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谱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 “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回来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亏最大。”[335]，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36]。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337]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338]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开展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的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至死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地斗争，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339]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受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事实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阅沈阳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 “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340]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341]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说可以采取。”[342]1966年7月12日9时，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343]7月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344]1967年11月27日，阅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安斋文章，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345]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346]。8月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347]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348]。9月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349]的段落删去。9月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350]。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是19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后期，一些较好的改革经验被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351]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作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天不假年，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说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么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学的政治主张也会葬送中国改革事业。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左”右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这样，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1949年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 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352] 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也要开展一场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53]。我们要明白，我们改革要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是说：我自己也犯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听薄一波汇报，听到如何紧跟主席思想的话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354]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 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355]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356]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是诞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要这个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毛泽东及与毛泽东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就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用于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压迫的基础性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及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联的毛泽东思想是有时代和阶级属性的，它只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只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还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会是他们及率领他们寻求解放的政党的旗帜[357]。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的学说，它特别应该包括列宁的学说，因为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践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马克思的哲学配上列宁带刀子的革命实践，它就成了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法宝;不然，它就会变成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58]毛泽东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359] 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阶级斗争，贯穿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红线。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360]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361]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批评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362]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指示在宣传上“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363]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讲邓小平理论而不提毛泽东思想，看起来也好像把邓小平理论抬高了，实际上也是把邓小平理论及随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364]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365]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366]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美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367]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368]一些视中国为对手的美国人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369]。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370]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71]。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而其中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注释】： [1]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8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3] 关于这份文件，我们目前可以在各类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原件的影印件，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其具体内容有明白无误的记录。他说： 当时正是商谈问题的好时机，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团和代理，不要为了小事闹分歧。就英国和苏俄来说，如果让你们在罗马尼亚占九成的优势，而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发言权，我们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这样行不行呢?”翻译在翻译这些话时，我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苏俄……………………………………………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苏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苏俄……………………………………………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推过桌子给斯大林，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然后把纸条递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已焦急地考虑过很长时间了，这只是处理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做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是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吧。”“不，你留着。”斯大林说。 参阅[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4] 《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6]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月1日26)，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7] 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页。 [8]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475、476页。另可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页。 [9]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0]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1] 《关于美军撤离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2月23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54页。 [12] 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13]《维辛斯基关于核实美军撤出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4月17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70页。 [14]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16]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得到当天的消息，在此次炮击中，英舰上“死亡17人，2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舰长和一名医生。‘僚舰’号舰(Consort)由此驰往拯救，结果9死数伤，‘黑天鹅’号舰(Black Swan)和‘伦敦’号舰(London)也驰往拯救……4艘战舰约有100人死伤，将近半数死亡”。司徒雷登以欺软怕硬的心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乃是一次不可宽恕的袭击，我们美国舰只幸亏没有派去。” 陈礼颂译、傅经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7]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19]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00页。 [20] 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M.K.甘地在回答英国记者费晓提问时，直截了当承认国大党的经费“实际上全部”来自印度的富翁。参见：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22] 1939年5月24日，毛泽东致信尼赫鲁感谢印度医疗队的给予的帮助。7月11日，尼赫鲁回信可能八九月间访问中国，届时希望能与毛泽东会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2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 [2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28] 《诗•大雅•荡》 [29]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30]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31] 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是最小和最稳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由三个夸克构成。电子的质量为9.1091x10^(-31)kg，而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分别是电子的1836倍和1839倍。 [32]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33] 当时迷信日本军事理论是一种风气。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比如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汤恩伯等都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履历。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4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37]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6月，毛泽东又将这句话略作变动作为抗大学生毕业证题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1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41]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44]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45]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把中国拖入战场。”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46]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47]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48]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49]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50]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51]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 第5期。 [5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54]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7~188页。 [55]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56]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57]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582页。 [58]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59]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60]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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