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军队意识形态问题的一部理论著作

第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还是“非常态”？

作者“创新”实现政治工作的含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革命战争和存在阶级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的“非常态”，不存在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社会。我们党和军队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人类“常态”状态下的社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和进行变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典型的歪曲。大家指导，人类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这是社会按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的“常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其存在的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常态”。无产阶级革命是“常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继续革命，要政治统帅一切工作也都是“常态”。今天共产党人的具体任务、工作特色、形式确实与建国前后发生了极其大的变化，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任务、根本宗旨和阶级属性都没有改变，都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怎么能够根据今天共产党人的某些具体任务的改变而把共产党的历史区分为“非常态”和“常态”两个历史阶段呢？即使按照1981年《历史决议》的观点，也还承认今天一定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有时还很激烈。怎么能够按照作者的划分，把建国前后与今天的社会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所谓“非常态”与“常态”社会的区分呢？由此推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能够是正确的吗？

第三，“管住”、“用好”自私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作者由于把人的“自私心”作为人类社会“常态”下永恒的自然本性，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但又承认一定条件下的“自私心”的负作用。因此如何制约、管住、利用、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思想出发，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自私心“只管不用”在三个特殊条件下起极大作用，这三个条件是建国初期人民群众较高的阶级觉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群众的感恩思想。但三个条件以后“慢慢弱化和逐步消失”之后，“社会就寸步难行”，“社会由于缺乏对自私心的刺激，人们干工作开始出现动力危机。”“人民没有利益驱动力之后，最初的表现是干工作没有干劲”，且导致“物质匮乏，生活贫穷。”原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自私心管得过紧而管倒的”。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是“大胆利用人们追求生存发展的自私心”，但前提是“管住”，是“大管慎用”。因此，作者认为，不仅地方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具体内容都是如何“管住”、“用好”自私心、“大管慎用”自私心。

笔者认为，作者这里有三个错误。一是作者根本不懂他所说的毛泽东时代没有用“自私心”的三个特殊条件恰恰是我们党长期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而三个条件的丧失也恰恰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各种私有观念肆意泛滥的结果。作者把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出现的“人们干劲不足”的所谓负面现象归结为“不用自私心”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因果颠倒。事实恰恰相反，这是“自私心”泛滥的结果。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也是放纵私有观念的结果。二是作者把人们正当个人利益与“自私心”混为一谈。共产党人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把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个人贡献结合起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对“自私心”的利用、“用好”完全是根本不同的问题。三是“‘管住、用好’、‘大管慎用’自私心”思想实际是说，共产党人要允许“自私心”的存在，要保护好“自私心”，要创造一切条件最大程度发挥“自私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实际生活中“管住、大管”自私心是假，“用好”自私心是真。试想，那些所谓要“管住”、“大管”自私心的人本身还要积极“用好”自私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管住”别人的自私心吗？能“管住”自己的自私心吗？这种所谓“用好”自私心实质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翻版，而“看不见的手”思想实质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这个思想实质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名，变相推销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本性自私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改头换面，罩上一层漂亮、华丽的外衣伪装贩卖之，是歪曲和阉割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在军队中的突出和典型表现。社会那些贪官包括军队那些贪官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践行作者所说的“用好”自私心的楷模和典范。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市场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政策、方法也是“用好”自私心的产物。

三、该书及有关评论和媒体报道反映了部分领导干部和学者知识、理论素养不足和世界观的严重问题。

首先表现在作者本人身上。人的本质、人性问题是思想理论界极其重要又难度极大的一个课题。作者作为一个非专业者敢于挑战这个课题，勇气值得嘉奖。但作者应该尽可能多地涉猎些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吧！可是作者在本书“参考书目”中仅仅列出了十多篇书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外思想家的成果一本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只列出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列出。后面列出了刘少奇的《论党》一书，《邓小平文选》二、三卷、李铁映的《论民主》及几本普通的刊物杂志等。以这样的知识阅读范围和贫乏的知识结构能够写出一本真正“创新”的人学专著吗？作者号称本书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且毫无羞耻地称之为“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著作”。如此自吹自擂，完全是一种“井蛙观天”、“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态度和方法。作者不仅一般社会科学知识贫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为欠缺。全书只有一处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话，而且还引用错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借用欧洲一句谚语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讽刺庸俗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概念理解为追求吃喝玩乐的庸俗行为。而本书引用时却把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当作恩格斯的原话（78页）可见作者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恩格斯的原著，更不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一个堂堂的少将级的省军区政委如此低劣的素质和水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次，表现在高度评价该书的某些大人物身上。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写出了如此低水平的著作，那么作为其他领导和学者，特别是国家级的学府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怎么就不能分辨出来呢？且给予近似肉麻性的吹捧呢？据笔者所知，近几十年来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著作者为出版和发行，总要请有较高知名度的领导或学者作序或写评论文章。而有些领导或学者本人基本不看原书或简单粗翻一下，多由该书作者本人起草初稿， 由自己签名而已。同时也存在个别作者行贿送礼请高人写序或评论等现象。写序或评论者未必都真心同意或赞同书中的基本观点。但也存在某些领导或学者真心赞同和自愿者。笔者相信，给该书写序或高度赞扬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样。但笔者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一是这些人最起码的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心。如果自己没有认真阅读或不是真心赞同该书观点，怎么能够随便答应写序或写吹捧性评论文章呢？该书如果有其错误且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写序或评论赞扬者是否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呢？二是如果真心肯定并自愿评论者，那么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水平哪里去了呢？识别、分辨能力哪里去了呢？自身的素质或水平是否货真价实呢？

    再次，表现在出版社和媒体人身上。如果说写序或评论者有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违心写之，那么出版社编辑甚至主编就不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书中错误如此之多，特别是其主要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怎么就丝毫没有发现呢？且作者本人已经在中央党校学习进修过，其该书初稿党校也多次审查过。笔者所看到的该书实际是第二版。该书出版后，中央主要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学习时报》以及地方一些报刊、《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吹捧之声一个高于一个的评论文章，又是为什么呢？《中国青年》杂志不仅刊载对作者的采访录，而且出版专刊。我们编辑的基本理论素质和水平究竟哪里去了呢？

    笔者猜测，尽管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精神，今年初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最近又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和强化军队政治是军队的生命线等思想，王伟光《红旗文稿》发表的文章中强调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但作者本人、高调赞扬其书的部分领导、学者、中央党校领导、编辑以及主流媒体的编辑至今也未必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要害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作者本人以及涉及该书的其他所有人，之所以做出如此之多的错误观点和错误的评价，最根本的理论根源就是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放弃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军队等问题，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思想。如果认识到不应该放弃和背叛这些观点，就可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以及错误的评论、报道。反之，就不可能认识到。我想多数人还可能沉浸在理论“创新”的自豪和喜庆之中，说明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被西方“普适价值”的荒谬理论侵蚀到何种严重程度。虽然这些人目前还挂着各种共产党人的招牌、穿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用资产阶级世界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军队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西方国家“第五纵队”的角色。中国当代腐败特别是军队腐败如此严重，所谓“‘管住’、‘用好’自私心”的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荒谬理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