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一号注：陈洪涛同志是河南群众斗争积极分子。在当地群众以及河南造反派同志中都有很高的威信。
左派同志大多都了解张钦礼，尤其是河南文革造反派的老同志们更为熟悉。这位焦裕禄时期的兰考县长，1945年入党的老干部，由于文革期间紧跟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中被判刑13年，2004年5月7日去世。可以说，在张钦礼身上集中反映了从1957年“反右”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将近20年间兰考县、乃至整个河南省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张钦礼的命运，其实就是所有参与支持文化大革命并且不向走资派低头的老干部的命运。
六十年代轰动全国并至今影响深远的新华社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作者之一是新华社记者周原，他的妻子陈健是原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因工作关系熟悉兰考和张钦礼及其家人，多年来一直为张钦礼的个人遭遇申诉呼吁。此文应为陈健2013年撰写，原标题为《焦裕禄搭档张钦礼被捕一案的前前后后》，全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后被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2014年第10期（下）以《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遭遇》为题选摘刊登。
发表在《党的生活》杂志的摘编与《炎黄春秋》原文相比，虽压缩近四分之三，但保留了原文的主要内容。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同情张钦礼个人遭遇的立场上，认为张钦礼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是“揭批查”扩大化的牺牲品，是因为替老百姓说真话办实事而被“奸臣”栽赃陷害的“清官”，真诚地希望能有更大的“清官”来为张钦礼“平反”。作者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我们在此不能苛求她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正视张钦礼的个人命运。这也许正是《党的生活》杂志能够转载此文的背景之一。
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征询了河南一些文革造反派老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河南省委党刊登载此文有什么特殊用意的话，不外乎三种可能。其一，文革造反派问题不是河南省委的一份刊物所能够触碰的，此举或许暗示了“上层”的某种态度变化，当然不是要解决文革的政治问题，但有解决所谓“揭批查”运动扩大化问题的可能，以这种不碰文革“红线”的方式化解造反派积郁多年的不满。其二，河南文革造反派问题突出，从2006年以来各地集体上访不断，维稳压力大，当局惯用的一些分化瓦解、欺瞒哄骗的手段已逐渐让大家失去耐心，为避免矛盾激化，防止出现持续的群体性非正常上访行为，只能变换手法，把张钦礼这种“个案”视为在周总理表态后响应号召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与广大造反派区别对待，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以此使大量造反派人士产生一种认识，以为自己的维权诉求也有被纳入“法制轨道”予以解决的可能，一方面标榜其“依法治国”的诚意，另一方面可解除群体上访对当局的压力。其三，画饼充饥，继续欺骗，拖而不决，用时间化解矛盾。
附：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遭遇 作者：陈健（新华社高级记者） 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张钦礼三次遭难，周恩来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不幸在于他说真话 1957年反右时，兰考九百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是帮助党整风阶段，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这些签名者都被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鸣冤叫屈。为此受到“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此，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8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周恩来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总之，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周总理先看到信，然后见到张钦礼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眼里闪着泪光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刘建勋临危受命，来河南解决饥饿的问题。刘建勋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官复原职。 鼎力相助焦裕禄 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当时，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这叫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出去讨饭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开展生产自救。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实干队伍中打头的就是张钦礼。如果焦裕禄在兰考没有张钦礼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立足也难。 焦裕禄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来兰考的思想、思维和一套工作运行机制，对于长期抓阶级斗争、抓老灾区救灾工作的路数是一种颠覆。 1964年5月焦裕禄去世。几个月后，“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总理二保张钦礼 但不久，“文革”开始了。兰考县委抛出了张钦礼，张钦礼被游斗100多场，几次被打昏，打伤了肋骨。他在监狱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到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期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洛阳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当时都播发、刊用了总理这一指示的新闻。从此以后，周总理支持的叫造反派，对立面叫保守派。兰考“捍卫焦裕禄司令部”参加的是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 被发配到大别山区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不知为什么，省委这时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批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540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 如果焦裕禄不过世，该是何种命运？ 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礼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委书记，此时的兰考县划归商丘地区管理。张钦礼被捕前几天，被叫到省委，让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后来判刑的罪名之一是“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 当度过铁窗生涯13年后，张钦礼被释放。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该是何种命运？ 张钦礼于2004年5月7日去世。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 （《党的生活》2014年第10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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