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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各方意见人士曼谷国事座谈会纪要
2015年1月25日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上上下下政治协商起来的讲话精神，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倡议海内外左中右各方意见人士来到曼谷召开一个民间政治协商的座谈会。我们希望以此开端为国家的各派协商民主，开一个新生面。自我们发出了这个座谈会的倡议后，得到许多社会著名意见领袖的响应並表示参加。但遗憾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他们是：
范景刚、焦国标、萧功秦、楊帆、戴晴、刘仰、吴法天、卢麒元、黄纪苏、罗小朋、王军学、李伟东、陈弘莘、王小宁、王军涛、欧阳君山、石应宽、程远、戚本禹等先生
很高兴，能夠到会的有：
北京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德国海得堡大学教授项观奇，德国国防大学孙西教授，北京左翼政论家张保华（秋石客），国内某民族问题研究所温可迪，文革“全红总”负责人方圆，德国维也纳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魏格林教授助理崔金珂，哈佛大学研究员楊建利，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馮胜平，澳州自由学者张鹤慈（原政协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之孙），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香港哲学博士黄钟，自由评论家王希哲等
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王小宁，律师刘路向座谈会发来了书面发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建利先生明确表示，他出席座谈会不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任何讲话精神而是为了探寻民间政治协商的机会，与中国民间各派共建中国的民间政治。这一观点他已经在他的题为“民间政治协商－－共建通向宪政民主的民间政治”的发言中阐明（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095）。
经过对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类政治问题三天开诚布公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座谈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公告如下：
保障公民权利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渴望，是解决中国众多政治难题的钥匙。为此，中国左中右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人民权利法案的真正落实。
讨论中，仲大军先生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能不能走向富强、幸福与繁荣，能不能实现和平的崛起，就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为此对时局和国家政治方略提出了下面看法。这些看法，楊建利先生当即表示不能完全赞同，有了激烈争论，王希哲表示大体赞成，有所保留。但与会其他来宾大都表示了赞同，认为“非常好”，没有反对意见，要求会议载入纪要，特别是在巳出现了伪造的“新闻公报”的情况下，以利校正外界对会议的错误印象。故记录如下，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座谈会多数意见，不是共识：
一、确立社会主义全民共富、共享的发展目标
正确诠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概念，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向钱看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人们眼里充满了贪婪欲望，攀附权力，弱肉强食，贪腐遍地，利已主义盛行，民主被压制，社会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因此，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
二、确立宪法法律权威和遵法习惯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比法大的国家，这种政冶模式既可出现清官政治，也可出现腐败昏庸政治和官员胡作非为，所以权力必须约束。尽管领导人的作用在现阶段显得犹为重要，但要稳步向法治国家过度。中国必须建立制约权力的法制。宪法法院，必须设立，以利人民对各级政府违宪施政的诉讼。
三、加强民主监督机制
尊重人民法定的政治权利。中国已走在改良和维新道路上，但保驾护航的手段不能只有“高压维稳”一条，还需新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需要新的沟通手段，需要民间协商与官民协商的机制，需要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四、遏制权贵与资本，实现政治力量均衡，改变权力和资本过于强大、劳动与公民权力过于弱小、国民财富过于被强势集团攫取的局面。
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社会就不稳定。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平衡是维稳的重要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譬如，工人罢工权利，应该重新入宪。这是今天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受阻拦未能与会的王军学先生，本来就是计划代表工人在座谈会上提出罢工权利重新入宪的要求的。）
五、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正确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各派博弈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六、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文化不完全是专制文化，更有着大量的和合文化。传统文化可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当今世界需要中国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排斥异己，追求唯一的真理。因而容易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国内发生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几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一神论的宗教，没有绝对主义。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七、重视民生，呼唤共富经济政策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以及税收规定，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税、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改革的红利必须惠及全民。
以上是仲大军先生的意见。
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你主张怎样的宪政？”，“在社会敌对状态下，能够实现民主宪政吗？”，“你主张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应该怎样改革？”，“如何估计反贪的形势及你是否主张贪官大赦？”，“对国内工人运动和维权运动，你的看法？”，“习近平十年执政后将面临的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估计”等。
这部分讨论发言，争论更多。为求准确表达，座谈会不代行发布。由发言者自己回去以后根据自已的录音和回忆，整理修饰完善后，自行发布，自已负责。最后由会议汇集出版。
会议也曾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论，例如，当某些右翼人士对毛泽东发出若干冒犯言论时，秋石客先生和项观奇先生都立即给予了呛声的反驳，坚守了左翼的立场。
楊建利先生也随时坚持和表达了宪政民主派的立场。如此等等。
王希哲提出，万隆会议上，反共声浪很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寻求共同点的。”我们可以向周恩来学习。
座谈会始终顺利。
我们也非常感谢孙西博士对座谈会公道的主持。，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国是座谈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寻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提供了民间政治协商新的模式，千难万难在第一步。与会各方殷切期待更多的民间意见人士加入进来，一起致力于民间政治协商的健康稳步发展，促进中国的民主进步。
2015年1月25日
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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