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都有放高利贷的，但绝无全民性放高利贷的；任何国家都有放高利贷的，但绝无银行和国家企业担纲领衔的；任何国家都有放高利贷的，但绝无官员成放贷主角的；任何国家都有放高利贷的，但绝无政府和监管部门怂恿不管的；任何国家都有放高利贷的，但却绝无因出现重大金融危机无问责官员的。可特色中国却在全民疯狂高利贷，这也成了特色中国一大极“缺德”的特色！

    一、谁在导演参与10万亿元规模的高利贷

旧社会地主老财的剥削手段之一，就是乘饥荒和天灾人祸向穷人放高利贷，让穷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白毛女》中的喜儿，就是这样被逼逃山沟成了白毛女。毫无疑问的说,高利贷与黄赌毒为一丘之貉，是社会主义国家严打的对象。可在毛泽东时代已经绝迹的高利贷，现在不但合法化、公开化，全民化，还实现了规模化。这不仅制造出无数人间悲剧，还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埋下重大隐患！

1、全民性参与声势浩大。西南财经大学发布《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我国民间有33.5%的家庭参与民间借贷，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其中,用于购房的民间借贷达3.8万亿元。而另据有关专家评估，至少翻一倍。第一财经网站评论：全民高利贷：为暴利而痴狂（2013年5月16日）。

2011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月息已达6分至7分，最高达1毛5，若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还72万至180万。温州市约89%的家庭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据温州市两级法院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累计达1000多起。2011年8月到2012年5月，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2000余件，案件总标的额高达210亿余元。

山东仅邹平县一县，民间借贷资金就高达上千亿元。

由于高利贷成当下最赚钱行业之一，不仅某些地区出现全民“放水”的疯狂，且放贷范围已从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从制造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领域，并扩展到普通家庭、学生等。

　　  2、官员是放高利贷的主力。 “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的俗称，现“官银”成放贷重要组成部分，因既有效益，又不暴露身份，还能避开制度监控和公共监督。

2009年温州永嘉施晓洁以高利率向社会集资约13亿元。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最后认定施晓洁一案所持资金，有8个多亿的户主，要么身份虚构，要么人已失踪，这从侧面印证“八成债主是公务员”。沈阳蚁力神非法集资30亿元案发后，也有公务员投入的大笔资金无从认证。

瑞安环球电泳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飞燕，从2008年到2010年，陆续向时任龙湾区民政局副局长的池秀媚借款近4亿元（年息36%）。去年7月池秀媚退休1个月，她起诉陈飞燕，要求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这件事才浮出水面，池秀媚被网民称为“史上最富亿元科级干部”。

2010年2月以来，海南工商联副主席沈桂林以个人名义，用海口泰特典当责任有限公司做担保，允诺月利2-3%的高额回报，向社会非法吸收存款8亿，再以3-4分对外放款。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增多，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来越大，资金链断裂，涉案受害人有200余人。

在老干部顾问团的协助下，十年来，外交部数百位离退休干部，陆续卷入一起新绿源公司以回扣和高额利息为诱惑的非法集资案，外交部离退休干部被新绿源吸纳的1.5亿元巨资，全部血本无归。

华西大学校长涉非法集资，华西大学涉及到的各种集资协议书有近万份，集资年利率高达12%，数千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类似这样官员参与的集资放高利贷的案件，甚至有基层干部利用职权向被管理对象借贷资金的，已屡屡见诸报端。

3、银行成高利贷的大庄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原本是金融秩序的维护者，也是金融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可令人非常震惊的是，有相当多的银行竟成了高利贷的大庄家，其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银行主业放高利贷。本来银行应按正常利率贷款给企业，但它们却把钱放给高利贷者，再通过高利贷者放给企业。新民周刊发评论：高利贷年息最高已达180%，银行国企资金已成放贷主力军。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中国的银行40%多是活期存款，年息才0.5%，贷款国家基准利率6.35%，信用社和城商行可高于基准利率80%的价格放贷，年息抬高到12%左右，这个巨大利差让信用社和城商行都卷入放高利贷，信用社的记录显示：70%的资金流向高放贷，国家资金同困难企业和缺钱农民无缘。城商行普通行长年薪都几百万，钱从哪里来？黑龙江、河北、江苏、内蒙古、浙江、重庆等地信用社利用国有资金放高利贷案件纷纷爆光。仅南京一个城商行行长被抓，就牵出100多个县市级的财政局存款。银行财政敢做初一，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就敢做十五，黑市利率就暴增不止。

银行放贷疯狂到开张发票就可抵押。榆林民间借贷最“繁荣”时期，“金字塔式”借贷体系庞大到看不到边界——底层出借人并不知资金流向，只按月息2～3分的价格吃固定利息。后来，企业、小贷公司与银行之间，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极大推高了资金成本。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十年里，银行的资金都向这里聚集，到钢材市场随便开张买钢材价值多少的票据，都能抵押到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全部蜂拥到位。2012年资金链断裂，榆林出现严重的信用体系崩溃。

由传统金融行业向互联网布局的P2P网贷平台，历经2013年野蛮生长，违反“若故意以高利率吸引他人出借款项并将资金用于套利的或者以欺骗手段骗取他人出借款项的，将构成犯罪，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在2014年拉响了警报：全国累计已有119家P2P平台“倒闭”或“跑路”，涉及资金共约21亿元。其中，今年前4个月出现问题的网贷平台已近30家。

一方面银行高息集资放高利贷。银行靠储蓄放高利贷资金不足，竟然非法高息集资放贷，以致众多银行行长成集资诈骗主角，这如何了得！近年，长三角地区曝出多起银行行长“违法圈钱”案件，涉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温州银行、义乌市农村合作银行和温州市龙湾区农村合作银行等基层支行行长。已有多名行长因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诸如，建行绍兴城西支行原行行长陈惠君，许诺高额利息对外进行借款。已知涉及资金总额为3.26亿元，受害者约40人，因涉嫌“普通诈骗”被拘。

2012年，神木县有银行类金融机构21家，是长江以北地区银行最多的县；还有小额贷款公司22家，数居陕西各县之冠。开个房间就是典当行，摆张桌子就办公。更有甚者，拎着包就到邻近农村搞流动典当，随手拿张白纸，写个字条就是票据。典当行承诺年利率为48%-72%，典当行提供五天内的大额资金紧急周转，年利率为600%，约为银行利率100倍。神木从七八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利率、典当行、三角债关系、著名大户等信息。无人否认神木已“全民借贷”，民间信贷总额大到无法估算。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仅河南一省，两年内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家迅猛增至500多家。在2007年10月份之前，该省不少担保公司仅有几百万担保额度，两年后增长10倍以上。有的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高息担保已超过20亿！

4、国企放贷也一马当先。国企不抓实体经济生产，却抓高息放贷，这也是新时期一大特色。四川金鑫房地产公司原股东和法人代表刘明，就从四川石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四川中石化销售公司等四家国企，高息借贷了4250万元、2500万元、1700万元、760万元，且四川中石化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黄久长个人也向金鑫房产账户转入300万元，共计9510万元。

“国有企业这种事很正常。” 一些大型国企钻国家相关政策优惠和银行监管不严的空子，凭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6%的低息从银行贷出来，再12%放给担保公司，几亿资金，6个点的利差，一年就能赚回几千万“黑金”，成为少数人瓜分的“小金库”。若拿到免息巨额贷款，更获高利贷暴利。

国有企业资金流入高利贷，最要命的是造成实体经济大面积萎缩，中国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经济运行风险加大。

5、民企老板犯罪的主调是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在放高利贷的巨额利润吸引下，民企老板自然不能缺席。截至2013年底，有115例民企老板，在203例涉嫌刑事犯罪案例中，已公开的98例涉案金额累计达3417.942亿元。最大是宁夏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台州分公司负责人陈立喜特大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非法期货交易金额高达1744亿余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有25例，其中17例累计近272亿元；集资诈骗案有22例，其中19例累计近285亿元；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18例，其中15起案件共涉金额近388亿元。

2013年，神木县民间借贷崩盘。今年陕西省府谷县民间借贷崩盘。一个叫宏昌鑫的煤化企业以年息24%的高回报做诱饵非法集资，到期兑付宣告违约，老板失联。

江苏常熟女老板顾春芳，2008年至2012年3月间，虚构其从事煤炭生意需大量资金，以年息25%至40%、月息3分至9分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17.68亿余元。无数民众参与其中，最后一跑了之。

从去年开始，邯郸市当地陆续出现的民间集资借贷企业违约、实际控制人跑路等事件，邯郸市金世纪、万聚等开发商非法集资达93亿元，其中，金世纪地产所涉的集融资规模应该在30亿元左右。

二、高利贷成吞噬无度的“黑洞”

疯狂无度的高利贷，张开血盆大口，正在吞噬改开的成果和红利，令人惊心动魄。

1、高利贷吞噬改革开放的成果。2011年4月开始，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多达90个企业老板欠下约200亿元巨债外逃，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性金融危机一旦引爆，让温州一夜能回到改革开放前。4月以来，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巨邦鞋业公司等，又陆续关门倒闭。到了11月，温州还无人敢买房，法院淘宝网卖房竟无人出价。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一度令世人瞩目，但鄂尔多斯的高利贷模式，比温州模式的危害和风险更大。温州模式还有实体经济，而鄂尔多斯每个房地产项目，都以40%到50%的利率找民间资本借钱，有些楼盘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现资金链断裂，鄂尔多斯成闻名天下的“鬼城”！

一度产生2000位亿万富翁和全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为代表的“神木模式”。 2012年底，从融资规模超40亿元、波及人口超5万的“黄金大王”张孝昌“跑路”，神木民间借贷全面开始崩盘，2000余家地下高利贷机构凭空消失，超300亿元民间资金蒸发，近千人出逃引发全城恐慌。神木的房价暴跌、商业萧条、医保欠款、社会解构，就如同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神木近百处煤矿陆续停产，如今仅有不足10处维持正常运转，焦化厂、洗煤厂也相继停工。

2、高利贷吞噬弱势群体的积蓄。一度，贫困的江苏北部泗洪县，从农民、医生、个体工商户、教师到公务员，都卷入放高利贷的暴富热潮。其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这疯狂的游戏。一时，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有各类豪车：宝马800辆、奔驰600多辆、奥迪500多辆、保时捷50多辆、英菲尼迪50多辆、捷豹30多辆、凯迪拉克20多辆、路虎20多辆、林肯十几辆、悍马十几辆、法拉利1辆、兰博基尼1辆、玛莎拉蒂1辆……。可当疯狂的高利贷链条一夜断裂，并从石集乡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数十亿血汗钱瞬间打了水漂，村民们的暴富梦一夜破碎。

神木高利贷崩盘后，财新记者看到，在神木县人民法院门口，白发苍苍的老者涕泪交加，几十万元养老金不见踪影；穿着补丁衣服的农民掏出了大半生积蓄，赔上了女儿的嫁妆钱；养鸡场的大姐背上了百万元欠债，在县政府、人民法院门口一睡几天。

3、高利贷吞噬大量国家财富。一方面参与高利贷行为的国家银行、国家股份制银行、信用社等，参与放高利贷导致血本无归的案件频发，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向公众告知，全国有多少资金被吞噬。但仅从一个个个案来看，就绝非小数。诸如，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的高管冯伟，同领导一起违规发放“高利贷”就达7亿多元，事发畏罪潜逃。一方面很多地方为平息高利贷资金断了，引发的社会动荡，况且，有的高利贷案件发生，又有政府的身影。为此，为了平息事态，一些地方政府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只能暗中投入大量公帑填窟窿，却不敢告知公众。

改革开放的30多年，动则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钱，不是流失了，就是贪污了，再不就是浪费了，政府连眼皮都不眨，也没有一个政府领导承担责任，可为什么往老百姓身上花一元钱，都那么那么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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