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民主最广大

　　五、毛泽东的个人民主作风

　　1、毛泽东是一位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民族英雄。这位靠在社会最底层造反起家，带领人民群众最后取得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个人性格特征是独特的，他的个人意志力无比坚韧顽强的程度，是其他一般领袖人物无法望其项背的。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其爱憎分明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他对那些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一切行为痛彻到底，恨之入骨;对党和人民最高利益的事项，则会不顾一切的加以捍卫，即使打断了骨头，挑断了脚筋，放干了鲜血，砍掉了头颅，毛泽东也不会退缩半步，相让半分。

　　因此，当着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时，毛泽东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丝毫也不妥协、不退让。

　　在最高决策层里，有些人不喜欢毛泽东这样的性格，而喜欢像周恩来那样的，相对比较灵活的个人作风。于是，有些人很容易把毛泽东的这种性格特征理解为个人专断的作风，个人独裁的作风。

　　假如毛泽东也缺乏这种对自己认定的真理，对自己追求的目标义无反顾、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力的话，当年上了井冈山以后，恐怕不到一年就会跑了下来。那么，中国共产党至今可能仍然还在上海的租界里秘密地商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对于毛泽东这种个性特别强烈，个人意志力特别坚韧，对所信仰的真理追求特别坚定顽强的领袖人物，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认识、来考量。而不能用普通的、世俗的、民间的眼光来评判。

　　2、毛泽东具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坚定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对于他所认定的真理，敢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典型例子。在井冈山时期是这样，在长征时期是这样，在抗战时期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是这样。

　　毛泽东对于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主张，即使在领导层中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毛泽东也不会轻易放弃。而在后来的实践中，也都验证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周恩来就是在经过了几十年同毛泽东一起共事的革命实践后，得出了毛泽东反复坚持的主张一般都是真理这样一个结论。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在思想和行动上跟随毛泽东最为紧密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敢于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其他领导人如果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真理的话，为什么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始终坚持到底，最终服从于毛泽东的主张，而后反过来指责毛泽东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作风。这又算哪一门子的作风?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了。《通知》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通过的，毛泽东在外地反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后来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估计又完全错误。当时参加会议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出来?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原则立场，当时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坚持真理呢?

　　在坚持真理这个问题上，全党应该特别地向毛泽东学习，学习他敢于坚持真理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认定的真理，即使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宣传他的主张，直到大家赞同他的主张为止。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但那也是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集体作出的决定。如果不赞同，可以投反对票。为什么要违心地投赞成票?

　　有人说，如果不赞同，害怕毛泽东过后整人。

　　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对那些生活腐化的行为更是恨之入骨，处理起来毫不手软。但对在思想路线问题上犯错误的人的处理又特别地宽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为开明的一位领袖。这从他对邓小平的处理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对王明的处理，对博古、李立三的处理也是这样。为了能让王明、李立三选上中央委员，毛泽东废了多少口舌，苦口婆心的做了多少说服工作才得以实现。以至于今天有不少人还埋怨毛泽东对某某人太过于宽容了!

　　1959年处理彭德怀时，也是毛泽东力排众议，保护了彭德怀。只免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而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务，让他能继续参与党的决策活动。

　　现在，随着档案资料逐步披露，历史真面目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原来靠着紧捂历史档案信口雌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时到底是谁死揪彭德怀不放，要把彭德怀往死里整的到底是哪些人?历史会告诉人们真相的。

　　再者，怕挨整这一条，可以成为不敢坚持真理的理由吗?毛泽东不是有个“五不怕”吗?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等。为了真理，共产党人连生命都可以牺牲，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如果连挨整都害怕，那么江姐早就叛变投敌去了!

　　3、毛泽东具有敢于修正错误的博大胸襟。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对大跃进造成的损失曾经作了10次虚心的检讨。

　　在1959年2月2日到1962年1月30日(即七千人大会)三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在党内的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先后作了10次真诚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第四期“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兼论毛泽东的十次‘自我检讨’”一文，乌有之乡网刊转)：

　　1959年2月2日 ，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上说：“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实际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多，有些是把几十亩田拼成一亩拼出来的。

　　……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直接点到自己，但“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的我们，已经把他自己包括在内了，因此“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

　　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这篇文章，其中写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三千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写了《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下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重要讲话，他说：“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又说：“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二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堵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这沉重的检讨里边，以及“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个我们里面，当然是包括他自己在内了。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了自我检讨，他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以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

　　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宣布：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最后又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爱好面子的一个民族，能够如此不怕丢面子的向着自己的部属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八次。别说毛泽东是全国最大的家长和共产党的第一号领袖，就是在全国几亿个小家庭中的家长里面，又有几个家长能够在全家老少面前，如此坦然地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呢?

　　毛泽东，这样一位人民的领袖，他的伟大胸襟又有谁能够与之比肩?

　　其他的领袖们呢?那些平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们呢?到了需要检讨的时候了，他们又都跑到哪去了呢?难道就毛泽东一个人老爱犯错误。而其他的人，一个个的一贯地都正确，一贯地都没有缺点和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一贯地都高，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一贯地都强?

　　还有《炎黄春秋》，2012年第四期发了一篇文章，作者姓王，题目是《“七千人大会”五十年思考》。文中说：“1962年1月18日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彭真提出：…‘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从事后看，彭真的这番讲话成为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大会公开承担责任的主要压力之一。”

　　这篇文章被改成“七千人大会上本不愿自我检讨的毛泽东被谁逼着检讨”这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凤凰网》像捡得宝似的拿来发表，引来22万多的点击率。这位王先生和那位改题者，你们这样来挑战全国人民的智商，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王先生在文中断言：“从1959年夏到1962年初的两年半时间里，党内并没有发生或出现能够促使毛泽东转而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的事件或趋势。”这里，王先生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信口雌黄，做人的基本道德丢到哪去了?

　　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英雄。还在毛泽东八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打了他，毛泽东跑到山上三天不回家。此后反而是父亲屈服并放松了一些对他的管教。毛泽东一生活到83岁，有谁见过他在什么时候屈服于别人的逼迫?

　　毛泽东不想做的事，连苏联老大哥斯大林，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外加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逼迫和压迫，还威胁要仍原子弹。毛泽东屈服了没有呢?没有! 赫鲁晓夫之流在毛泽东的眼里，更不过是一泓浊水而已。

　　在国内，像周恩来这样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曾经高于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始终是以甘当毛泽东小学生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这里当然应该肯定周恩来个人品格高尚)。

　　周恩来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惯于喜欢一味奉承别人的人。如果周恩来对毛泽东不是在相当程度上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佩服敬重的话，他和邓颖超一生连子女都没有一个，除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以外，周恩来再没有其他任何的个人利益可以牵挂，他有必要如此做作吗?

　　刘少奇当时虽然位居第二把手(这也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让刘少奇处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但不管是在中国革命的功劳方面，还是在党内的个人威望上，还有包括个人的品质在内，刘少奇都明显的要在周恩来之下。

　　另外，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其他几位元帅等，都可以不作介绍了。到彭真的时候，各位认为还有继续介绍的必要吗?

　　说毛泽东是在彭真的主要压力之下，被逼着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这样来编故事和讲笑话，怎么不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说去，跑到大庭广众里来显摆，不害臊么?

　　4、毛泽东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1)、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意图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但毛泽东却是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集体作出决定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亲自主持，毛泽东在外地反而没有参加会议。毛泽东并没有以中央主席的名义个人专断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2)、1970年庐山会议上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

　　不管设国家主席好还是不设为好，总之毛泽东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由中央委员会集体决定，而不是由他个人专断决定。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召开九届二中全会的意见。他同时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政治局还成立了修改宪法小组，成员有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5人。3月17日至20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时，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拥护不设国家主席。

　　由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于4月11日向政治局正式提出建议，表面上要毛泽东仍然兼任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伙同陈伯达演出了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双簧戏。当时许多同志不可能看穿林彪的野心，因而都赞同林彪的建议。

　　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首先单独地同周恩来、康生、林彪、陈伯达等中央常委分别谈话做思想工作，然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思想工作，再召开中央全会做思想工作，还专门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使大多数人都明白他的意图，最后通过集体表决实现他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可以说，毛泽东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是“四个伟大”集于一身，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泽东没有利用自己个人无上的权威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而是通过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包括做林彪的思想工作)，然后由党中央集体作出决定。这样做的结果，既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主张，又极大地维护了党的团结。

　　当然，林彪死不悔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发展到叛党叛国而出逃。这是后话。

　　(3)、毛泽东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问题。

　　毛泽东除了与一些民主党或无党派人士有比较亲密的来往以外，与党内的其他高级干部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一般地不留吃饭。没有与某几个领导人特别亲，与某几个领导人又特别的疏，大家都是亲密同志和亲密战友。毛泽东这一行为，对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克服自由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现象，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5、在个人民主作风问题上，强加给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等等诬蔑不适之词必须全部推倒。

　　长期以来，由于党内的一些人对毛泽东个人民主作风的不适评价，造成社会上一股股对毛泽东攻击、抹黑、诋毁、诬蔑的狂潮，把毛泽东诬蔑为“专制者”、“独裁者”，甚至把毛泽东攻击为封建“暴君”。

　　下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了解毛泽东到底是不是专制独裁者?

　　(1)、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

　　从1956年夏天起，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愿。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是权力极大的职务，国家主席同时为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须由国家主席提名;国家法律、法令由国家主席签发;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任免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各部部长，各委员会的主任。

　　因此，国家主席的实际权力，要高于党主席的实际权力。党的日常工作，也交给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即所谓“一线”，毛泽东则退居“二线”。

　　辞去权力极大的国家主席而不做，又从党的“一线”退居到“二线”，实际上等于不管事了，不掌权了。

　　这是一个专制者和独裁者的所作所为吗?

　　(2)、手拿《宪法》和《党章》为自己谋话语权的毛泽东，像是一个专制者和独裁者的样子么?

　　根据近年来逐步披露的史料记载，1964年12月15日到28日，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20日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时，毛、刘两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并且发展到当众交锋的激烈程度。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

　　毛泽东则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运动的重点，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了27日，毛刘双方的分歧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当晚，邓小平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对毛泽东说：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些具体的工作，听说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会议结束后，我会把结果向您详细汇报的。

　　毛泽东听了以后，对邓小平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你们不让我来，我偏要来!

　　在2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对大家说：“《党章》100页到104页(因为《党章》收录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里面，所以是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有些人说：就是因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不听毛泽东的话，所以毛泽东就不喜欢刘少奇，就想法子去整刘少奇，甚至发展到搞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刘少奇。这也说明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作风。

　　这话初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但只要稍加分析，就明显地不成立。

　　第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争，是路线之争，不是个人之争。

　　通过前面毛刘在会上所交锋的问题，那当然是走什么路线的问题了。毛泽东始终坚持要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刘少奇要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线。这里我们先不讨论毛刘两条路线究竟谁的路线对，谁的路线错，只是说明毛刘之争是路线之争，而不是个人恩怨或意气之争。

　　第二，如果讲个人恩怨，恐怕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国恨家仇要大到天上去了。

　　毛泽东一家，死于蒋介石屠刀的有5人之多，毛泽东的祖坟也被蒋介石派人到处翻挖。可是毛泽东又是怎样对待蒋介石的呢?当年解放军打到浙江，毛泽东即指示要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直到今天，蒋介石在大陆的故居和祖坟仍然被保护得好好的。毛泽东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谁人能与之相比?

　　所以，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这是以自己的小人之心来度毛泽东这位伟人之腹了!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还是一位独具一格的书法大家和造诣深厚的诗词大家。能成为这几个大家其中的一个，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这么多个大家称号集于一身者，找遍世界上下五千年，只能找到一位，那就是毛泽东。这可不是像在地上捡树叶，随手而可得。是要下千辛万苦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的!毛泽东有心思、有时间花在那些无聊的争权夺利上面?有时间去计较个人的小恩小怨?

　　也有人说：毛刘之争是权力之争。

　　之所以要说是权力之争。以为只要扣上权力之争这顶帽子，就可以把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大大的拉下好几个档次。

　　其实，权力之争也是有高尚和低下之分，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

　　如果是为着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以便多捞一把，或者以为权大可以欺压别人，可以耍威风等等。为着这类目的来争权，肯定属于品格低下。

　　如果争权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党和人民事业的正确航向，为党和人民争得更多的利益的话，那么，这种争权就是应该的、必需的、光荣的、正义的。

　　比如，红军长征(实际是大败逃)到了贵州的时候，当时党内是王明和苏联顾问李德等人掌权。由于王明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30万红军损失了90%，只剩下3万人左右。而这3万左右的红军队伍，又处在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极其危险的关头了，党内高层和红军将领们都已经感到很可能就要葬身在大渡河的岸边了，自己很快就有可能成为石达开第二。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发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指挥的基本原则，同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明确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自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处于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和指挥之下。

　　直至今天，包括反对毛泽东的人以及毛泽东的敌手在内，都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很快就突破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然后爬雪山，过草地，顺利到达陕北，完成了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

　　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红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并最终于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可以肯定地说，1935年在贵州遵义的毛泽东，说他不想争权(包括中央决策权特别是红军指挥权)，那一定是假话。如果那时的毛泽东不想争权，大家推举他，他也不干。其结果大体上走不出共产党中央和红军全部葬身大渡河的悲壮结局。中共的后继者们至今仍有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秘密地商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试想，当年的毛泽东要争权，你认为应该还是不应该?其行为是高尚还是低下?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呢?

　　(3)、自己眼皮底下北京，毛泽东都指挥不动，有这样的独裁者?

　　文革前，彭真领导的北京市，是不大听毛泽东的话，不怎么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毛泽东批评北京市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支持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也发表不了，只好跑到上海去发表。

　　眼皮底下的北京都“专断”不了，“独裁”不了，谁见过这样的独裁者?

　　(4)、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前面说过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与林彪一伙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的威望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虽然在林彪那里并不顶一万句，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却还真的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利用他个人无上的权威去武断地处理与林彪的意见分歧，而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五名中央常委中，分别找了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做思想工作，又单独找林彪谈话，当面做他的说服教育工作，希望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毛泽东还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同志，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做了一连串的过细的思想工作。

　　通过与林彪一伙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场斗争，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擅长做细致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是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卓越领袖;是坚定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光辉典范。

　　(5)、 毛泽东通过写大字报的方式发表意见，跟普通群众一样，也不像一个专制独裁者的所作所为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是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说明了两点：一是说明毛泽东对大字报这种群众大民主形式是欣赏的、支持的;二是说明毛泽东虽然位高权重，他也是把自己当成普通群众中的一员。

　　写大字报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当然不是什么专制者、独裁者。一个专制者、独裁者需要通过写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吗?

　　(6)、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就彻底宣告毛泽东与专制者、独裁者不沾边。

　　彻底否定文革对不对，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文革这场运动的本身证明毛泽东与专制者、独裁者完全不沾边。

　　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全国亿万群众来向自己当领袖的共产党和政府造反。任何群众都可以通过大字报来批评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论人数多少，也不用批准，都可以成立一支战斗队或者是造反兵团，可以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造反。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把自己的“统治机关”、自己的“专制机构”、自己的“独裁政府”都搞瘫痪的。请问：历史上发现有像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吗?

　　即使是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那些国家，比如美国等，他们有过这样伟大的民主吗?他们敢不敢这样来发动亿万群众也起来造他们的反吗?他们一想到亿万群众轰轰烈烈起来造反的情景时，就只能是不寒而栗!

　　有些人喜欢一边批评毛泽东搞“个人专断'”和“家长作风”，一边又批评文革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法制，搞无政府主义，一句话，就是批评文革的大民主太过分。总之是一边卖矛又一边卖盾。

　　如果硬要使用“专制”、“独裁”这样的词，那也只能说，毛泽东对他领导下的各级官员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接近于苛刻的、独裁的。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则始终是十分信赖的，坚决地相信和依靠他们的。

　　(7)、对大跃进造成的一些损失，毛泽东先后作了10次虚心检讨。

　　透过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真诚的检讨话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胸怀坦荡，毫无私心杂念的伟人形象，而绝不是什么专制独裁者。

　　毛泽东的后半生，为了人民当家作好主人。总结、创新、推广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的很好的形式。有工人农民有直接参加工厂农村管理的形式;有工人直接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形式;有从普通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直至中央领导的形式;有“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的形式;还有在各级人大代表里头，工人农民占多数以便更好地参与国家管理的形式等。

　　特别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普通群众可以向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提出任何批评建议的民主形式，是毛泽东总结和大力推广的最伟大、最广大的一种民主形式，是毛泽东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贡献!

　　不计其余，仅此一点，就可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毛泽东的民主是最广大!

　　201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