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显学与批判思潮 ——国际毛主义研究六十年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海外从事毛主义研究的学者形成了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论。多学科的背景的学者强调主观分析、心理分析和结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

　　1958年,费正清在专著《美国与中国》第2版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新秩序包含有帝国传统元素和西方冲击的元素，这些元素的融合毫无疑问可以称为对西方反应的最新阶段”[84]，这里已经包含了毛主义是中国思想对西方思想刺激的反应的观点。60年代，费正清曾把“刺激-反应”模式称为“中国对西方接触的反应”[85]。80年代，费正清把“刺激-反应”分析模式引入到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刺激-反应”分析范式体现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1987年，费正清出版了研究中国革命的力作《伟大的中国革命》，具体分析了毛主义研究的“刺激-反应”分析范式，其基本逻辑和过程是：西方思想的传入是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刺激，“20世纪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受到西方思想巨大刺激的环境中”。而且，“1911至1949年的中国空档期(没有主导政府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对西方社会秩序理论最为敏感、最为强烈的反应期”;毛泽东等人是中国思想界应对西方思想挑战的主体，“毛泽东这一代人，经历了儒家的衰落，为了拯救国家，接受了进步进化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与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反思融合在一起”;中国思想界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主义)的诞生。费正清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受到苏俄思想影响后产生的”[86]。这样，费正清就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毛主义研究的 “刺激-反应”分析范式。他把自苏联传入中国的思想归为西方思想。此前，他曾明确提出，“苏联对中国的冲击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阶段”[87]。

　　阿普特、赛奇引入了柏拉图、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想国”、“话语”、“象征资本”、“话语共同体”等概念分析延安时期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福柯认为话语是“作为意义表达方式的有一定次序的符号实体”[88]，他认为知识、权力都是围绕话语运转的，而话语则是权力的体现。阿普特基本借用了福柯的概念，认为“话语带来权力，而权力也被转化进入到霸权文本之中”[89]。他提出，“通过整风运动，在延安形成了一个包括所有人的单一话语共同体”，这个“话语共同体是依靠象征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而“象征资本就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90]。“象征资本”这个概念源自布迪厄，本来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和精确价值化的非货币交易体系”[91]。在这种体系中，人民之间的关系通过象征资本的交换来定义，象征资本价值的实现也通过交易完成。显然，阿普特的象征资本概念和布迪厄的有所不同，后者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一种文化形式的权力,也是道德资本,或者说是正义论。话语形成象征资本要经过“定向解释”(exegetical bonding)，即所谓“一种解释规则，一种定义和内化概念的方式”[92]，指的是毛泽东的对党史和党的理论的毛式解读，即所谓毛泽东版本的党史和毛化的马克思主义。

　　阿普特认为延安是“理想国”，是“符号空间”，“这些成分(定向解释、话语共同体和象征符号)在延安共同组成了毛泽东的理想国”。他把毛泽东比作柏拉图并加以比较，认为毛泽东在构造自己的观念领域的理想国，他的理想国和毛泽东的理想国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理想国接地气，后来才成为具有内在原则逻辑的政治模式，另外，毛泽东认真向农民和工人学习的知识分子”。阿普特认为，通过理想国建构，“延安变成了一个能够吸引和动员中国年轻人的磁铁”[93]。

　　舒尔曼从社会组织系统论的角度研究毛主义。他主张采用民族精神、特权组织和范型人格“三要素”说分析中国社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系统的核心。舒尔曼不同意帕森斯等人的“文化为社会系统中心”观点，他认为，居于社会系统的中心是“掌握权威的是社会成分是任何社会系统的核心”，也就是他所谓的统治集团、治理集团，或者是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这个精英可定义为“享有财富、权力和威望的社会组织，它占有社会的稀缺资源的大部分。他在社会各组织中发号施令。他获得荣誉从社会大众中获得”。“组织是指各种不同角色的结构”[94]，按照这个标准，他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机构。他参考了列文森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认为，在传统中国，“存在三位一体，即民族精神(Ethos)，特权组织和范型人格，表现为儒家、官僚和家长制”，这是所谓中国社会的传统三角。并且“民族精神、特权组织、和范型人格是社会系统的三个核心因素”[95]。他认为，在当代中国，这三个因素的功能已经被替代了，传统的被破坏掉了，需要新的功能要素。“民族精神被意识形态取代……权力核心是有组织的领导，尤其是共产党……发挥范型人格作用的是干部，组织中的革命领导者”。他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解读为“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通过这种结合使理论变成了纯粹意识形态”，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总结构包括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纯粹意识形态和实践意识形态”。他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没有纯粹，实践没有合法性，没有实践，组织不能把世界观转化成连续的行动”。舒尔曼区分了理论和思想，他认为，“理论是纯粹意识形态，思想是实践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纯粹意识形态，毛主义是实践意识形态”[96]。

　　麦克法夸尔用三角形来建模表示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中共、人民军队、社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为其“三角模型”的顶点，领导干部为三角形的左边、意识形态(毛主义)为其右边、人民军队为底边。人民群众居于三角形内部。而在所谓民主国家，人民群众位于三角形外的外接圆中。麦克法夸尔的“三角模型”主要表达了其“中共政权脆弱论”。这一分析模式把中国政治认定为非民主政治模式，并认定中国政治为脆弱性结构。这种模式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学术模式和价值理念。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体“三角型”中，顶点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左边是中国共产党，右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Doctrine of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底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强制力量，三角形的中央是社会大众。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结构时，他认为：十年“文革”破坏了共产党的权威，片面强调了意识形态，军队的政治角色加强。“文革”后的十年“开放”则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威力。

　　

　　以上两图系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堂上的板书描绘，左图为文革前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三角形，右图为文革时期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三角形。

　　在博士论文《毛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专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中，史华慈提出了用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模式——“领导意志、教条原理和具体实际张力互动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从中共领导人意志、教条原理和具体实际存在复杂的张力互动关系，从这种关系中分析中共理论动态。这种模式联系中共理论家的主观能动性和环境因素分析毛主义。他认为，“中国发生的不是简单的现行教条和共产领导人之间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主义与意志、领导身处其中的环境的张力的结果”，“不是从真空里考虑主义，而是从作为人改造的主义、在具体环境中的主义来考察”[97]。史华慈强调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共领导人的行为与其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共领导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并非行为完全受思想决定”[98]。

　　此外，心理学家利夫顿等人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分析“革命毛主义”。白鲁恂等学者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毛主义，都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运动中的毛主义者也从各地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毛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运动中出现了尼泊尔毛主义、印度毛主义、秘鲁毛主义、菲律宾毛主义等结合各国特点的毛主义形式。

　　海外研究者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齐泽克等人曾直接引用张戎等人杜撰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里记述，分析毛泽东的哲学心理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而这本不为国际学界所认可。

　　毛主义影响了很多学者的学术研究。如致力于解决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阿尔都塞被学界认为是马克思、斯宾诺莎、毛泽东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综合体。阿尔都塞6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很多青年学生受他的影响，加入了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协会等毛主义组织。毛主义影响了福柯等人的学术思想。福柯曾与毛主义者共同工作，提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这一概念，成为其后期标志作品。总体上看，如上所述，国际学界众多学科领域涉及毛主义研究，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纽约曾出版宣扬毛主义的报纸《挑战》，经常报道青年毛主义组织的活动。

　　毛主义思潮在左翼运动和第三世界社会运动中有较大影响，丰富的国际实践是毛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国际毛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左翼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第三国际为榜样，1984年，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美国革命共产党等左翼组织还发起成立了毛主义国际——“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 RIM)。这个组织宣称信奉文革毛主义和四人帮毛主义。由于组织松散，力量相对弱小，其影响力目前还不大。另有一个组织是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中心，催生了“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国际大会”，也称为“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毛主义)国际大会”(简称ICMLPO)，是由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和组织组成，每两到三年召开一次国际大会。以毛主义为旗帜的社会组织和政党几乎遍布亚非拉和欧美各大洲。毛主义在60年代以后的新左派运动中影响很大。毛泽东、马克思、马尔库塞成为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的三面旗帜。60年代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和学生运动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协会(SDS)就曾以毛主义为旗帜。70年代的成立的美国革命共产党更是以毛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曾高举毛主义旗帜。哈佛大学曾有毛主义学生组织，曾在校园发动学生运动，也曾高举毛主义旗帜。这些毛主义运动也开展了实践中的毛主义研究，社会影响很大。法国学者、作家萨特也曾声援并积极参与法国青年学生的毛主义运动。70年代初，毛主义青年被捕后，他出任了毛主义报刊《解放报》的编辑。左翼文化批判学者、美国著名学者詹明信是毛主义的崇拜者，高度评价毛主义的文化实践意义，认为毛主义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号”[99]。左翼社会运动中的毛主义有法国毛主义、尼泊尔毛主义、印度毛主义、秘鲁毛主义等。法国毛主义主要是在五月风暴中的毛主义运动。2008年4月，尼泊尔毛派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获得近一半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执政。有些左翼运动参与者也曾受到毛主义的影响，也是毛主义的研究者，如阿尔都塞。他曾参加法国五月风暴。在如齐泽克，他曾呼吁人们“发扬毛泽东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100]，曾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场发表演讲鼓励青年人坚持斗争。毛主义是作为一种革命理论被宣传和推行的。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国外的左翼组织，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美国革命共产党等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与中国有分歧，甚至认为中国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即使在革命共产党内部，也有重大分歧，一些人坚决支持文革后的中国新领导人，并因此离开了该党。而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Bob Avakian)为首的另一部分人至今仍然坚持暴力革命理论。阿瓦基安是最为激进的美国毛主义者。

　　毛主义研究曾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1949年蒋介石政权溃逃台湾，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完败，美国政界和学界陷入了“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相当多的美国人还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只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延伸”[101]。以右翼学者魏特夫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坚决主张中共是苏联的傀儡，是苏共的阴谋。史华慈的毛主义论，在理论上反驳了右翼学者和政界颇为流行的中共傀儡论和莫斯科阴谋论(苏联阴谋论)，也打击了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理论依据。史华慈强调了中共与苏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博弈。史华慈等人也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称为 “中国式共产主义”[102]。史华慈还提出了中国共产主义不是苏联共产主义简单的追随者的论断，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实践。哈佛学派学者的观点较为客观，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哈佛学派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国别产权问题。他们研究的结论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不是莫斯科预先谋划的,甚至与正统教条相反, 毛泽东的策略初步形成时，这些教条被奉为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具体环境使得莫斯科给毛泽东这种新的经验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合理性”[103]。这些客观认识，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际毛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中，出现了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铁托主义、卡斯特罗主义、苏加诺主义(印尼)等多种社会运动形态和社会思潮。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最大，毛主义至今在国际社会仍有较大影响。美国革命共产党阿瓦基安近年提出了“新综合”理论综合了毛主义和其他有关理论。新综合理论是该党的指导思想，是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综合提炼，既包括意识形态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104],毛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正面经验和理论来总结的。

　　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大影响力。在发达国家，毛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曾融入了毛主义，形成了更加丰富而系统地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毛主义作为一革命理论存在。总体上看，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基督教等社会思潮相比，毛主义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六十多年来，国际毛主义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毛主义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为海外中共研究专家史华慈、费正清等。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到高潮，很多有关毛主义的学术作品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以法国毛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国际毛主义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阿尔都塞、巴迪欧。1993年和200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和110周年前后，国外又出现新的毛主义热。迄今为止，每年仍有大量的有关毛主义研究的成果不断重现，国际毛主义研究一直在延续和发展。随着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临近，新的毛主义热正在形成。从学派上看，可分为毛主义研究的哈佛学派，以史华慈、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以阿尔都塞、巴迪欧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左翼学派，以齐泽克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作家学派，以特里尔、威尔逊为代表，毛主义研究的政治学派，以福山、白鲁恂为代表。

　　海外毛主义研究已经扩展至诸多学科，成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引入。这些相关学科的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毛主义研究中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史景迁等从历史学的视角，史华慈、福山、白鲁恂等从政治学的视角，齐泽克、阿尔都塞、巴迪欧等从哲学的视角，阿明等从经济学的视角，霍查、基辛格、普拉昌达等从社会政治运动的视角，特里尔等从作家的视角，都曾发表了大量有关毛主义的学术作品和传记作品。毛主义是海外中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40年代以来，学者费正清、鲍大可(Doak A. Barnett)、史华慈、麦克法夸尔等在国际学界开创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政治敏感”学术领域。这些学者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历史、建设、理论、形象、外交等有关问题为研究和教学对象，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在海外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共学与克里姆林宫学相似。国际中共学是更为宽泛的概念，包括海外中共学和中国中共学。其中也包含国际毛泽东学、国际毛主义等重要内容。国际毛主义研究作为学科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海外毛主义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研究领域。海外毛主义研究在我国可以归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研究方向，也可作为政治学一级科学社会主义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国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学科应当加强对国际毛主义运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毛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国际共运和国际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定位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有利于吸收国外研究成果。有利于拓宽学科视野，提高学科地位，促进学科发展，促进相关学术繁荣，促进相关教学。

　　国际毛主义运动已经转向追求社会公正的和平抗议。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兴趣也正在增长。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这一紧要问题。正是因为此，国际社会和学界重新考察毛主义，希望从那里获得启发和解决方案。正是由于人们对全球化逻辑的失望和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会不公，毛主义学者巴迪欧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性反思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主要抗议运动如占领运动、愤怒者运动等都与毛主义没有直接关系。毛主义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学界和社会精英的思考中，他们希望从毛主义那里找到解决社会不公的方案，同时也表达对不公的控诉。齐泽克还号召人们发扬毛主义的斗争精神，但这种斗争在当下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

　　总之，国际毛主义研究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话语影响力在增强。国际毛主义研究方兴未艾。毛主义又是一种在国际社会具有持续国际影响力社会批判思潮。纵观其学术史，国际毛主义研究，不但有了庞大的研究群体，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产生了较大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丰硕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已发展成为国际毛主义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国际毛主义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毛主义是一个中性的学术话语，本身并无贬义。应当进一步提高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地位，更加重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