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二）

举袖蔽日，疯言浪语

—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二）

李甲才

2015年1月6日--26日

资中筠狂妄自大，俨然教主的架势，道貌岸然的在高谈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中，把毒箭射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主义。在“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一)客观形势”中说什么“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再一次出现大变局”是把社会主义革命改变私有制社会性质，混淆成私有制社会的政权更迭，歪曲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

“政教合一的体制”带有刻毒的诬蔑，搞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此信仰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与西方天主“基督”和伊斯兰（比如伊朗）的政教合一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对中国历史无知到可笑的程度。读书人什么时间代表过“道统”？是孔孟、董仲舒，还是朱熹、“二程”司马光？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集团或者阶级。“性相近，习相远”，完成学业后“分化”到各阶层中。是附着在代表“道统”的统治集团皮上的毛。上列大儒都是服务于诸侯、皇帝周围。

“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的说法缺乏常识，也是对毛泽东(主义)思想的蔑视挑衅。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理论武器，领袖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典范，以排山倒海之力、秋风扫落叶之势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搞了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中，处在旁观者角色的许多人在学院里教书或读书，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当然不能在学院“而在中南海”的马列主义者那里。

梁漱溟、吴宓、钱穆、贺麟具备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素质？郭沫若、冯友兰、季羡林有资格？就是有些共产党人也不真懂马克思主义。王明、张国焘懂得马列主义的精髓？现在的“邓三科”是马克思主义？

“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把仇毛面目暴露无遗，多少反毛反社者无一不把毛主席坚决坚持社会主义不容置疑，攻击为封建皇帝借以贬损，反衬托出领袖的真诚情怀。“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和把毛主席以幽默风趣的格调说“感谢日本的侵略”歪曲成赞成日本侵略中国有何区别？

毛主席的革命理论里不是“少的”，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资中筠还是比那些赤裸裸的开口即 “宪政民主”，闭口“普世价值”的西化洋奴派含蓄得多，拐弯抹角到了这时才“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把“宪政”提出来，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风格上显得有铺垫的细腻。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人人都要“思想改造”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光是知识分子。什么“以一人是非为是非”？反右邓小平具体负责，国务院有周总理，大跃进刘少奇等处于第一线搞浮夸风，逼得毛主席亲自给生产队写公开信。文革中刘邓搞迫害师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写大字报予以谴责、否定。

“愚民政策臻于极致”，颠倒黑白，泼妇式的诽谤。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所有制改造，人民公社，社教文革都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创造性的把“四大”和罢工载入宪法。政治变成了人民性的，“思考的权利”从此不由少数人独掌，惹得资中筠鸣不平。真正愚民的是毛主席时代的以前以后。

旧中国读书识字是有权有钱人的世袭阵地，“文字产品”直接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的意识形态，渗透在有形的书籍和无形的思想生活习惯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的基本主线是“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取得“高官厚禄”，超然在工农之上，不然就认为读书无用。“读书人”受此类观念的潜移默化，在新社会中应该丢失自私的“思考能力和自信”，要把“骨气和浩然之气”趋向和人民划等号，形成“士林共识”。文革中有些改变，后又复原如初。

资文中有雷海宗、叶企荪等知名学者被打成右派，以此证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强加于人。现在真相大白，党内有分工，是邓小平搞扩大化所为。从宏观认识，不让以几千万革命先烈牺牲为代价诞生的新中国，在“轮流坐庄”的“大合唱”中垮台，是当时首要的政治选择。至于自觉不自觉进入合唱队伍的个人，如战胜800万国军一样，不强力打败就不能推翻蒋家王朝。在生死决战中无法区别其中的不是死心踏地者，这是政治法则决定的。

蒋介石武力制止共产党夺权上台，上台了的共产党让提意见纠正工作中的不足，却群起鼓噪起哄想叫共产党下台，文不对题，当然不能答应。

“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崇洋媚外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弥漫在上层和买办中长期挥之不去，成为中国崛起最大的绊脚石。联系到目前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夫妻关系”等令人嗤笑的奇谈怪论，巨额外汇购买美国债券，请美国人进行的改革顶层设计，证明当年“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是非常正确的，现在也是继续“亲崇恐”的。

把社会形态长期束缚在违背多数人利益的私有化社会中，本身就是读书求知的谬误和反动。据此衡量，“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以“距离”理论分析，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不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必然落后。纺纱机飞速转动，手摇纺车再好的“学术成就”都应放进博物馆。社会主义革命翻天覆地，要扫除一切“四旧”，抛弃陈规陋习，忍痛割爱“过关”，认识、改变自己不自觉的反动性是挽救、关爱。

“‘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资“变天账”式的讨伐，从反面说明这些批判击中了要害，不过，远未打扫干净。社会的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应与之相符，资也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干相同的事。毛式社会主义现在还有什么，为何穷追不舍？“无一幸免”言过其实，实为“挂一漏万”。如真是那样，还能有众多疯狂侮咒存在的余地吗？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趋势要求是正确的。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它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77年）

闭门读书，不偏不倚不问身外事，表现了隐形的自私自利之心，显露了鲁迅鞭挞的民族劣根性。知识分子理应具有先进与落后的基本判断能力，毕竟不是文盲。祖国内忧外患持续了一百多年，不置身于驱赶外敌的斗争中，祈盼他人拼死保国解决民族矛盾，实现自己卖高价，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思维惯性。“气节”、“清高”、“骨气”就是有阶级性，“鼓励投机”是谎言。时过境迁至今，乘机喧嚣发泄。

苏联搞社会主义到1949年，在那么大的范围已干了32年，中国初建社会主义，应该学习借鉴。诬“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是资彻头彻尾的偏见。苏又经历了纳粹德国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摧残，医治战争创伤仅几年时间，新中国便在第一个5年计划得到156个项目的援助，大多是填补空白的。资中筠追捧的西方干过真心实意援助中国的实业没有？毛主席不照抄照搬，所有制改造、人民公社没有硬套苏联经验。

歪曲建国初高校改组、学科设置。资兔死狐悲的说“大学失去自主权”，“再无独立思想可言”。那时的大专院校少得可怜，教授新八股、三字经，独立思想寥若晨星，蔡元培当清华大学校长时和蒋介石密谋屠杀共产党，胡适追随蒋介石反社会主义。“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有些道理，要把教育引导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上，应该剔除那些反映旧社会需要的教育内容。也未“都被扬弃”，文革也没有。旧思想文化是解除中华民族精神武装的慢性毒药，看看现在教育领域的现状，难道没有理由认为文革中的“教育革命”仅仅是个初探、也是有的放矢的吗？

资中筠以嘲讽的口味说毛主席时代对知识分子“有时恩威并重”，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后，一场“阳谋”“又遭大规模洗劫”，1962年陈毅作“脱帽”讲话，“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树欲静而风不止，折射出党内一贯存在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那些排斥共产党的人当然不会区分干社公的毛与搞资私的邓的区别。从另一面看，那时刚夺取政权，右派来势凶猛，不反不稳；阶级斗争的激烈1962年后主要集中在党内；“臭老九”、“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编造的强加在主张真正社会主义者身上的莫须有“罪名”。知道这些底里的资必然乐意“浑水摸鱼”，在“中特社”的基础上，谋求彻底铲除毛式社会主义的剩余元素，为尽快改旗易帜鸣锣开道。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不分青红皂白，“全民皆被”谁“剥夺”？反社会主义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农民失去土地”什么人得到了？农业社不过是把个人单干变成了集体经营耕种。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改造当时那么一点“私营工商业”，消灭其经济性质上的私有制，并没有消灭工商业，而且还有发展。一切生产资料归公，自然“再无人有恒产”类的固定资产实现不劳而获。

中国几千年深厚的传统文化多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已。鲁迅阐明：“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3月20日）资中筠就是没有动摇群体里的一斑表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计划经济）是“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罕见的忘乎所以的血口喷人。“近百年的文化革新”成果是什么？ “戊戌变法”行不通，“辛亥革命”失败，各个军阀、蒋介石的主张能救中国？不突破私有制的藩篱搞社会主义，还有什么道路可走？要说“五四”以后的“文化革新”，就是把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汉字简化还是在解放以后。

“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马克思恩格斯指明：“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9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78页）

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反文革的势力必然伺机破坏、捣乱。这样，文革不但与党外、而且与党内殊死的对抗势力都有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杨尚昆《日记》记载胡耀邦逝世前向其坦陈：邓让胡把北京市公安局几十名知情的干警，诱骗至云南，由王震监视执行秘密处决。就是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葬送了百年艰难抉择的社会主义，致使一切复归如旧。鲁迅悲叹“中国大约是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改革（指革命）以外，也再没有别的路”。（《两地书》1925年）

奉劝资中筠思考那些在文革中为非作歹，现在又来道歉的人的前因后果去吧。深思清楚其所以然后再那样写不迟。是谁在挑起武斗？又是谁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不然就不会张冠李戴了。

用社会主义的标准对照“古今中外的文化”，“封资修”的糟粕混杂于其中，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去粗取精”，“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现在文学作品的低俗化泛滥成灾，正说明了文革的必要性。西方因什么给刘晓波、莫言等发诺贝尔奖？就是其言论、作品符合反共反社反毛的思想政治标准，既妖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竭力诅咒了社会主义革命。

“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这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时代体育运动全民化；文艺宣传队、电影放映队遍地开花，深入大街小巷；样板戏格调之高史无前例，如润人心肺的潺潺清流，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兴盛时期，都同目前文艺节目的污秽不堪比对鲜明。公道自在人民心中，有口皆碑，乌云不能永远遮挡光芒。

毛主席强调：“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解放军报》1966年5月4日)。“京剧革命”是继续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样板戏堪称经典，千锤百炼璀璨夺目，家喻户晓，风靡全球。在戏曲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杨继绳、资中筠在其否定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均提到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哈耶克，并不能以此证明反社会主义的立论错误而有了正确性。

近百来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管是久负盛名的还是得诺贝尔奖的，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修理工”而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没有宏观的整体理论。分析这个、议论那个，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预测出来了吗？好笑不？其说法是搜肠刮肚生造出的反社会主义辞藻，为钱袋子向代表资方的统治集团献媚，摇尾乞怜。脑子里塞满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教条，怎么可能觉察到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矛盾到来呢？

骂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和讼棍的无赖供词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永远存在失业、贫富分化、卖身求生、资本家剥削压迫多数劳动者，是“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 瞒天过海，栽赃消除了这些的社会主义，不丧尽天良能写出来？

附：《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和《评二》的对应部分）

“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又说“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建国六十年来, 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以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 一人一旦获罪, 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 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的需要，许多社会科学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