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深刻的无言教育”1956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国务院司、局长会议上关于改造战犯问题的讲话： “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王耀武或者是宣统皇帝，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既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效果是好的。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 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公安部的指示，分三批组织全体日本战犯到抚顺、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武汉、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杭州等11个大中城市参观。与外界隔绝了5年多的日本战犯，个个身着一身蓝色新装，走出了高墙深院。管理所配备了专车接送，没有武装押送人员，给予国民待遇，让每一个战犯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去体味新中国的变化。他们先后参观了农村、企业，厂矿，学校和部队，还走访了侵华战争遗址和战争受害人，使战犯进一步认清自己的罪恶。 多年后，一位管理所的干部在访谈中非常感概地回忆道：“我记得那年我们领他们到南京参观了水利学院，大学，可能在那附近吧，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地点啊，他们好多人哪，就是以藤田茂为主的，跪下谢罪。所以说通过这个学习呀，从上到下改造都是发自于内心的。” 几乎是每参观一个地方，每接触一次群众，都使得每一位战犯的心灵产生了震撼。 参观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新村时，楼屋高耸，街道井然，绿树成行的景象让战犯们耳目一新。曾担任伪满锦州警察局警务科长的鹿毛繁太不无感叹：“过去的沈阳，我很熟悉。像今天这样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奇。这一切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在沈阳郊区的大青农业合作社，曾任满洲国牡丹江省次长，东安省次长，间岛省省长的歧部与平，同十几名将校级战犯走进了一家姓徐的老大娘家中。 大娘家里宽敞整洁，墙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像，箱子上摆着座钟、热水瓶和花瓶，炕上折叠着色彩鲜艳的被褥，婆媳俩穿戴朴素干净。在交谈中，徐大娘谈到了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还扫了盲，“能写短信了”。歧部与平有意问道：“那，您在伪满那时候呢?” “提起那个年头，苦劲儿就没法说了。”徐大娘一口气讲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使得歧部与平不断回想起他任职期间那些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罪行，深感惭愧不安。后来他实在忍不住，坦白了他当年的恶行，并向老人鞠躬谢罪，流泪跪在老人面前。其他几位也受到感染，一再向徐大娘表示要好好接受中国政府的教育改造。其中有一位后来还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大青村啊，中国的村庄。你在红旗下，又巍然地站起来。我看见，老婆婆在幸福的微笑。” “我看见自己的过去，是多麽罪恶，多麽可鄙。” “伟大的中国人民啊，请处决我吧。虽在九泉之下，我仍然感激你。” 日本人曾在鞍山建有“昭和制钢所”，被认为是旧中国工业的“中轴”。1945年“八.一五”溃败前，日本关东军运走、烧毁了所有技术资料，破坏了生产设备。他们发狠地说，让中国人去种高粱吧！要想恢复钢铁生产，至少也要二十年。当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现代化企业时，没有一个不惊叹。当年曾经亲手制定“全满(洲国)钢产计划”，又多次视察过鞍山的伪满洲国二号人物古海忠之说：“今天我亲眼看到，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就把它恢复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伪满洲国时期年产量的最高纪录。” 他连呼：“惊人！”“伟大！” 在天津，战犯们参观了刚刚公私合营的中天电机厂和仁立毛织厂。毛织厂的私方经理介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并一一回答了提问，尔后说：“你们这些问题，我认为基本是人生观问题。我的人生观变了。我希望实现一个永无剥削压迫，人人都过美满生活的社会。国家繁荣富强，大家幸福，对我自己也有好处，谁能不为给子孙造福而高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给我们资本家指出了光明道路，符合我自己成为光荣劳动者的愿望。” 这种现身说法立刻激起了战犯们的热烈掌声，他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曾经作为剥削者的人讲出如此动人的肺腑之言。有位叫做渡边一雄的日本宪兵准尉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把旧社会改造成了新社会，把剥削者改造成了劳动者......还把他选为全国人民代表......我们这些人，只要听从改造，前途也是光明的。” 在武汉，当年盘踞湖北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战犯，联名写信向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悔罪; 在济南，当年在山东捕杀中国军民4900多人，烧房1800多间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战犯，分别给山东城乡人民写请罪书; 在河北，制造震惊中外的潘家戴庄大惨案的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遥向1200多名中国受难者的英灵三鞠躬; 在杭州，参观了在日寇杀人场上建立起来的麻纺厂后，当年参与作恶的战犯纷纷忏悔，有十四人请求当场处决; ...... 事实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铃木启久感概万千：“原来被嘲骂为‘小偷的国家’、病夫子的国家’、‘只有消费，没有生产的国家’、‘讲虚礼的民众’，现在是‘路不拾遗的国家’、‘生产的国家’，是‘身心健康，文明礼貌的民众’了，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 藤田茂则一言以蔽之：“社会参观，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无言教育。” 藤田茂于1956年6月被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法庭宣判后，审判长问他“对审判有什么话要说”时，藤田痛哭说：“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在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1963年2月，他被提前释放回到日本。回国以后，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1975年他率团并携妻女最后一次访华。其间再一次痛哭流涕地说道：“我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们从前的罪孽是多麽深重啊！” 余绪：两种不同的“以德报怨”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改造，进而“宽释”政策，可以说是一种“以德报怨”的政策。当时有不少人对此举的深远意义还不大了解。在沈阳和太原审判过去近50年后，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一位当年抚顺管理所的干部，问道：“你们曾经离他们那么近，对他们的罪行应该了解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该判死刑的没有判死刑，该判重刑的无罪释放了，你能理解吗?” 那位干部回答：“这个我们太能理解了，毛主席好像在哪说过这句话，就是说敌人哪，就是说放下武器啊，是可以改造的，是不是。就是说人哪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说他就是不是顽固不化的，所以我们只要方法政策对头，也是可以改造好的。” 那位干部还说：“在东京开的军事法庭啊，像东条英机他们，都判死刑、判绞刑，我们总共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审判，他们用2年半的时间，至死没有一个人认罪。所以我们真正把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改造过来了，个个认罪服法，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除了管教干部，当年的一些直接受害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沈阳法庭作证年龄最大(65岁)的证人农民李作芹。在宣判后的当天下午，见到了前来法庭采访的记者于木。他对于木说：“说真的，今天宣判了我真高兴。那会儿，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人被杀死了......要说伸冤麽，向哪儿去伸冤啊!能凑合着活下来就不容易了。现在，您瞧，敌人都低了头，认了罪。这都是过去办不到的!我们国家有力量了，有地位了。好，敌人既然认了罪，我们就宽大。”(见《日本战犯是怎样认罪的》 《世界知识》 1956年第13期)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国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日本投降后，他曾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派，代表中国出任东京法庭的法官。为了将东条英机等罪犯处以极刑，面对极其复杂的科刑局面，他“把头发都急得花白了”。他使尽浑身解数，讲尽千言万语，才促成了法庭对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判决(后据专家分析，只赢得了一票之微弱多数)。东京法庭解散后，梅汝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的高位，毅然投向共产党。沈阳审判的判决公布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梅汝璈，这位曾经在东京力主将东条英机等判处死刑的法学家，此时发表了谈话，他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严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宽大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为了和平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着重看到未来，而不要只看到过去。”“我们这种处理表示着对对日本人民的极端旷达的胸怀和意愿同他们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新华月报》1956年第14期 第150页) 历史总是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整个日本战犯而言，在新中国接受改造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都受到了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的“以德报怨”政策的恩惠。这种“以德报怨”政策的背景，是蒋介石是为了准备发动内战，美国为了扶日反苏。简言之，随着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变化，美、蒋、日很快就不计较彼此间的前嫌，迅速走到一起联手反共。 从1946年2月起，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党政府陆续在南京、上海、北京和台北等地成立了审判日本战犯法庭。这些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处死刑案110件，其中南京军事法庭专案审理了南京大屠杀一案，判处了从日本引渡回中国的主犯谷寿夫及杀人比赛的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死刑。但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致使不少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特别是引起举国哗然的罪大恶极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等一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军事顾问。1946年8月和10月，东京法庭曾两次发传票，要求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受审，但是蒋介石不但不交，而且于1946年11月正式聘用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本人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好......根本原因则是蒋委员长8月15日的‘以德报怨’的伟大广播演说。”(张承鈞主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第271页)特别令冈村宁次印象深刻的是，国民党方面“对投降后的日本军人不以‘俘虏’称呼，而称为‘徒手官兵’。”“这点给予我们精神上的好感。”(同前书 第272页)事实上，冈村宁次对蒋介石的想法一清二楚，是他从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看出来的：“蒋介石则以其直系最精锐的胡宗南军驻扎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附近的西安一带。该军除在河南作战时曾派出一、两师兵力之外，基本上未曾与日本军作战过，一直用于监视延安。”(同前书 第273页)因此，冈村宁次在其《停战后对华事务处理纲要》中毫不含糊地指出：“延安方面仍坚持抗日辱日态度，我方应采取断然措施对付之。”(同前书 278页)在南京签订日本投降书的时候，冈村宁次是这样描述他的心情的：“当小林总参谋长捧呈投降书向何总司令敬礼时，何总司令出乎意料地起立答礼，由此可见何应钦将军的温厚人品。我对这次前所未有的投降仪式，当然心境不佳，但也尽量保持沉着。后来在会场上看到何应钦将军的态度后，认为是向中国最亲近的人投降，亦感谢然。”(同前书 第281页) 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9月10日上午，何总司令要求会面。我(指冈村宁次—引者注)率今井副总参谋长、小笠原参谋前往总司令公馆。落座后，何总司令指出：‘日本卸除了武装，今后可以真正做到中日和平提携。彼此都要努力。’”(同前书 第282页)拥有丰富的“剿共经验”冈村宁次，就是通过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汤恩伯，向蒋介石提出提供“剿共经验”以“立功赎罪”的。1946年4月，冈村宁次写出了《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蒋介石阅后大为欣赏，马上命令以《剿共指南》的形式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各级军官。冈村宁次就这样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下逃避了审判。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一直竭力相助。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冈村宁次为了“报恩”，除了自己亲力亲为外，还先后介绍和组织过他所熟识的百余位老部下，不遗余力地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据说蒋纬国和郝伯村等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都接受过这些战犯的“精英课程”的培训。 至于美国，当初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是为了对付苏联。日本后来一直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桥头堡的角色。日本的右翼势力在美国的默许下不断壮大，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右倾化竟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流。 不可忽视的是，蒋介石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对后来的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可以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否认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其主要“论据”中有一条：如果日军象你们大陆中国人所说的那样野蛮残暴，当年你们的蒋总统为什么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反而对他们那么友善?由此可见，当年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并没有犯什么罪。现在你们大陆上中国人所宣传的日军罪行，只不过是捏造的不实之词而已。这种“论据”在日本相当流行，以至于今天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日本人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对照美蒋的“以德报怨”，当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指导下创造的对日本战犯改造的奇迹，更能彰显其世界性的积极意义。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充分反映出人类正义的感召力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本质，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专程赶来的一位日本记者意味深长地说：“综观世界史，像中国这样的战犯改造是绝无仅有的。战犯们是真正地觉悟，成为新人，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的政策，是建立在改造人，促使坏人改恶从善的目的之上的;而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的政策，则是建立在利用人，不辨是非，只要能帮助打击异己就扶持的目的之上的。冈村宁次回国后除了努力帮助蒋介石备战“反攻大陆”外，还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该组织至今还是日本右翼的骨干组织)，积极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一直到死。对照藤田茂等人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两种“以德报怨”产生的后果真可谓有天壤之别。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参考阅读：从日本战犯改造看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1949年后日本战犯是如何被改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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