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产量：来自粮食使用的证据

理论上讲，一国总的粮食产量应该总是与该国对本国生产粮食的总使用量相等。大部分的粮食产出是直接的食品和饲料用粮。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如中国的人口）从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结构变化成以肉食为基础的时候，产出的粮食中将有更大比例用于饲料消费。其他的粮食使用包括工业用粮（例如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库存变化、净出口、以及留种和损耗。

因此，用粮食的使用量来表示的总粮食产量可以表达为以下公式：

报告的粮食产量和估计的粮食总使用量之间难免存在一些统计偏差。然而，统计的偏差应该是在一个合理的小范围内、并且随机分布于各年中。我们不应该预期两个序列间出现或正、或负的系统性的偏离。下面的部分解释我们如何估计中国的粮食总使用量。

食品和饲料用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和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数据包括大米、食用油、肉类以及其他食物摄取的人均消费量。文献中已经有研究建立了适用于中国的将肉、蛋、水产品以及奶制品转换为粮食当量的转换系数。例如，梁书民和孙庆珍的研究中，1千克的猪肉相当于4.6千克的粮食（见表一的来源）。综合这些数据，我们估计中国食品和饲料用粮总量。表一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对2012年的粮食消费量进行估计的。

（表一）

数据来源：城市与农村各种食品消费引自《中国家庭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转换系数引自梁书民、孙庆珍，《中国食物消费与供给中长期预测》，中国食物与营养 2:37-401 (2006)。估计城市外出进食的粮食消费时假定消费量与购买食物的货币支出成比例。

工业消费。《英国石油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13》提供了2001年到2012年中国酒精的产量。在2012年，中国生产了170万吨的酒精。[i]假设中国粮食投入-酒精产出比与美国一致，中国2012年在生物燃料生产上的粮食消费的估计值为720万吨。

库存变动与净出口。美国农业部(USDA)发表了中国粮食储量（包括大米、小麦、粗粮等），这可以用来计算年库存的变化（即年末与年初的粮食储量之差）。[ii]净出口为出口减进口。中国粮食出口和进口数据引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包括谷物、大豆、和食用油的进口和出口。[iii]

留种和损耗。留种是将粮食作为后续生产循环的投入。根据中国《国家农业成本收益统计汇编》，留种占到中国年粮食产量的2%。[iv]没有官方关于粮食损耗的数据，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廖永松的估计，中国大概有2%的粮食耗损于储存、运输、以及加工过程中。[v]我们在估计中假设留种和损耗为粮食总产量的5%。

国内产粮的总使用量。表二报告国内产粮在一些年份的的总使用量。图一比较了1981年到2012年间我们估计的粮食总使用量和官方的粮食产量。

（表二）

（图一）

图一、粮食产量和国内产粮总使用量，1981-2012 （百万吨）

从1981年一直到2007年，估计的粮食总使用量与官方的粮食产量都非常接近。两个序列间的差异率很小、且呈随机分布。在27年中，官方粮食产量有12年要比估计的总使用量要高。最大的“正差额”发生于2004年，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高出8.7%。在其余的15年里，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要低。最大的“负差额”发生于2003年，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低8.6%。在1981年到2007年的整个时期，平均差异率是负的1.3%。换句话说，平均而言，官方粮食产量只比粮食使用的估计值小1.3%。这些结果表明，对于1981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我们对于粮食使用的估计值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很好地吻合。

然而，从2008年起，一个显著的、且系统性的差额在两个序列间出现。从2008年到2012年，官方粮食产量持续地高于估计的粮食使用总量，二者间的差额逐渐从2008年的10.1%扩大到2012年的22.2%。正常的统计差异无法解释这些系统性的、 逐渐扩大的差额。对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我们对中国粮食使用量进行估计中使用的几种数据的来源存在着很大的低估偏差，二是官方的统计大大高估了中国粮食的实际产量。

粮食总使用量的估计值是如下几项的和：食品和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库存变化，净出口，留种及耗损。一种可能的质疑是，实际的留种和损耗高于我们假设的5%的粮食总使用量。但如果真是这样，将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对粮食使用量的估计在1981年到2007年间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高度吻合。

粮食出口与进口的数据是基于中国官方统计，可以被国际贸易统计量进行确证。库存变化和工业用粮的数量很小，并不会对整个趋势造成影响。例如，2012年库存变化和工业用粮之和为1500万吨，相当于官方粮食产量的2.5%、或粮食使用估计量的3.1%。相较而言，官方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使用估计量之间的差额在2012年是1.08亿吨，相当于官方粮食产量的18.3%、或粮食使用估计量的22.2%。

食品和饲料用粮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来。官方数据确实有可能低估了真实的粮食消费水平。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对食品和饲料用粮的估算一直到2007年都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较好地吻合。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会使我们认为中国官方的住户调查的准确性在2007年之后突然变差。而且，对于国家统计局来说，也没有明显的低报家庭粮食消费水平的动机。

我们的估计显示，食品和饲料用粮在1981年到1990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及2000年至2012年间分别以每年1030万吨、800万吨、以及570万吨的速度逐年递增。粮食消费增幅的减少与中国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这也与食物需求的增长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减弱这一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趋势是一致的。

在2000年，粮食总使用的估计值比官方粮食产量要高7%左右。库存变化、净出口、留种和损耗的数量相对较小，且相互间抵消掉了。官方粮食产量、粮食总使用的估计量、以及食品和饲料用粮估计值之间的差额很小、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见表二）。因此，我们对2000年食品和饲料用粮的估计应该是可靠的。如果把这一估计作为起始点，并假设中国食品和饲料用粮在2000年到2012年间的增速保持与90年代一致，那么中国在2012年的粮食消费将是5.97亿吨（而不是5.69亿吨）。这可以被当作是食品和饲料用粮在2012年的上限。2012年中国自产粮食使用总量将会是5.1亿吨（而不是4.82亿吨）。但是，即使我们如此假设，仍然有8000万吨（或13.6%）的官方粮食产量无法得到解释。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开始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一个可能性是，在实行了这项政策的三、四年之后，许多农村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虚报播种面积、或瞒报失去的播种面积（由于劳动力移民、城市化、或环境恶化所导致）来保持从前的补贴数量。

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官方统计高估了实际粮食产量、和我们低估了粮食使用二者相比，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们对中国粮食总使用量的估计值可以被当作是中国实际粮食产量较好的一个近似值，我们的估计表明目前中国实际粮食产量比官方数字低1亿吨。尽管官方粮食产量在1998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大约9,000万吨，我们的估计显示，中国实际粮食产量很有可能从90年代末就开始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