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的词义是指面积、范围宽阔，普遍的意思。“广大”的词义除了“广泛”所含的词义外，还包含有空间广、体积大、分量重这一层意思。所以，用“广大’”这个词来形容毛泽东的民主比用“广泛”这个词要贴切一些。

　　一、民主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人民有权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

　　民主这个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民，就是人民、公民;主，就是统治，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统治”，跟今天我们讲的“人民当家作主”字面上的意思是相同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中的“民”和“人民统治”中的“人民”，指的到底是哪一部分人?这就牵涉到民主的阶级实质问题了。

　　二、民主的阶级实质

　　你也说民主，我也说民主，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是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的。对于这一个阶级来说是民主，对于另一个对立的阶级来说却意味着专政和独裁。

　　先说民主发源地雅典的民主：

　　在雅典的全盛时代，雅典城邦属于奴隶社会。自由公民总数连同妇女儿童在内，大约只有9万人。这些被称为自由公民的人，就是奴隶主、手工业者等。这些人才有资格成为公民，也就是统治阶级。

　　而当时男女奴隶总共约有36万5000人，这些奴隶就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了。奴隶主阶级人数，不到奴隶人数的四分之一。

　　雅典民主，在奴隶主阶级内部来说，是比较平等的。全体公民大会属于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大约每10天举行一次，由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参加。公民大会要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举出政府官员，决定宣战和讲和，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重大事项。

　　公民大会投票选举出500人的议事会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全体公民大会休会期间的各种日常事务。

　　公元前的雅典民主，被后世称为民主的典范。但这种民主，是以广大的奴隶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作为前提的。

　　封建社会的民主，也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统治、剥削、压迫作为前提的。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同样是以资本家阶级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进行统治、剥削、压迫作为前提的。相比起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比它以前的奴隶主民主和封建民主都要进步得多。

　　但是，资产阶级却把它统治、剥削、压迫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这样的重大事实掩盖起来，把他们少数人拥有的民主说成是全民的、人人平等的民主，而且是人类最好的终极的民主制度。

　　资产阶级以及维护资本制度的各类精英，极端地仇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亦称无产阶级民主，也是本文说的毛泽东的民主)。他们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永世延续下去，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无休止地抵制、抹黑、中伤、诬蔑，千方百计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地球上永远抹去而后快。

　　社会主义民主，也是有鲜明的阶级统治、阶级压迫色彩的。它和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最大、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都是少数人统治、剥削、压迫大多数人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与之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被统治、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成了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原来是统治压迫阶级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则成了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

　　三、毛泽东的民主思想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与人类历史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统治阶级的民主思想相比较，有如下三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阶级性。

　　毛泽东向全世界公开声明：“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你看，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只有人民内部才实行民主制度，对反动阶级则不但剥夺民主，还要给与专政或者独裁!

　　为什么敢于这么旗帜鲜明地宣布呢?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主义，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共产党除了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取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共产党人最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意图。

　　共产党夺取政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最终过渡到消灭阶级(当然也包括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自己在内)，消灭国家，实现世界大同，实现真正全民民主的、人人自由平等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是不分阶级，不分集团，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事实，掩盖不同阶级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差别巨大的民主享受。

　　资产阶级以少数人的民主冒充全民的民主，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贫富差别巨大的资本制度下，一个捡煤渣老太婆享有的民主难道和石油大王所享有的民主会是一样的吗?会是平等的吗?因此：

　　资产阶级大肆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虚伪的，欺骗人民的。

　　二是坚定的人民性。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内涵。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当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这两大劳动阶级作为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民观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的人民观，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历来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吹鼓手们，认为历史是他们这一类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广大劳动阶级，就是民间说的“草民”、“蚁民”。这些“草民”、“蚁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始终都是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高度概括了起来：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不但认为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领袖人物，这些历来被统治者认为是创造历史的人，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认为，别看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似乎高高在上的高贵者们，这些人往往是最愚蠢的;而那些土里土气、满手油污的卑贱者，也就是所谓的“草民”、“蚁民”，这些人才是最聪明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这12个字是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在一份材料的空格处写下的。

　　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的，毛泽东是历史第一人。

　　(2)、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应该成为社会的最大受益者。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共产党应当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6页)

　　“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毛主席语录〉148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主席语录》148页)

　　“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帐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2页)

　　对于民主来说，也是一样，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也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能得到最大利益为标准，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为标准。

　　毛泽东还把实行人民民主当作防止“人亡政息”的新路。

　　1945年7月，黄炎培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是完全的真实性。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民观基础之上的。因为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不屑于隐瞒自己的任何政治观点，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

　　这里先要讨论一下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以便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作个对比：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的民主相对于奴隶制民主和封建制民主来说，要进步很多。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但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为私有制服务的，也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但他又要冒充为全民的民主，因而它就必然存在着虚伪和欺骗。

　　最典型的就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典故。我国的一些政治精英和法律痞子也经常拿它来到处宣讲，把它当作资产阶级全民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典型例子大肆兜售。

　　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表面上看起来，作为地位尊贵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国王，当他来到一位穷人居住的挡不住风雨、摇摇欲坠的破茅房面前，房子的主人如果不邀请，虽贵为一国之君，也是不能踏进房子半步的。

　　你看，我们资产阶级是多么的民主!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平等!不管你是穷人，还是贵为一国之君，都是完全平等的。

　　表面一看，确实很象。但骨子里呢?真实目的呢?却是为了有效地保护私有制，为了确保资产阶级的千万庄园别墅和亿万家财不被侵犯。因此，这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典故，却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平等最虚伪的典型例子。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如果是共产党的领袖，比如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当他们来到一座摇摇欲坠的，风能进，雨也能进的破茅房面前，里面住着一位老妇人，那么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会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

　　他们绝不会像资产阶级国王那样，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表面上是在维护人人平等的所谓民主：你老妇人不邀请我，我就不能进去。我虽贵为国王，也不能践踏法律，不能破坏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共产党领袖，则会像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快步踏进茅屋里，拉着老人家，关切地嘘寒问暖，并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尽快地解决老人家的居住问题和生活问题。他们会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还十分重大，要想让所有的人民群众都告别贫穷，尽快地过上好日子，共产党人还需要更加脚踏实地去努力奋斗!

　　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只要一作对比，两者之间的虚实、真假、高下、优劣立分。

　　毛泽东的民主，也就是共产党的民主，它是完全真实的，它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服务的，因而它不需要掩饰，不需要虚伪。如果它变成虚伪的了，到了需要掩饰的时候了，那么，它就已经变质了，变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了，从多数人的民主变成了少数人(即官僚资产阶级)的民主了。

　　四、毛泽东的民主形式

　　前面说过，毛泽东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应该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

　　怎样才能让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呢?毛泽东首先解决了人民民主的前提——经济上的平等问题。

　　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人人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因为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两袋空空的穷光蛋，他们之间的民主是不可能平等的。当这个穷光蛋饥肠辘辘的时候，他觉得是去投票站投下庄严的一票神圣一些，还是去找到能够饱餐一顿的食物更为神圣一些呢?很显然，这个穷光蛋会选择去寻找食物充饥，而不会选择去投票站投票。这时候，他觉得投票站的那种神圣庄严，不要也罢!

　　要解决人民的经济平等问题，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公有;社会成员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老、弱、病、残者和其他有特殊困难者得到优惠和照顾;人人都有饭吃，都有工作做;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经济上的平等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毛泽东的民主竭力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最大、最根本的权利。

　　毛泽东认为：“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在《教科书》里面写下的一个批注。

　　毛泽东对参与读书的几位同志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跟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最大限度地体现广大劳动人民具有“管理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民主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破天荒性质的。

　　除了言论、集会、罢工自由这一条，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中也能找到以外，其它的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具有实质性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是绝对不可能施舍给广大劳动人民的：

　　1、工人农民直接参加工厂企业(农村是生产队)的管理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群众直接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参加讨论并决定生产队的重大生产活动和分配活动;

　　一般规模不大的工厂企业，职工通过参加职工大会直接参与工厂企业的管理活动;

　　毛泽东批示推广的《鞍钢宪法》也明确规定，工人要参加企业的管理。

　　2、工人可以间接参加工厂企业的管理

　　建国不久，1950年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规定工人可以选举与企业行政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参加工厂的管理。

　　3、直接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让工人农民直接参与各级国家事务的管理

　　尉凤英，沈阳机器制造厂工人，因为劳动积极，工作勤恳，学习创新，连续十多年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毛泽东先后13次接见过她，被选为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和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素文，沈阳南塔副食品门市部卖菜工人，被评为各级劳动模范，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吴桂贤，陕西咸阳国棉一厂挡车工，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被选为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被选为共和国第一位女副总理;

　　王进喜，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创造了著名的“铁人精神”。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倪志福，1950年上海德泰模型厂学徒工，1953年北京永定机械厂钳工，被选为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一个普通的农民，因为带领大寨农民创造了“大寨精神”。被选为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曾说：“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直接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到省、地、县、公社、工厂领导班子的更是无法统计。我家所在的小村子就有一个下乡插队女知青直接选为公社副书记，别的村子有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也直接被选为公社副书记。

　　像陈永贵这样的农民总理和吴桂贤这样的工人总理，因为他们主持过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而陈永贵和吴桂贤被后来的一些人所诟病，说他们水平低，如何如何。

　　不可否认这些工人总理和农民总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可能一时难以胜任他们所担负的职责，这是常识。现在文化水平很高的一些领导人就没有遭人诟病?比如把中美关系比作“夫妻关系”的，不也遭到国人的广泛针砭吗?

　　普通工人农民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对于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样崭新的国家政体来说，其政治意义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话还要说回头，1930年代，王明、博古、李立三的文化水平可谓不低，都是留洋学生归国，先后担任过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可就是在他们的手上，红军的90%，革命根据地的90%和党的90%，三个90%都给他们葬送掉了。于是，共产党领导机关和红军不得不逃跑(后来称之为长征)，在逃跑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不得不推举一位学历水平比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都低的，名叫毛泽东的人来领头。

　　因此，并不是学历水平高的就一定比学历水平低的人要强，学历水平低的人就一定比学历水平高的人要差。学历水平的高低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我这里并不是主张全部要工、农、兵，要那些学历水平比较低的人来当领导，而且学历水平越低越好。不是这个意思。

　　4、工农大众通过选举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和决定各级人民政府的重大事项，行使国家事务的决策权

　　1975年《宪法》第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885名代表中，工人代表813人，占28.2%，农民代表662人，占22.9%，工人农民代表共1475人，占2285名代表的51.1%。加上解放军代表，工农兵代表的比例达到了72%。

　　现代股份制股份达到51%就是控股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届人大的“控股股东”是工、农、兵，他们对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有“控股权”。

　　5、文革期间，工人代表和解放军代表一起进驻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组成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运动，在农村，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农村中小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这里，对工人农民能不能领导得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当时上层领域里的斗、批、改如何评价，这些都放下不管。只证明一点：

　　当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主人公地位是坚实的，不可动摇的。

　　总之，在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当了家，作了主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最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6 、被誉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也是一种科学的、进步的民主形式。

　　“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企业;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条，也应当看作是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另一种形式。

　　试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和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久而久之，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就会越来越贴近工人群众，逐步地有可能成为工人的一员。他对企业的管理，也就能够代表广大工人的权益了。

　　7、工人农民包括其他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信仰等自由，1975年《宪法》还增加了罢工的自由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后来在1975年的《宪法》里面，终于增加了罢工自由的条款。

　　8、人民群众行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力，向党和国家各级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样一种民主形式。是毛泽东发现、总结、推广的人类历史上最广大，也是最伟大的一种民主形式。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7页——468页)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又说：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所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到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把这种民主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文革中出现了武斗打人，戴高帽游街示众等非法行为，这是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样的民主形式相违背的，也是毛泽东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

　　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形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