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双石中校撰写的大量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博文对于恢复中国革命的本来面貌，驳斥目前由资产阶级右派大量散布的诬蔑中国革命、诬蔑毛主席的无耻谰言发挥了巨大作用，真正做到了正本清源。本网在此转载双石中校的新作《“朱毛”不是石达开——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节选，以飨读者。 谁的桥？谁的路？
一、铁索桥是一座古老的桥
在进入泸定桥当年的战斗场景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座著名的桥作先作一些深入了解。
今天的泸定桥，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其实，即使红军没来过这座桥，它也绝对是个省级以上重点保护文物。
此桥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位于泸定县城的西侧，横跨大渡河，东桥头与西城门相衔接。桥的两侧山峦起伏，高崖夹峙，一水中流，河水咆哮奔腾，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桥身全长101.67米，宽2.67米，是用13根粗铁索由东岸拉到西岸构成的。9根铁索作底索，两侧各有两根作桥栏。桥面横铺木板，以通行人。
当时，大渡河上千里的河道，这是唯一的桥梁。也是连接四川腹地和康藏高原的咽喉要道——“号称川康第一大桥”。关于建桥的成因、办法、结构以及管理与维修，文荣普先生曾作过相当详尽地考据与陈述——
㈠关于建桥成因。
文荣普先生认为首先与茶马互市的发展有关：“明代以后，打箭炉（康定）发展起来，四川西部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从打箭炉一线运入西藏。深切在二郎山和贡嘎山之间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入藏道上的沈村、子牛、烹坝三渡口，只有靠溜索或牛皮船来解决交通问题。来往极不方便”[1]，对改善茶马互市的交通状况的需求，当然就与日俱增了。
但清政府真正开始关注建桥事宜，还是始于1700～1701年（康熙三十九年～四十年）清政府平定“昌侧集烈之乱”[2]前后的政治和军事需求：
昌侧集烈之乱平定以后，打箭炉一下增加官兵三千余人。当地只产青稞、麦子、豌豆之类，粮价猛增。据《打箭厅志·筹边》：载“官兵未到打箭炉时，青棵、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一钱五、六分，一钱八，九分，二钱不等。官兵入炉以后，青棵、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二钱八、九分或三钱不等”。打箭炉系新复之地，急需驻兵，但驻多少为宜，粮饷的运输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虽然后来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大部队驻在大渡河东岸弹压，打箭炉只驻少量部队，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1704年3月（康熙四十三年二月），能泰被任命为四川巡抚（《清文稿》卷八）。上任后向康熙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岩夹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揖，行人援索悬波，险莫甚焉！兹借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撤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谓从所请，于是鸠工构造”。（《御制洲定桥碑记》） ㈡建桥的桥址选定在安乐坝。“安乐”不是汉语而是藏语译音，意即“山谷地带”。[3]译作为“安乐坝”，那是取其吉祥之意。任乃强《泸定考察记》称：泸定桥东岸与安乐坝原是连成一体的，都叫安乐，后因治水之故，河水“冲抵西岸崖壁，划安乐坝为上下二部。对岸之沙坝，变为农田。天主堂乘时购地，建筑教堂于此。自是以后，专称下坝为安乐坝，上坝曰桥上，安乐故名亦失矣”。[4]
㈢关于建桥的时间和方法。
时间。文荣普先生考证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至四十五年四月初四（1706年5月15日）。历时一年多”；建桥办法：先拟用船载铁索过河，但舟轻索重，“未及对岸辄覆，久之不成”。后经当地一喇嘛建议，“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数十短竹筒贯之”，用青竹篾编结成起重组，把竹筒或木筒穿在起重绳的两端，中间套上篾圈，筒和蔑圈上都系上绳子，吊上铁索，然后用七、八十人在对岸用长绳把铁索拉过去。固定后解开绳子，再拉第二根铁索。全桥“十三根铁索共有12164个扣环，重约21吨。加上其它地方的用铁，总计约40余吨”。因泸定不冶铁，建桥修桥“所用之铁全部从荥经搬运”；泸定亦不产竹，建桥修桥之竹，是由马鞍山北麓的天全长河坝特辟的一片“皇林”提供。[5]
㈣关于桥的结构：
泸定桥结构特殊，造形别致。大体可分为桥身、桥头台和桥头亭三个部分。
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九根作底链，余四根均分两边作拉手用。据实测，东西桥台之间净跨100米，铺桥板后桥面长（不包括桥台部分）101.67米；底链每根间距0.33米，总宽2.7米；底链上铺3米长，0.10米览的横桥板，横桥板间隔相辅，形如栅栏；横桥板中间，再铺一条0.75米宽的纵形主走道板，两侧靠扶手处各铺一条0.2D米宽的捕走道板，人来人往，穿梭自如；在扶手与底链之间，每隔5米左右又用小铁链与底链相联，使桥身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人一踏上桥面，整个桥身一齐灵动起来，起伏荡漾如泛轻舟。
桥头台东西各一座.条石彻成，形如碉堡。西桥台建在坚硬的岩石上，高5.2米；东桥台建在乱石滩上，高14.5米（冬天枯水临水处）。东西桥台上，特有一落井。西落井长4.8米，宽2.85米，深4.7米；东落井长4.5米，宽1.6米，深4.9米。落井内埋着与桥身相平形的地龙桩。地龙桩在东落井内有7根，西落井内有8根。地龙桩下，横卧着一根与桥身相垂直的卧龙桩。卧龙桩直径20厘米，长33.5厘米。十三根铁索通过东西桥台，进入落井，用锣铝绊牢固地铺在卧龙桩上。为了加强桥台的坚固性，据说，条石与条石之间打有榫头，关键部位还灌注铁水。
1974年大维修时还发现，东桥台底部与岩心接触处，铺了一层栖木夹块石。有关人员认为，大概是由于当时缺乏凿平岩石的设备和能力，为了把压力均匀地传到岩层上而采用的。
桥头亭建在东西桥台上，起着保护落井内的铁索不受雨水浸蚀的作用。桥头亭为木结构建筑，飞相翘角，古朴大方。据说，原来每一个檐角都系有铜铃。和风吹拂，叮冬作响，十分清脆悦耳。 这样结构的桥头台，那是相当牢固的，要破坏，要炸毁，那也是相当困难的——没有相当数量的炸药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饶杰老先生在其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口述中称李全山团长曾面示他炸桥，他撤离时也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笔者注：饶老先生这里应该指的是桥头台，桥面上是不可能的），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6]，那就基本上可以判定为耸人听闻而刻意生造出来的“嚱头”。
㈤关于维修和管理：
为了延长桥的寿命，泸定桥还采取每年只开桥七个月的办法。在桥上游一里许，“设渡船二只，巡检专司之。水盛过桥，退则由（船）以渡”。（《打箭炉厅志略·津渡》）据当地老乡回忆，解放前，每年旧历三月初一至九月三十日为开桥时间，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为封桥时间。封桥期间，凡运货的客商一律到船头乘渡船过河。
泸定桥铁链由生铁制成，极易锈蚀断裂，故采取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办法。“沈、冷本天全部属，桥即成，檄天全功修茸”。（《古今图书集成·天全六番部》）维修内容包括“修紧及护桥墩、护堤洋圈工程、船修造”。维修款由“建昌道委天全州办理报销”。（《打箭厅志略·津渡》）民国年间，按殷之浩、王大淦《大渡河桥之探讨》文，维修由“天全担任督工之责，完成后由汉源担任验收，泸定县负责保养。平时之修理。均由三县会同办理”。[7] “三县会同办理”，那是因为这座桥跟三县利益利害攸关！
“大修”与“小修”：“小修仅换铁链一部，大修每每拆桥另锻，有专工司之”。[8]
除去定例的“大修”与“小修”外，泸定桥还有过多次“抢修”，迄至1950年，有史可查的有：
⒈1741年5月（乾隆六年四月），泸定桥被风吹拆，拔银七百六十两兴修。
⒉1776年8月9日（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打箭炉（康定）海子山发大水，10日晚大渡河山水随发，高出桥面数尺，将铁索桥冲断。秋后动工修复。
⒊1908年4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人行桥上，加以大风吹动，底链断裂。
⒋1915年年，泸定居民不警于火，东桥头亭被延烧。次年大体按原样修复。
⒌1919年7月，桥链为风折其三，不数日，又再折其三。1920年修复。
⒍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敌二十四军四师五旅三十八团溃逃时，纵火焚烧东桥头亭。红军进城后迅速将火扑灭。次年修复如旧。
⒎1935年6月7日前后，红军长征后卫部队撤离泸定桥，为减缓敌军追击速度，锯断底链四根，次年修复。
⒏1942年2月，西岸民房失火，西桥头被焚毁，当年修一简易桥头守保护落井。
⒐1944年冬，铁索桥底链断裂一根，当年修复。
⒑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过泸定桥时，底链断裂一根。当即修复。[9] 任乃强先生在《泸定考察记》所言的“泸定八景”之“风塔凌云”一景，即与泸定桥安全性有关：“风塔凌云，治北五里山峰，上旧有塔，称为风塔。泸定多风，震撼铁索桥，时致断折。巡检年祭此塔，以禳风灾。民国以来，县知事亦如之。‘剿赤’之役，十六军（笔者注：即湘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驻此，拆塔修碉，遂毁。祭祀亦罢”。[10]
笔者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泸定桥无论是“大修”、“小修”还是“抢修”，哪怕只是更换一根铁链，桥面所有桥板都得拆除——也就是拔成“全裸”。至于桥板的更换，那就比更换铁索更为频繁：桥板是木质的，日晒雨淋，踩来踏去，更易腐巧和损坏。
现在的泸定桥，桥板下除了9根铁索外，还有4根钢缆加固——比当年稳固多了。
勿庸讳言，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作这些繁琐细碎的引述和引证，主要是针对海内外诸多不曾来过泸定桥，或虽来过泸定桥却对泸定桥不甚了了的朋友们的，这些朋友因不了解泸定桥，因而很容易轻信和传播一些不负责任的谣言或传言。如“泸定桥边的人打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桥板被拆得只剩下铁索”（暗示红军22勇士爬铁索夺桥是子虚乌有），如“红军是排着队走过泸定桥的”（暗示当年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发生过战斗），如“红军是押着老百姓打头阵走过去的”（暗示红军让老百姓在前头送死）……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1935年5月29日的泸定桥。
注释
[1]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1页。
[2]昌侧集烈是西藏地方政权派驻打箭炉的营官，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侵占土司领地，盘剥商旅，并向大渡河沿岸扩张势力。清政府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派理蕃院侍郎满丕和四川提督唐希顺领兵进剿，唐率清军雪夜渡过大渡河，兵分三路击破昌侧集烈叛军，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进抵打箭炉，招抚打箭炉附近五十余部落，一万二千余户，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史称“西炉之役”。
[3]泸定县地名领导小姐：《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地名录》第19页，1987年6月印刷。
[4]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5]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3～第16页。
[6]饶杰口述、陈鑫整理：《我的军人生涯》，《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1页。
[7]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6～第17页。
[8]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9]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7页。
[10]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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