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些非洲游击队的领导人时，一个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使者站了起来，他是个肩宽膀阔、身材魁梧的二十几岁年轻人。“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毛主席，”他开口说，“每天晚上，当我躺在丛林里，我很担心。您知道我在担忧什么吗?我并不担心那些白人殖民者，不担心狮子和犀牛，我担心的是，以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上那颗闪闪的红星，以前苏联总是会资助我们。但是现在，夜空中再也看不到那颗红星，苏联不再资助我们。相反的，他们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现在我心里担忧的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那颗红星，是不是也会消失?您会不会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遗弃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要孤军奋战了。”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担忧不无道理。赫鲁晓夫因为畏惧核战争，放弃了原先支持武装革命的政策，倾向于与美国谈判妥协。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说：“我了解你的问题。苏联现在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证中国不会背叛革命呢?现在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设法，让中国远离贪污、官僚和修正主义。”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继续说，“我们试着教导干部，仔细聆听广大群众的声音。我们运用许多体制，比如要求每个军官至少要当兵一个月，要求办公室的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一个月，使他们不至于脱离广大群众，让他们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也提倡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这些方法是不是就足以保证我们不成为修正主义者呢?不，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好奇，这样听起来，毛泽东似乎也在担忧我所担心的问题：官僚主义和经济停滞。 “我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毛泽东继续说，“当我们和儿孙谈话，却发现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痛苦艰难，不了解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才能换来今天的成就。我们也担忧，他们缺乏将革命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 毛泽东又回答了几个问题，接着他转身面向我，我大吃一惊。他说：“这里有个我们的好朋友李敦白。李敦白同志，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站了起来。 “现在请大家看着他，”毛泽东说，“他是个美国人，白人，你们会不会怕他呢?”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的非洲人都发出笑声。毛泽东也仰头大笑，就和我记忆中他在延安时一样。“没有必要怕他，他虽是个美国人，却是我们的朋友。他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他，他是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 我继续站着，毛泽东继续说道：“了解这一点，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蒋介石吧?他是个中国人，他也跟我一样是黄皮肤，但是黄皮肤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而白皮肤的美国人李敦白，却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要尽可能地联合更多的朋友，这很重要。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化敌为友，意思就是说，要将敌人的圈子尽可能缩到最小，将朋友的圈子尽可能扩到最大。” 我赞赏毛泽东的话。他认为民族主义固然不错，但有局限，而种族主义更是革命的毒药。他所传达的只是一个信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将各个国家各个种族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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