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48]，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49]。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这一段[50]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一段[51]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52]，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53]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54]。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给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一要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拟定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 [2]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原文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3]《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页） [4]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7页） [5]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然而，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4页） [6]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7]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出版的中译本，曾有将书名译为《帝国主义论》的。 [8]百科全书派，是十八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派别。其核心是以主编狄德罗为首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主张一切制度和观念要在理性的审判庭上受到批评和衡量。 [9]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10]立宪民主党，又称人民自由党，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政党，一九○五年成立。主张君主立宪，支持沙皇政权。 [11]《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两段话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了国内现有的通过广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措施，并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性。”“这个联盟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以及关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统治的斗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决定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9——420页） [12]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孙中山夫人。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叛变行为。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夫人。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14]杨杏佛（一八九三——一九三三），江西清江（今樟树）人。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九一八事变以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二年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抗日的进步活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一八八○——一九三四），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一三年起任《申报》总经理，在蒋介石统治初期采取拥蒋立场，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态度逐步改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曾捐款支持抗日，并任抗日群众组织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后来又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5]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6]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五月）。原文是：“中国革命的危机与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组合说明并证实，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属之，只有这样，才可说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彻底的民族自由斗争不仅与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无冲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层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帝国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扩大为前提。” [17]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订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8]《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在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刻化，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思想对于全体劳动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如果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劳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国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在自己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并且给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变成人民的、工人的政权的机关，变成劳动者的民主的工具。这样依靠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人民的议会，将能够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其中包括把基本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的任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0页） [19]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奉行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七月十六日，革命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工兵代表苏维埃正式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经极力劝阻无效，决定参加示威。七月十七日，彼得格勒五十万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出动军队，屠杀示威群众，死伤约四百多人，同时逮捕和杀害布尔什维克党人，封闭《真理报》，解除赤卫队武装。这一事件称七月事件。此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 [20]“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1]参见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9——797页）。 [22]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17年10月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同时彻底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最初主要是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要由每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有没有资本主义前的形式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情况等等来决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0——331页） [23]《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24]定息，见本卷第46页注[5]。 [25]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1页） [26]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525页）。 [27]《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同时必须注意到，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页） [28]莫斯科宣言，见本卷第98页注[5]。 [29]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于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以下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30]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的编制，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于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31]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2]《论十大关系》，见本书第七卷第23－44页。 [33]指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34]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后又经修改，于一九六○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35]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文是：“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 [36]《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的必要比例是有计划地实现的。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 [37]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它要求经常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利用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这就是预见。科学的预见基于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根据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业已成熟的需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2页） [38]见《孟子·膝文公上》。原文是：“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39]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2页） [40]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3页） [41]《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从小农经济的性质看来，农民迫切需要的同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是通过买卖的交换。在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商业结合是经济的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6页） [42]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为制造消费品部门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福利创造前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5页） [43]《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见本书第六卷第418－442页。 [44]指《教科书》中以下一句话：“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7页） [45]《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同时，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59页） [46]见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中的《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新的译文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47]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页） [48]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即产业革命。指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从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工厂制度的过程。 [49]见马克思《资本论》。原文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50]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斗争的基本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在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揭露和消灭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铲除一切官僚主义现象，发现加速经济发展的新的潜力，从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3页） [51]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消灭，苏联没有对抗性的阶级了，没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以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同志式的合作为特征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间的阶级差别，同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渐消失。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却被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弄得四分五裂，很不稳定；而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些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赖以发挥的经济基础。而这些动力又反过来给予经济很大的影响，加速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页） [52]《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保证这种关心的，是工作者的报酬以他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转移。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7页） [53]经济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经济主义反对工人阶级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认为工人阶级只应当以罢工为手段，去进行争取改善经济状况和切身利益的斗争，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作用。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工团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传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切，幻想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 [54]《教科书》中这句话的原文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同志式的合作和社会主义的互助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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