工人在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尽全力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些思想的。它的力量就在于此，它一开始便有伟大的和胜利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1896年彼得堡各纺织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后一部分人也象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注3]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注4]所废除的节日。”（！！！）（斯大林注：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经济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俄国工人。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党某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譬如，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纳入现存制度并不困难，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和沙皇制度是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到来。

　　可见这些假“社会民主党人”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远大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个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1895—1897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为了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警察的残酷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警察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即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争取一戈比（按：旧俄最小面值的货币）的经济斗争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一次小小的普通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尝试，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尝试，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原来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1900年规模巨大的哈尔科夫五一游行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利用罢工进行经济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坚定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