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后《闯关东》、《松花江上》、《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大量影视作品中，都是将过去的“他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等）都变成了抗战主体；与之相对，共产党及其教育下的劳动人民的抗战则被遮蔽在历史的阴影里了……即使在那些维护革命领袖和军人的“高大形象”的作品里，如《建国大业》、《亮剑》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强者、一个超越了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英雄，他们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版的比尔·盖茨。原来的革命逻辑：阶级斗争被完全偷换。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原题为：《谁才是官府的五毛？——当今文艺界学术界一瞥》

一、“去政治化的政治”作为背景

今天弥漫在整个思想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上世纪50-70年代，甚至五四以来所有左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都是政治的附庸，并把知识分子和政治沾边视为其节操的污点。在这种思潮下，中国文化界开始了全面的去政治化运动。左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一律被视为政治的附庸大加挞伐，被斥之为“理念先行”、“政治图解”。一个远离世事的“纯文学”被建构出来，据此，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一俟被从神坛拉了下来，张爱玲、林语堂等重新被奉为神明，似乎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不仅如此，伴随着文革伤痛的发酵，以及对文革的道德清算，阶级斗争思想的被彻底否定，被认为反人性的、罪恶的，是一切灾难之源。

但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政治，用汪晖老师的话讲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1]而这一切背后的经济政治语境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缓慢质变，严重的贫富分化在世界大国中名列前茅，阶级社会已经来临，剥削又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现实存在。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审判和否定原来革命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意识形态，需要将过去的历史非法化来达成对今天剥削制度合法化的论述，但是因为政府以及执政党和改革开放前是同一个，革命和建国是它今天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今日的合法性又必须是历史合法性的延伸。所以它又不能公开地彻底地否定过去的革命历史。这就造成了多方面有趣的矛盾和荒诞。

所以自由派文人，表面上抨击政府，否定革命历史，大力进行去阶级斗争化，实则和政府正在推行的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内在的同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标榜者）和自由派分享同一前提，他们都反对激进革命，将革命时期的中国视为传统文化的灭绝。他们以反官方的面目参与建构了当下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革命是灾难性的，会导致集权统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合理合法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建立一个反对专制的效法西方的民主的、法治的社会是历史趋势，在这种制度下才能实现起点公平、精英治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化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左翼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都是意识形态的反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学术界打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大旗，却基本接受了冷战中对立一方——西方的意识形态，并用它来审判建国时期的意识形态，还洋洋自得于跳出了意识形态之外。主流文人一边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共产专制”政权，做悲情“控诉”和道德谴责，另一边在否定革命和将剥削自然化、合理化上，他们和政府却并没有太多分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否定革命以后，——革命完全是灾难和罪恶，——其思想必然逻辑地导致臣服于现存制度，最多也就是个改良。讽刺的是，他们否定了历史上的共产党，却基本顺从了现在的“共产”党和“共产”制度。这大概就是他们和政府一起推行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目的所在。即使是要求中共下台的极端自由派和政府的矛盾最多也不过是极右和中右的矛盾，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上，他们和政府依旧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所以自由派文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演实质是“反官方”的官方化。

这一切表现在文艺作品和学术界的就是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埋葬。这种完全是冷战中对立一方的思想脉络占了统治地位的结果。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审视下，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当然是“罪恶的”、“极权统治”、“文化灭绝”的。例如“三年饿死三千万”等说法，以及在所有领域进行的“翻案”，褒扬国民党、甚至汉奸等，我们不是说不允许这种意见的发表，而是指出它们实际都是意识形态式“审判”，不但缺乏起码的史学的严谨态度，而且还以自由民主的道德面目，将一切反对意见斥为官方的“五毛”，根本不允许对手置辩。他们根本无视，正是在上世纪50-70年代，大陆才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国民工业体系，政治上解决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开始了全面的民间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打倒了旧中国占主流的剥削阶级的文化，却弘扬了传统文化中反叛的、异端的那一支。比如人们高举了李贽、王充、范缜；在民间文化里找到了刘三姐、七仙女、阿凡提等反抗者的光辉形象；《水浒》也是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脉络里被经典化的，借助传统小说，革命文艺还诞生了新章回小说……任何革命政权都不能凭空建立新文化，它必然要借助传统文化里的异端的一支、反叛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文化灭绝根本站不住脚。

二、“去政治化的政治”在文艺领域的表现

当今，历史上的起义领袖、劳动者和反抗者要么处于被道德谴责或审判的境地，要么被彻底遗忘。在这种海峡对岸或西方“自由”世界的文化脉络里，洪秀全俨然是最大的邪教主，李自成根本就是强盗、义和团是暴民运动……而建国前的地主和资本家又以一种高尚、光明的形象复归了。在大陆新出版的所谓“揭露真相”的著作里，曾国藩等被重塑为圣人，刘文彩、黄世仁等都得到了“平反”……与此相对，建国时期的英雄和反抗者的叙事都被消解掉了。这些文艺和学术作品都潜在地在做这样一种言说和表达：既然旧社会精英阶层分子是如此光明、完美，他们根本不曾伤害过基层民众，那么剥削当然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反，一切反抗都是罪恶。而这些言说虽关于历史，但如福柯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们实际是当今形成的新资产阶级和官僚统治精英们要通过追溯历史来为自己当下的剥削建立合法性，而且一定要消解掉反抗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尽量将之妖魔化与污名化：即被剥削者必须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接受剥削，不能有反抗，不能用阶级斗争作为捍卫自己利益的武器；阶级斗争是罪恶、反人性的、人整人的、会导致极权统治的……这就是当下主流文人的逻辑。

这些形象的改变，表面上是在所谓中立化，客观化的旗帜下进行的，其实质是以另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遮蔽为前提的——它将其对立面的革命和建国时期的文学贬斥为“理念先行”、“人物单面”、“政治图解”。比如关于抗战。国民党的确抗战了，这丝毫没有问题。但这种把国民党叙述为抗战主体是以遮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战为前提的。“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抗战叙述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是抗战叙述的历史主体。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者的位置受到了多重放逐和质疑。革命者与人民的疏离感成为80年代的基本命题……这种抵抗主体的去冷战方式之一，就是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转移为曾经作为意识形态对手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人的意义上整合冷战裂痕……在民族、国族意义上，曾经作为冷战叙述对立面的他者变成了自我……经过30年的去冷战的叙述，《南京，南京》中代表中国人的国军士兵可以被观众无间地想象为中国军人的代表，而不会认为是曾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这是一个自我他者化的过程”。[2]所以新世纪以后《闯关东》、《松花江上》、《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大量影视作品中，都是将过去的“他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等）都变成了抗战主体；与之相对，共产党及其教育下的劳动人民的抗战则被遮蔽在历史的阴影里了。而这些居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社会“症候”，不更是耐人寻味么？这还是源于新意识形态对左翼文学进行清算的结果。右翼主流文人和统治者一起，一方面为剥削制度建构合法化论述，另一方面将底层反抗和动员非法化和罪恶化。左翼文艺整体上都成了反人性的、“理念先行”的、为“极权统治”服务的了，和它相联系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被妖魔化为共产主义的政治图解了。

所以戴锦华老师说：“当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消隐和退场，小资经典的叙述占据了统治地位。比如提到的解放前的上海，在电影里、小说里，马上就是旗袍美女，舞厅洋行，像电影《风声》里面的景象。实际上张爱玲的上海完全遮蔽了《都会的早晨》中的上海、《包身工》的上海。更不用提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大革命摇篮的上海了。”

这恰好是官方默许的行为，但还不能明目张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在的执政党一方面要悄悄地否定革命为当今制度辩护，另一方面却需要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作为今天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当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做得太公开、过分的时候，伤及到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政府还是会封禁其作品。这种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的矛盾和悖谬，决定了革命只能隐蔽地否定和疏远。所以即使在那些维护革命领袖和军人的“高大形象”的作品里，如《建国大业》、《亮剑》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强者、一个超越了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英雄，他们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版的比尔·盖茨。原来的革命逻辑：阶级斗争被完全偷换。就是靠这种办法，今天的中国完成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三、什么才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

今天那些仍然在政治课上灌输的那些残存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大多数人都能以一种逆反和拒绝的心态指出它是意识形态，恰好证明了它今天已经是死亡的意识形态了——它只是政府为了历史合法性而摆在表面的东西。但是根据阿尔都塞的理论我们知道任何统治阶级都不能单纯依靠暴力进行统治，它必须建构自己的合法性，让被统治阶级某种程度上信服地接受自己的统治，相信其制度是合法合理的，这样它的统治才会长久；这种合法性建构便是意识形态的使命。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它要隐蔽的起作用，悄悄地达成对现实统治的合法性论述，一旦它自我暴露，它就死亡、无效了。只有那些内化于日常生活，已经被常识化，被认作是理所当然或天经地义的价值和思想及其行为实践，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意识形态：“使得统治合法化的逻辑要真正有效，它就必须保持隐蔽状态。人们通常所说的说教或宣传，无外乎是一种自我暴露了的意识形态，它同时成为一种无效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纯粹是某种错误意识，或是某种谎言骗局；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常常从某一立场和角度看上去，它是‘真实’和‘正确’的。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功能常常是某种谎言效果；它的话可能是‘真实’的，但它所达成的社会效果却是谎言性的，成功地隐蔽了权力集团的真正的社会目的。”[3]

在当今中国文艺中，草民百姓的故事还是有的，但无疑在每个故事里，给他们的都是对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他们会因为幸运而“发财”，会有美女青睐，只要他们有才干，肯奋斗一定会爬到上流社会，摆脱目前的窘况……《财富》杂志、以及一些成功学、励志学都在宣扬这么一种中国版的美国梦。这些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杜拉拉升职记》小说的流行以及改编为电影后的热映，正好反映了大众是多么深地陷入了意识形态而浑然不觉！现实生活里李嘉诚、霍英东等人也许是白手起家的，每个故事也会有真实性。但是它们达成的效果确是谎言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结构性的贫困，因为作为一种剥削制度，不可能多数人都成为剥削者，而只能是相反即成为剥削者的永远都是少数。这是资本运行的条件也是结果——因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贫困，劳动者并不会甘愿让人剥削。有人会拿美国为例来反驳：美国资本主义不是造成了一个富裕繁荣，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吗？这有一部分真实性。但大家不要忘记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白领化了的社会的形成，恰好是因为它把体力劳动的大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的结果，也就是它将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无产阶级化了，蓝领化了。不要忘了当今中国遍地都是美国的加工厂。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科技霸权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现在维护这个社会运转的意识形态早已是我们所说的新意识形态了。右派文人一方面高举“反官方”、“反共”的旗帜，另一方面却在为政府建构真正起作用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共谋或双簧如前所述，所以右派文人根本不具有反官方的道义优势。只是在一个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社会中，变质以后的执政党却和前三十年的执政党是顺延和承继关系，所以右派文人的“反共”表演还能继续迷惑大众。

配合这种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今天的学者，宣扬只有那些追求超越性的艺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们应该关注的是永恒真理和终极关怀等等。伊格尔顿早讽刺性地一针见血的指出：“（对统治者来说）文学应该能够‘帮助’劳动人民放开眼界，把自己对正当生活条件的要求淡忘在一个宇宙视野之中；它甚至可能使他们在对永恒真理和美的高尚沉思中忘记这些问题……文学应该传达永恒的真理，从而使群众不去注意他们眼前的要事，并培养他们容忍与大度的精神，由此就可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继续存在。”[4]

四、政治知识分子的光辉

学者们拿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明信（杰姆逊）教授的话来批评政治知识分子，认为詹明信对他们是否定的。他虽然说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5]然而我们仔细阅读了詹明信这篇文章的全文，却发现作为左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真诚地赞美第三世界的政治知识分子，并批评第一世界的文人的：“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在我们（第一世界的文化人）中间，知识分子一词已经丧失了其意义，似乎它只是一个已经灭绝了的种类名称……（在第三世界）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是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作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意识局限在最狭隘的专业和官僚术语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臣属性和负罪感……作为知识分子（第一世界的）我们可能正酣眠在鲁迅所说那间不可摧毁的铁屋子里，快要窒息了。”[5]与之相应，他称道鲁迅的作品，批评了西方文学：“这种寓言化过程的最佳例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第一部杰作《狂人日记》。西方文化研究忽略了鲁迅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不是以无知为借口所能弥补的……值得强调，吃人是一个社会历史梦魇，是历史本身掌握的对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后果远远超出了较为局部的西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对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和市场竞争的描写……鲁迅用吃来戏剧化再现一个社会梦魇的意义——而一个西方作家却仅仅能从个人执迷、个人的创伤的纵深深度来描写这种现象。”[5]

可见，一切学术、文艺都有政治维度：“现代文学（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神话。那些理论在它们企图全然无视历史和政治时反倒更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性。文学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谴责。应该谴责的反倒是它对自己政治性的掩盖或无视，这些学说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着加强着特定时代中特定集团的利益的”[4]。我们发现，大多时候站在统治者立场的文人喜欢抹杀这一点，而倾向底层人民的知识分子则力求突出这一点。政治性是知识分子的生命，站在边缘、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统治者的政治性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属性。

最后用本雅明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讨论：“法西斯主义谋求政治审美化就是如此，进步主义则用艺术的政治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做法作出了反应。”[6]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政治审美化，是一切真正的批判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

[2]  张慧瑜．后冷战时代的抗战书写与角川视角[J]．北京：电影艺术：2009.4

[3]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陈清桥．北京：三联书店，1997

[6]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