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帖文是对上一篇贴文《核地雷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第二个子副标题的展开，其展开形式是将外资控制中国三大产业的情况，进行个别到一般性的重点论述之后，通过大量的客观论据进行充分论证之后，再来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肯定中国是殖民经济的论点。而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说明当局的能源规划和瓶颈，再来说明邓小平引进“核地雷”和现在建造“核地雷”的必然性。而由于这两篇贴文，同时也是为了反驳一些“中国不是殖民经济”的观点，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先把一些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拿出来说明一下。而如果不首先说清楚这些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标准来进行衡量，那后面的展开就没有说服力。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有些人只引用马克思关于定义经济基础的前一句话，说“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参考紧跟其后的后一句话，去掉了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性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32页)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楚，这些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有着上层建筑来统治它的现实基础的。那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交互作用，都要为统治阶级服务。那么，经济基础，就具有阶级性，而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才能决定出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来。反过来，上层建筑的统治性，也反作用和决定经济基础的统治性。这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其二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属性的一致性。而且，用占统治地位来限定经济基础，可以阐发出经济基础具有两点论和重点论，可以说明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里，是矛盾的，是运动和发展的。特别是当一个阶级颠覆另一个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就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所以，用“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样来定义经济基础，就是含糊和笼统的，是静止和去矛盾化的。

　　另外，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等三项内容。其中，所有制、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三者都是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关系的，所以，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基础，就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属性，来决定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过来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这样的现实基础，就构成了表达统治阶级意志的经济基础。比如说南街村和华西村的经济基础，包括中国仅存的约8000个集体经济的经济基础，它们只能够决定它们那个单元行政范围内的上层建筑，而不能决定与它们发生经济关系的全国行政范围内的上层建筑。相反，它们在国家范围内，甚至是它们在发生经济关系的范围内，都要成为被统治的对象，都要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来决定一定阶级意志的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如果它们的被统治地位将要发生逆转，去直接威胁着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时候，就必然要遭到统治阶级的抵制、反抗和镇压。所以，它们的存在，那也只是被统治阶级专政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存在，而根本就不能代表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或控制度)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为50%，这是为什么?首先，这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实践经验，已经形成了国际惯例。其次，这是以某一行业的竞争性和集中度(垄断性)为根据的。一般来说，竞争性越大，集中度就越高，垄断性就越强;那外资进入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就越高，反之就越小。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市场经济中的任何行业，也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各种相关的矛盾体中，都依次有各种大小不同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都依次有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那么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都依次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作用，都存在着一个行业影响其他行业，一个行业影响多个行业的作用。第三个方面。某一个行业中，其生产方式(这里为生产力和生产部门的分工)有高端和低端之分，有设计、开发、制造、运输、批发、销售等六大工序(包括宣传、消费、反馈、策划就有十大工序，而消费就是生产，是生产的开始);其生产方式(这里为生产关系)有合作合营和股份独资之分，有生产资料所有、雇佣劳动力占有和维持再生产能力的分配方式等三大条件。还有各种政治和政策因素，还有商品价值和季节性因素，还有国际关系和美元霸权的因素，还有些突发性的因素等等，都一并作用于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的大小变化，是多还是少。一般来说，外资进入东道主国家，东道主国家越落后(包括生产力、科学技术、文明程度、国家大小和人口多少和与之相对应的所谓GDP人均占有率等)，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就越小;东道主国家越腐败(包括生产关系、政治性腐败即叛党卖国、行政性腐败即权力寻租、社会风气恶化、道德沦丧、刑事犯罪增多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就越小。

　　从以上两个问题中提炼出来“占统治地位”和“外资市场控制率”，我们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是在某一阶段中具有绝对性，而控制是在某一个阶段中具有相对性，而相对性的控制，是绝对性统治的一部分，服务于某一个阶段中的统治。这是从狭义来说的。广义来说，统治就是控制，控制就统治。统治是政治性过程，控制是行政性过程。体现在产业、行业和子行业中，控制就是指能改变生产计划、生产工序和部门分工，改变行业布局和产业战略走向的能力和过程，主要是作用于生产力，能起到主导性作用的行为。体现在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中，控制就是指能改变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能力和过程，作用于经济基础，能起到主导性作用的行为。而一旦控制了经济基础，那上层建筑就必然会被控制。但是，就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由于中国首先是由政治的变革来确立的卖国主义经济基础，那么，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就会要求更低。而且又由于中国改革开发的生产方式，其贸易顺差和逆差的一切商品价值交换形式，都是以美元霸权的货币结算体系为基础和前提的，而在此前提之上，其生产方式又是以出口创汇为目的的，那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相对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而言，相对中国而言，其要求就会更加低下。所以，在中国，世界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只会是大幅度偏高，而不会持平，更加不会走低。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综合说明的是，由于在第二产业的工业生产中，中国钢铁产业的外资市场控制率(如下表一)都不到20﹪,2006最高才为13.3﹪,2012年还下降到11.5﹪，所以有人就利用这个来说明，第二产业没有被外资控制，中国产业没有被外资控制，中国经济不是殖民经济。这些观点一个是一叶障目，以偏慨全，二个是不知道产业与产业之间有联系，行业与行业之间有联系。一个是，从整体上看，虽然外资在2004年之前，其钢铁产业市场控制率连10﹪都不到，但是从2005年开始，都在逐步上升，都在逐步挤压出一定数量的内资市场份额。二个是，外资进入到中国市场，并不是要在整个产业和行业中占领中国市场，而是讲究在产业链的某个关键和主要产业中控制中国市场，使其为外资服务。而且由于钢铁产业，具体需要投资建厂冶炼加工等巨大的资金和繁重的工序，所以，外资一般不选择这种资金投资比例比较重而资金周转比较慢的产业，一般布局其相关产业的关键点位来制约钢铁产业。而即使是在钢铁产业中外资有一定比例投资的，也都是黑色金属这样的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其原因是黑色金属中的铬可以用来制造机械、枪炮筒、坦克、装甲车，其中的锰可以用来制造钢盔、坦克钢甲及穿甲弹弹头。所以，人家外资冲着钢铁这一块来，也是为了其战略资源来挖中国的墙角的。这就像外资进入到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是很大一样，直到2010年，其股权控制率还不到10﹪，但是，外资投资的产业都是上游产业，都是龙头产业。比如说种业，用转基因种子不仅能控制农业，能控制粮食战略，而且还能控制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还能控制中华民族是否断子绝孙和亡国灭种的命运。这就是控制关键性产业和行业，就可以起到以小搏大，四两拨千斤和一剑封喉的重要作用。

　　(以上资料来自于《产业安全蓝皮书·外资控制》第156页)

　　说明：外资控制率(或控制度)=外资某个指数÷中国某一个总指数×100﹪。下面的每个表格的控制率都以此公式进行计算，无需赘述。

　　2-1、中国产业被控情况

　　2-1-1、外资进入中国的通道和手段

　　第一个方面。中国产业集群的各个行业分布不均衡(行业分布本身和相对于区域分布等)，为外生型产业集群(外资)见缝插针进入中国，产生核心集群以起到主导产业延伸和关联产业出现的外资控制提供了可能。中国出现产业集群较多的行业是化纤纺织、丝绸纺织、制衣、制鞋、电子、信息、医药、塑料、汽摩配件、精细化工、五金制品等。在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建筑业、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尤其是以制造业的集群居多。如果以轻重工业来分类，大多数产业集群又集中在轻工业当中，众多产业集群生产出的产品，也是以居民消费品为主，而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行业的产业集群现象，也最为突出。重工业当中，也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现象比较明显，而在其他大中型机械设备制造业和能源行业中，产业集群则较少出现。而高新技术的产业集群，主要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而且规模数量也十分有限的。而产生这些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初期是自然形成，后期是中央私有化政策的直接性放任自流和地方性保护主义所导致。其特点是，初期是依靠历史传统产业基础、当地资源优势、沿海区域优势、城市中心优势和配套大型企业而自然发展;后期是依靠进一步引进外资、依靠高校资源和科技人员创业，在“三来一补”外向型导向和政策扶持出口型创汇的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两极分化、失业问题、“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与所谓社会事业发展等差距问题不断凸显，这使得外资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开放政策，从而选择一些村镇建立合资企业，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的聚集而形成集群更加成为了可能。而且由于中国本土的产业集群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民，承袭的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工业传统，是通过农村家庭工业作坊而逐步形成的，而初级阶段也是偏好选择在乡镇上，所以，这就更加为外资以比较少的投入来进入到中国，形成外生型产业集群来带动和控制中国本土的产业集群提供了可能和原动力。

　　第二个方面。产业集群的现象，相当于是军事集群的现象，必然会产生组织和协调其产业发展或军事行动的战略性关键部位。而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主动放弃了战略性关键部位的占领，这就为外资进入到这个关键性部位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具体来说，虽然在全国280多个城市(是指调查过的城市)的160多个城市中，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有数千个，虽然在全部175个大小行业里，大多数行业都已经有了产业集群的存在，甚至在纺织、制衣、制笔、电器、机械制造、医药等18个产业上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聚集，但是，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地域分布不均衡，行业分布不均衡，其载体主要在小城镇，其优势是低成本运行。而且由于其内部组织体系低下，人才、资金、实力偏弱，服务体系不健全，内部学习与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开拓市场和抓住机遇的意识稍差，等等;加上政府行为的行政分割、无为而治、抓大放小、重硬轻软和拔苗助长所导致的集而不群、营养不良、不堪重负、质量柠檬、落地无根的等等因素，所以在中国，本土产业集群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集群是以获取外部效益为主，产业集群模仿多于创新产品，技术含量低，不少企业存在着所谓“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的现象，甚至只能把低质低价视为竞争的制胜法宝。所以，在产业发展战略上，外资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布控中国任何一个行业的关键部位，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取中国某个产业和行业控制权的主动地位。

　　第三个方面。各个行业的产业集群的交互作用，如同兵团作战，实行包围与反包围，甚至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占领某一关键点和制高点。而针对像钢铁这样的产业巨头，实行围而不攻，定向突破，这样就可以钳制住钢铁这个产业巨头的战略性服务走向。比如说钢铁成为了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又使它成为了生产其他商品的生产资料，用于像铁路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以及机械、汽车、家电等用钢行业的工业制造之中。那么，与它关联的下游行业的需求，就成为了它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制约性动力因素。而如果下游行业的产销受阻，就会直接影响到钢铁的产销会受阻。而如果外资控制了下游行业，就相当于直接控制着钢铁产业。比如说2013年的1-6月份，全国生产粗钢3.9亿吨(炼成钢材的话就是3.7亿吨)，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下游行业的制约，钢材价格步入了下降通道，已弱势下跌4个多月。截止2013年7月26日，钢材价格指数降到100.48点，低于年初6.6点。所以1-6月，由于产能过剩，中国累计出口钢材3069万吨，同比增长12.6﹪;累计净出口2506万吨，同比增长17.3﹪，占中国粗钢产量的6.4﹪。而从出口的价格上来看，1-6月出口棒线材均价为624.3美元/吨，同比下降18﹪;板材均价为835.2美元/吨，同比下降2.8﹪。而即使是这样，1-6月份，库存还有1800万吨左右。这意思就是说，被外资控制的下游行业(主要是轻工业)，可以相对性控制钢铁产业。不但可以使中国的钢铁贱价出口，服务于外资母国，继续换取一张张白条，相当于白送，而且还可以使中国钢铁整个行业的亏损持续加剧。如2013年1至9月，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6.49﹪，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267.26亿元，同比增长41.5倍，亏损面竟然高达45﹪。这就是中国轻工业被外资控制后(后面会详细分解轻工业被控制的具体情况)，致使钢铁这个产业巨头同样要被宰杀的巨大危险和必然结果。当然，这也是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整个钢铁行业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结果。

　　第四个方面。依照三个方面的情况，就可以得出中国产业发展偏离安全状态的因素，就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而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外部威胁的条件，从经济方面来说，主要包括外国投资、外国商品倾销、国外反倾销、金融全球化、高科技技术等等，而这一切又是外部国际政治关系在经济关系上的表现。而内部危险的根据，除了路线方针和制度环境之外，除了市场经济危机的产业周期性波动之外，主要还有中国产业集群的初始化，所导致中国产业链中出现关键性和战略性产业的缺位。而且由于政府的正面不作为和反面有所为，以及各种不良面子工程和追求GDP效率的错误政策引导，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中国产业发展方向走向迷失，进一步导致了中国产业发展的产业要素性、结构性和竞争性更加缺失，进一步导致了中国产业发展出现了有名无实的产业空心化。而由于这种产业空心化，从技术要素的空心化开始后，并逐渐地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所以近几年来，劳动力要素的空心化也已经开始出现，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产业空心化的恶性发展。当然，这个劳动力要素的空心化，是意味着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排挤了更多的雇佣劳动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一旦这样的产业空心化形成恶性循环，跨国资本对中国产业进行“斩首行动”就会更加猛烈起来。它们开始是从所谓合作开始，一步一步发展到合营，一步一步发展到股份制，然后发展到融资增发。而由于中国企业资金短缺，在股权被稀释之后，只好变相将股权转让给外资(有意或无意，有意居多)，让外资拥有绝对地控股权。然后让外资控制企业，控制品牌企业，控制龙头企业，控制产业集群，控制产业战略发展方向，控制本行业和其他关联行业的产业链。而外资一旦拥有生产主动权，拥有产品定价权，偌大的中国，就成为了外资的提款机。而在“斩首行动”中，最恶劣的一种形式就是内外勾结，贱卖国企。而一般这样能够贱卖的国企，都是发展良好和具有战略性发展潜质的企业。它们从合作合营，到损公肥私，到财务造假，到搞垮企业，到跨国并购，实行对该行业在中国具有垄断性地位的占领。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中国控制产业主导权的丧失，更加造成了中国产业结构系统的混乱,就更加造成了中国必须要依赖跨国资本的垄断产业核心技术，相当于是对中国民族产业自主创新权利和动力的阻碍和扼杀。而由于中国民族产业无法占领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只能凭借良好资源、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动力等进入共济会所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 处于被殖民统治、剥削和压迫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