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一位法学教授崔敏文章《周永康案的反思与建言》，文章火药味很浓，狠批重庆“打黑”，称当年重庆以“大换血”方式对重庆警界原班人马“全锅端”，将市局和各区县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几乎是文革时“向走资派夺权”的重演，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文中还批评周永康“与薄熙来互为表里，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师，严重践踏法治”。以下是文章全文： 

《炎黄春秋》最新一期刊文狠批重庆“打黑”

　　最近，政治局前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前书记周永康被查处。这样一位要员事涉贪腐，堪称特大号的超级大老虎。能够把超级大老虎关进笼子，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勇气与决心，对提升民气和增强凝聚力有极大好处，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更是一大助力。深入剖析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深刻反思，切实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才能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

　　一、周永康主管政法10年，中国法治建设是前进还是倒退

　　这是极具争议的一个话题，人们的评价截然相反。必须以充分说理的方式正面回应。

　　应当肯定，自从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十六大、十七大一再强调“推进司法改革，保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过去的10多年，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是，对于这些进步不可估计过高。事实上，法治建设遇到很大阻力，举步维艰，总是在进进退退间曲折前行。下面，从几个侧面做一点分析：

　　(一)思想作风溃散，大轰大嗡导致虚报浮夸成风

　　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伊始，发布了“5条禁令”，当时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但其最大的功效是树起了周永康的权威。随后，连续开展的“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等活动，浮夸和吹嘘的成分较多，对于提高实战能力作用有限。例如，“大讨论”主要是学习周永康的“重要讲话”;“大练兵”多是应付检阅的队列操练;“大接访”更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一面宣传“大接访”，宣称“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妥善处理”，一面又鼓吹“零上访”。实际的情况是，在局长接访日，事先把难缠的上访户控制起来不许他们“搅局”，媒体只报道光鲜的一面，使“大接访”成了掩盖矛盾的表演秀。

　　在周永康主政时期，出台了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硬性指标，作为考核干警的依据，尤其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破案率，要求“命案必破”，导致有些地方为“达标”而造假或瞒报，造成不少隐案、黑案。法院系统则是盲目追求调解率、结案率和息诉率，要求做到“原被告双方都满意”。推行诸如此类违背诉讼规律的做法，带坏了队伍，以致许多地方说假话成风，瞒上欺下，报喜不报忧成为常态。不少地方申报的英模事迹，掺杂很多水分，甚至树起了一些假英模和伪标兵，例如，王立军原本就是一个最善于吹嘘和造假的小霸王，却对其大肆吹捧、不断贴金，不许有任何批评，以致纵容王立军长期作虐，最后酿成“大英雄”叛逃。王立军的闹剧颇具有典型性，足以说明周永康主政期间干警队伍的溃散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二)大批政法干警贪腐落马，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周永康严重违纪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从媒体陆续披露的情况来看，周的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巨额贪腐，二是滥用职权，三是结党营私。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首脑自身不正，焉能带出过硬的队伍?因此，在过去10多年间，政法、公安队伍中大批官员落马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从公安部来说，有前任部长、副部长和若干局处长落马;各省市的公安厅厅(局)长垮台的就更多了;至于市县公安局局(处)长和基层的科所队长，被罢官判刑的更难以计数,有的地方连续几任公安局局长相继垮台。法院、检察院以及政法委系统因贪赃枉法陆续垮台的也不在少数。大量存在的司法腐败，表明周永康治下的政法队伍已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政法部门出现腐败现象，同其他部门又有所不同。由于政法干警经常与各种罪犯打交道，一旦腐败，往往会“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黑道手段。例如，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竟与薄谷开来共谋如何杀人。薄谷开来杀人后，王立军又指派部下为其掩盖，并将焚尸灭迹的情况通报给杀人犯。电话中只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那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富有诗意!——这是最典型的黑道做派。公安、司法人员和罪犯原本是猫鼠关系，一旦政法干警涉黑，甚至成为黑帮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危害更烈。

　　已经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政法队伍中的问题十分严重，触目惊心!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严重败坏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今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誓言要“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总书记这样的重话，绝非无的放矢。

　　(三)冤假错案频发，急挫执法的公信力

　　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正是冤假错案频发的10年。人们都还记得，2005年，好像是老天爷开了眼，将阳光洒向了人间，一批冤错案件被集中曝光。先是湖北省佘祥林“杀妻”案，继而是湖南省滕兴善“杀人”案，紧接着又是山西省岳兔元“杀人”案，接二连三的奇冤假案，竟然都是以“亡者归来”的方式闪亮登场：原先认定“被杀害”的亡灵，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人间，它所带来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随后，河南省又于2010年曝出赵作海“杀人”冤案，其情节与佘祥林等被冤枉如出一辙：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又都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司法不能独立，很可能酿成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过去，忌谈政法工作中的阴暗面，认为揭露这些阴暗面，就是给政法机关“抹黑”，甚至说成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污蔑”。报刊上全是高调的赞扬，自我陶醉，粉饰太平。甚至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是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司法制度”。其实，掩盖问题只会养痈遗患，比问题本身更有害。从近年陆续曝光的这些现代罕见的奇冤假案中，人们看到了中国司法制度中不光彩的一面，它所产生的冲击波迅速扩散，使司法公信力急剧受挫。

　　(四)与薄熙来互为表里，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师，严重践踏法治

　　众所周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独出心裁地发动了“唱读讲传”运动，尤其是把“唱红打黑”作为宣示其政绩的主要标志。为此，特意把号称“打黑英雄”的王立军调到重庆，委以重任，直至提拔为副市长。二人配合默契，铁腕治渝，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打黑”狂潮。

　　重庆“打黑”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运动式执法，难免定性不准和扩大化。二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例如，以批量化方式批捕、起诉和审判;公检法三机关不分彼此联合办案;嫌疑人一旦被拘捕，就以“保密”为由用编号取代姓名，不送入看守所另找地方关押，既不通知家属也不许律师会见。在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刑讯逼供势所必然。三是限制辩护和惩治律师，要求律师“顾大局、守纪律，不纠缠细节”，等于要律师放弃职守，甚至对辩护律师治罪，李庄以“伪证罪”被判刑就是典型一例。四是以“大换血”方式对重庆警界原班人马“全锅端”，将市局和各区县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几乎是文革时“向走资派夺权”的重演，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打黑”受到广泛的质疑，许多有识之士对其负面效应深感担忧，指出重庆“打黑”已成“黑打”，其中最黑之处，莫过于公权滥用，为所欲为，形成对公众安全的最大威胁。

　　然而，周永康却对薄熙来这一套公然违法的做法全力支持。2010年11月，周永康专程到重庆，对“唱红打黑”给予全面肯定。他的表态使薄熙来大受鼓舞，薄熙来动情地说：“永康书记对重庆政法工作做过许多重要指示，尤其对我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给予了重要指导，讲得很具体，意见很实在，使我们倍感亲切。”正是由于有了周永康的撑腰和鼓劲，更使薄熙来毫无顾忌地恣意妄为，以致酿成更为严重的恶果。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指出：“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的‘橱窗’，律师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实践者和传播者。这个职业就是要为被告人说话。如果对律师都不能容忍，连律师都不让说话，那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现在针对律师的‘紧箍咒’太多了，到处设置律师的‘禁区’，对律师行业以及辩护权的冲击很大，表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倒退。”

　　综上所述，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树起了个人的绝对权威，然而在他的治下，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却不见了踪影。周永康对法治的破坏集中表现在毁坏了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司法制度、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尽管在口头上也常常标榜“严格依法办案”，但那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幌子。在他看来，长官意志就是法，薄熙来之流更把“永康书记的指示”奉为法。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宪法和法律，只有一人说了算的“王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周永康所推行的正是典型的人治，学者们批评“中国法治建设出现大倒退”，并非虚言。

　　二、从周老虎入笼反思政法委的去留

　　过去多年，无论党内党外，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对于政法委的非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批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点：应当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随着周老虎的垮台，现在是到了应当认真考虑政法委去留的时候了。

　　由政法委员会统辖各级司法机关这一制度设计，举世无双，这个制度相当特殊，表现在：

　　其一，在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除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外，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曾规定有“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已由十四大宣布撤销。党章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央政法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

　　其二，在建国后制定的4部宪法中，也从未设置过“政法委员会”。宪法只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并未规定在公检法之上再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管三机关。

　　其三，由政法委统辖各个政法部门，并以“党内联合办公”的方式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协调”，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做法是“以党治国”的极端方式，它违背诉讼规律，也有损党的形象，不但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而且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政法委员会是游离于党章和宪法之外的“潜形”机构，但又是具有极大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机关。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便于统一行动，提高效率，增强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其弊端是缺乏党章和法律依据，协调定案减弱了互相制约，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实践证明，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三家，并不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好形式。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他还特别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周永康落得今日之下场，再一次佐证了上述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周老虎入笼为政法委的改革提供了难得机遇。权衡利弊，从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角度考虑，应当切实贯彻“依法治国”与“依宪执政”方略，将没有党章和宪法依据的政法委员会予以撤销，从制度上保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如果不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不着力推进法治建设，不彻底改变人治的传统，换一个人被提升到周永康那样的高位，还可能出现一人独断横行却被万人狂热吹捧的局面，如果只是把大老虎关进笼子，他的那一套衣钵却继续被奉为法宝，那么，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没有希望。

　　对政法委员会统领公检法三家的体制进行改革，事关重大。考虑到现实国情，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应稳步实施，建议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撤销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它们并不负责制定方针政策，主要是协调定案)，只保留中央政法委(可改称“政法领导小组”)，其任务是协助党中央研究和制定有关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政法干警的培训和考核;防范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除了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如薄熙来、王立军以及周永康之类)和部分涉外案件外，对于普通刑民事案件不再进行协调，以保证公检法机关依法各司其职，互相制约，避免可能发生的冤案，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第二步，试行一段后，创造条件，在适当时机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使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落到实处。

　　有步骤、分阶段撤销各级政法委员会，并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各级公检法机关的首长和骨干全是共产党员，各部门都设立党委以保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必要在三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干预司法，何况由一个于法无据的机构统管政法各部门，名不正，言不顺。撤销各级政法委，只是改变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放手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表明执政党真心实意要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从而取信于民，它必将加快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也会大大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为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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