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17年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一种适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香港大多数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见是要和内地继续发展经济合作。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对港政策，离不开香港和内地的良好关系。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香港未来的民主道路。

　　玛雅：香港政改纷争发展为非法“占中”行动，严重损害了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引起国内外密切关注。在内地民众看来，香港人放着好日子不过，瞎折腾什么?但是不难想见，“占中”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你在新著《香港的独特民主路》中分析，过去30多年香港走了一条独特的民主化道路。从香港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怎样认识这场政治风波?

　　刘兆佳：我一向主张从香港的独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现象，包括香港的民主发展。认识香港的民主发展不但要着眼现实，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香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香港的历史背景和香港内部政治势力的对比。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认识它的独特性;也才能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不能解释香港的民主化现象，其他社会的民主发展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于香港。

　　玛雅：香港回归前在英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与西方世界紧密接轨，成为一个高度自由化、法治化、商业化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西方的”华人社会。为什么香港没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而走了一条独特的路?　

　　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刘兆佳：纵观香港数十年的民主化道路，其民主发展来源于一些独特的因素和动力，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生，拥有它独一无二的变化规律，所以呈现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态与运作模式。

　　香港的民主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因是香港前途问题的出现。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后的政治安排展开谈判，香港将面对从英国殖民地到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身份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变迁。在此之前，英国人在香港一方面实施开明的怀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人权和自由，保护私有产权，有限职能政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另一方面将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在回归问题出现前，英国人因为没有“撤退”的需要，从未在香港启动民主化计划，反而尽可能隐瞒真相。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是出于反对殖民主义或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力，香港都没有出现过强大的民主运动。在香港，政治学关于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发展的理论完全不适用，民主化没有伴随自由化而发生。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乍现，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也随之启动。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公民团体来推动民主，香港人虽然民主诉求上升，香港的民主进程却只能由中英两国来主导。英国人为了稳定香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支持，从而实现“光荣撤退”，在回归前十几年加大了怀柔管治的开明度，包括开启所谓民主改革。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在结束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能有一个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体制，将是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乐见的事，同时也彰显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新的政治权利和当家做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进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融洽相处，特别是要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显然，中国政府的这个目标是英国人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中英双方对香港民主化的内涵、目标、规模和速度有着严重且不可弥合的分歧。

　　在香港人中，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和忧虑，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建制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两国政府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上。在声称为香港争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两派势力之间展开了权力争夺。

　　玛雅：争夺对香港的执政权?

　　刘兆佳：是。他们的权力争夺以及与中英政府复杂的政治互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民主化过程。这个过程迄今尚未完结，还在跌宕起伏中持续，不断造成社会的分化和内耗，损害香港的稳定与发展。

　　玛雅：由此观之，眼前发生的“占中”行动是一次权力角逐，是管治权之争?

　　刘兆佳：直观的看，这场政治风波，是各方政治势力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展开的激烈政治较量。背后的问题，关涉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路向选择、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以及一国两制下国家和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

　　玛雅：用内地的话说，是方向道路问题。

　　刘兆佳：香港学界很多人，尤其年轻一辈，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他们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体，实行一人一票选举、政党轮替执政。他们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民主实践能够拉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即便西方民主最终只能在香港植根，也至少可以让香港发展为独立政治实体，达到完全自治，在一国两制下发挥“民主抗共”的作用。

　　这样的立场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势力坚决反对的。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民主改革，强调要服从大局，民主政治只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达致其目标的手段。即便作为目标，民主化发展也不能凌驾于其他重要目标之上，不能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破坏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蜕变为“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境外反华势力有机可乘。以此为故，香港特区政权绝不能落入与中央对抗的人手中。

　　玛雅：这对反对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既然他们想要香港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就一定要将中央政府置于特区门外，以免干预香港事务，那香港的管治权就必须由他们来执掌。

　　刘兆佳：反对派中有些人相信，香港回归并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种急迫感的驱使下，这些人在接受香港回归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承诺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在他们“民主回归”大旗背后，当然是想成为回归后香港管治者的“雄心”，希望“九七”能为他们带来执掌政权的机会。

　　反对派民主改革的立场甚为具体，争取的决心也很大。但是在推动民主化和香港的经济社会改革上，他们的主张却颇为空泛和模糊。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夺取管治权更重要;唯有权力在手，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视中央政府为对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压，同时与建制派争夺权力，形成尖锐对立。

　　基本立场南辕北辙，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以致政治冲突连续不断。各方争斗不休的一个后果，是一套颇为复杂和臃肿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这种恶劣、紧张的政治环境中，不但特区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稳定和发展受损，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岖不平、前景不明。

　　玛雅：“占中”行动失控，使得香港的民主之路雪上加霜，这对香港长远的民主发展意味着什么?

　　刘兆佳：不论“占中”最终结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远未完结，与其相关的政治冲突会延续不断。这意味着，香港在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探求民主的道路注定是艰辛和曲折的，而其“终点”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对于追求民主政治的人来说，维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济的精神十分重要。事实上，香港政治的未来，必须通过中央与香港人的共同探讨，来找寻在一国两制下对国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发展路向，找到一种切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改革方案。这种探索过程将是漫长的，甚至是相当痛苦的，最后结局未必对所有人都是最理想的，但却对减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有正面意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成功

　　玛雅：有观点认为，香港在回归17年后出现政治动荡，表明一国两制的实施不成功。你有何评价?

　　刘兆佳：我认为，一国两制基本成功。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来处理台湾问题。由于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就把这个构思稍加改变，用于香港。当时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与中华民族的荣辱息息相关。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对新界为期99年的租约到期，就要把新界交还中国。而交还新界，就意味着交还整个香港，因为离开了新界，香港和九龙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认为，1997年是合适的时机。那个时候不收回香港，往后恐怕更困难。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邓小平的说法，他就成了“李鸿章第二”，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所以，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么处理香港问题?中国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以期和平地与英国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当时来看，要达到几个目的：首先，要让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后能够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资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国政府深知香港的资本家和专业精英对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承诺至为重要。同时，要维护香港长远的繁荣稳定，保持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回归后能够继续发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发挥推动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战略效用。

　　玛雅：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从现实出发，理性作出的符合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战略选择。

　　刘兆佳：一国两制方针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时照顾并促进国家和香港的利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转变之时，从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发展。在这个历史时刻，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国家和香港之间产生重大的利益重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策下，香港对国家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冷战时期，在西方围堵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利用香港独特的地位，还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经济的主动性。中苏交恶之后，香港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触的一个桥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认为，香港能够在新时期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利用它独有的各种优势——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高度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各行各业，作为世界贸易、服务、金融、资讯中心的地位，等等，为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刘兆佳

　　本质上，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续，是为在香港回归后使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能够有机融合。所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香港人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基于彼此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赢”的安排。一国两制让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而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会让共产党得以通过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提升管治权威，巩固执政地位。既然一国两制方针是建筑在重大实际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坚固基础之上，则其生命力和持续力无可置疑。

　　玛雅：从实施情况来看，一国两制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刘兆佳：整体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各方——中国政府和内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比较合适的安排。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保留了一个对国家发展有价值的特区。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在新时期继续为国家现代化事业发挥作用。

　　一国两制也保持了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的需要，使他们能够体面地从香港撤退。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顾。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US Hong Kong Policy Act)。这表明，美国接受香港回归中国这一现实，愿意继续支持香港。

　　最后一条涉及台湾问题，我反而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玛雅：为什么?一国两制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刘兆佳：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体制，在政治发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无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如何成功，都不会对台湾有太大的示范作用，不会增强台湾人对实现统一的愿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让西方以及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有诚意、有能力履行国际协议。香港回归后能保持繁荣稳定，西方对台湾的将来就会增加一份信心，减少支持台湾独立的动机。西方原来就不想因为台湾独立跟中国过不去，既然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来实现两岸统一，既然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对台湾不论是政治责任还是道义责任都会有所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西方介入中国统一进程的可能性。

　　玛雅：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评价如何?

　　刘兆佳：香港人大体上持正面评价，当然不是所有人。到目前为止，虽然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时高时低、起伏不定，总体来说，还没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弃一国两制，或者说认为还有更好的对香港前途的安排。有极少数人提出所谓本土主义或“港独”意识，但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不是针对现实的政治纲领，在社会上也没有得到共鸣。

　　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香港原有的“好东西”——自由、人权、法治等会失去，几十万人移民走了。回归后，香港人惊喜地发现，不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繁荣稳定超乎想象。很多外国人来香港，也觉得回归后发展不错，与他们国家相比并不逊色。但是慢慢的，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令很多香港人产生不满。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说明，香港人已大体上认可一国两制，回归前最大的担忧已不存在，所以开始有新的期许。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新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贫富悬殊等。这些问题在回归前根本顾不上多想，也不是重点。

　　总体来说，虽然碰到不少问题，一国两制基本是成功的。它是适合香港的一种安排，也是适合国家的一种安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安排，能够取代一国两制。

　　玛雅：有分析认为，香港政治风波表明，“爱国爱港”理念没有被香港人接受，国家认同没有树立。香港回归，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一个协议，就在1997年实现了。但由于长期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与内地社会制度不同，香港人与内地人社会文化交往甚少，没有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感情基础。在这种形同路人的情况下履行一个两国间的政治协议，香港虽然回归了，人心却没有回归。现在出现问题，意味着需要回过头去构建思想基础，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身份认同和观念的转变远比一个政治安排的落实困难得多。

　　刘兆佳：假如是这样的话，它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在回归后马上出现，而不是十六、七年后才出现。根据香港的民意调查，回归以后，即使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很多人，特别是中等阶层，承受了资产大幅贬值的痛苦，又遭遇了非典冲击，香港人对一国两制都没有动摇。2003年发生《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几十万人上街，但事件平息后，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香港政策——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内地企业来香港投资或上市，以及人民币业务的开拓等，帮助香港渡过经济难关。这反而让香港人更加感到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重要，对中央的信任度有所提升。假如还是在英国统治下，中国政府会不会这么积极帮助香港恐怕也有疑问。

　　香港现在的问题是最近两年出现的，需要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你说的情况的确存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内地同胞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彼此在社会、文化、制度、价值观上形成了分歧。这个分歧现在还在困扰着香港人跟内地同胞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发展水平不同，物质条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种隔膜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化解的。但话说回来，一国两制正是针对这种差异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让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香港人可以放心回归。所以，尽管在回归之后经历了不少挫折，也有对中央不满的情况出现，但总体来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没有动摇。

　　中国崛起改变了香港人的心理预期

　　玛雅：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一部分香港人的不满情绪，让反对派可以呼风唤雨，有这么大的煽动力?

　　刘兆佳：首先我要说，第一，还没有太多香港人说一国两制对香港不好，还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第二，现在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一国两制本身，而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使部分香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多了一份忧虑。这方面的大前提是，因为中国崛起太快，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好东西”保不住，会逐步消失。

　　一路以来香港人有一种看法，就是在一国两制下，内地长期依靠香港，香港源源不断向内地输出各种各样的影响力，经济上的、金融上的、价值观和制度上的。的确这种看法也不完全错误，香港有不少法律、制度可以让内地一些城市参考，来改善它们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玛雅：尤其是广东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圳魔幻般崛起，无疑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优势。

　　刘兆佳：香港一些城市管理经验或民间团体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都可供内地参考。香港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内地吸收外资的地方。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的金融改革，特别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基地，还在继续发挥影响力。

　　但问题是，回归以后，中国崛起太快了，中国作为经济体相对于香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到香港投资，现在香港股票市场超过一半的市值来自内地企业。内地人才来香港工作越来越多，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越来越多，内地游客来香港旅游购物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原来的心理预期改变了，一部分人开始感到忧虑。

　　以前香港人的心理预期是，香港单向对内地的影响和内地单向对香港的依赖，以及这种想象连带出来的优越感。现在随着中国崛起，香港对内地经济依赖越来越多，内地同胞来香港就业、念书、旅游购物越来越多，香港人跟内地同胞接触也越来越多。本来大家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不同，产生碰撞是难免的，香港人对这种情况并不担忧，觉得香港比内地优越，不怕跟内地接触，更不怕竞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香港人开始忧虑，觉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与内地往来越来越密切，内地不好的东西会不会传到香港来?比如贪污腐化、不按程序办事、经济垄断，以及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还有，内地人才济济来香港发展，不可避免挤压了一些香港人的发展空间。比如我们中文大学，本地学生面对内地优秀生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奖学金或者是出去交流、进修的机会让内地学生拿走了。

　　对于国家崛起，香港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产生了民族自豪感，一些过去有成见的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忧虑，越来越怕来自内地的竞争，怕失去自己原有的优势，所以对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同时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玛雅：香港人出现这种失落感，是因为觉得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受到了影响?

　　刘兆佳：这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怕失去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这关系到什么是香港人的问题。一路以来，香港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独特的中国人。独特在哪呢?根据我的研究，就是对内地同胞有一种很简单、同一、典型化的看法，觉得内地同胞差不多都一样。见到一个内地同胞的典型，一个心态就是把这个典型跟香港人的典型进行比较，来建立香港人独特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就夸大了香港人优越的方面，也夸大了内地同胞落后的方面。比如说，内地同胞没有拼搏精神，我们有拼搏精神;内地同胞过分依靠政府，我们讲个人奋斗;内地同胞没有法治，我们有法治;内地同胞没有自由，我们有自由;内地同胞没有公德心，我们有公德心……

　　这种对比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认为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些很多来源于西方。所以，香港人一方面跟内地同胞比，把自己当成另类的特别优秀的中国人。同时跟西方人比，用西方标准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香港人没有办法把自己跟西方人分开，因为相比西方人他没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他无所谓，觉得被当成西方人更好，这突出了他相对于内地同胞的所谓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