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救世良方还是经济毒药

　　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急剧尖锐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和市场化为由，限制工会权利，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迫使工人阶级接受低工资。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图1反映的是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欧洲核心15国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些总体的失业率水平是快速上升的，从4%左右上升到了9%左右，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高位。尽管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危机之后这个数据又开始上升。

　　图1欧美平均失业率水平（%）：1960-2009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MMECO)

　　由于失业率较高而且工人斗争性减弱，加之新自由主义推行的资本自由流动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的雇佣范围内，大大加强了资方在工人和政府面前的谈判地位，因而，在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以拉美国家为例，1980-1991年，玻利维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68%、65%和53%;1980-1994年，阿根廷、乌拉圭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14%和21%。[14]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各国内部出现了越来越深的贫富鸿沟。在英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在短期内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1997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达到0.5，贫困人口由1988年的2%上升到1995年的50%[15];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一些前苏东国家由转型之前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阵营，跌入到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最为突出的是亚美尼亚，在1996-1998期间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61。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多年来持续扩大，1979-2007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而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1%家庭收入增长了241%。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近期一项研究显示，2009-2012年，美国最富的1%人群攫取了美国新增财富的95%。[16]

　　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刚有所抬头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60%，中收入国家的15亿人口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口各拥有20%。[17]

　　由于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高达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2%最富有的成年人口则拥有一半以上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全球家庭财富。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相当于如果全球总共只有100个人和1000美元的话，其中一个人拥有900美元，而其余的每个人拥有1美元。

　　全球性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缓慢，导致了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峻，也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冲突频繁、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

　　全球范围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结构失衡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1999年2月，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警告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以及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并指出当时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率水平接近于1930年以来的最差水平。[18]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情况更加恶化。以美国为例(见图2)，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平均只有78.1%。[19]欧洲的情况和美国比较类似，而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最后20年也在低处徘徊。由于相对过剩的资本在生产领域不能获利，转而进入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机领域，吹起了大量资产泡沫。

　　图2 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1948-2010年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从日本、欧洲以及近年来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除了1991年外)其出口一直小于进口，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开始，其经常账户赤字超过了5000亿美元，并在2006年达到了8000亿美元，即便是在危机之后的2010年仍然高达470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形成巨额外债，到2011年9月，美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近15万亿美元[1]，超过了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高额顺差，积累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资金为保值和增值又回投到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泡沫也在加速膨胀。新自由主义推行的金融自由化，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泡沫铺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尽管在一段时间内，金融资本可能依靠吸纳更多的资金进入金融部门而获利，但金融领域利润毕竟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因此，这一过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

　　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的后果之一，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以拉美为例，继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在90年代初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之后的短短十年时间里，又接连出现多次较大危机：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金融危机;2001年底，经济发展百年不衰、人均年收入曾达到8000美元，又成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由于连续数年负增长，经济衰退达到创纪录的11%，接近崩溃边缘;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的深化，可以说是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急转直下，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业人口总数近2.12亿人，失业率为6.6%，比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增加了3400万人。

　　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美国股市大量财富蒸发，其标准普尔500指数从危机前最高的1562点，之后一度下跌到677点，跌幅高达57%。同时，其经济总量跌幅也达到了4.2%，失业率从4.4%上升到了10%，失业人口从673万上升到了1535万。危机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据估计，从危机爆发到2014年3月，已经有500万套住房被银行收回，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21]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22]危机迅速向其他发达国家蔓延，金融市场风雨飘摇，经济迅速陷入衰退，欧洲相当一批国家到现在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都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小国冰岛十多年来由于金融业的超常发展，使经济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曾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冰岛的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

　　危机还广泛波及到亚洲、东欧、拉美、非洲，尤其是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经济主权受到削弱的国家和地区，受冲击更为严重，例如前苏东地区，2009年整个地区产出下降近6%，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甚至出现了高于14%的大幅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