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十悲剧”真相终于大白!

　　(二)、运十下马的真相究竟何在?

　　改革开放后， 正当参与运十研制和生产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筹绪满志，满以为借改革开放的机遇，会迎来大展宏图的“春天”，天晓得“ 领导人一变就什么都变”，结果竟落得了“没顶之灾”。

　　其实，随着运十研制的成功，早已显现连串不详之兆，暗潮翻滖，山雨欲来风满楼。美国飞机公司巨头频频来到上海，格外“关怀”运十;三机部也出访美国飞机公司，商谈“合作”;而更严重的是，以沈图(此人很快叛逃美国)为局长的民航局，于1981年1月8日正式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对国产运十飞机的几点看法》的报告，公然对运十说“不”，诬谓运十是波音707的“测绘仿造”，申称中国民航现有707“可用20年”，“ 没有再添购此类飞机的打算。”结论是：“目前国内继续研制类似波音的运十是否可取?”。

　　果然，1985年2月运十试飞还没有完，还须继续，却因为没有钱买油，被卡断了奶，饿死在摇篮之中。就这样，根据毛泽东和周总理作出的研制大飞机的重大战略决策，500多科研人员和广大工人群众，几百个单位协同作战 ，历经十年心血而研制成功的大飞机，被扼杀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 为什么?为什么?

　　长期以来，人民对运十下马的真相，活像雾里观花。

　　公开的报道是“由于市场和经费等原因运十飞机未能继续研制下去”。这当然是夕忽悠百姓的官话。

　　运十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老教授在央视《大家》面对广大观众，对此不愿多讲，只是在镜头前反复念叨“历史会有结论的”。主持人问，运十是何时停飞的，“85年”。主持人再问，“为什么停飞?程不时老教授无比感叹地回答，“没有钱买油”。“买油需要多少钱”?老人反复说“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数目”，他们当时写了个报告给上级，提出一个继续试飞买油的预算，多少呢?“3000万”。这真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区区3000万，就终结了一代中国航空人大型民用飞机的研制历程，彻底了勾销了中国自主研制成功的运十!

　　有人还气愤地质问：中国的“最高权威人士”在1981年还发出过发出“今后国内统统用国产飞机”的指令，为何不算数?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妄为，对于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产业项目，竟敢停止国家财政拨款而将其活活饿死在摇篮里?

　　他哪里晓得，这位“最高权威人士”所说的今后国内统统用的所谓“国产飞机”，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含义。

　　长期以来，多少善良的中国人都为运十大飞机停飞下马深感困惐、疑虑。真相究竟何在?

　　现在，真相终于大白!

　　处死运十，不是国务院某人，更不是那个很快就叛逃美国民航局局长沈图，而正是中国的“最高权威人士”、“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在他刚刚出山，就亲口下令：运十“要停下来!”

　　这是中央文献编辑室为纪念邓小平诞生100周而推出的《邓小平年谱(1975_1997)》披露出来的史实。原文如下：

　　“1980年4月8日

　　上午，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桑福德·诺伊斯·麦克唐纳，详细询问三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谈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616页)

　　原来，邓小平是在会见美国飞机公司大老板，经过双方“不仅仅是做生意”，而且“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结束，不等试飞的结果，随即下令“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运十“要停下来!”。

　　中美合作，“扳倒运十”，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呀!

　　难怪，时过4个多月，9月26日运十首次试飞，三机部副的两位部长段子俊与何文治同在上海。这个参与领导过运十的段子俊却居然拒绝参加运十的试飞典礼，并断言运十不可能上天!甚至暏咒，如果上了天，他做了个自刎手势，意思是以自杀谢国人。这位三机部副部长怎么哪?此人为何“底气”这么足?其实，只是他已经握有邓小平要取决运十的“上方宝剑”罢了!

　　这种拙拙怪事，古今内外，绝无仅有!

　　一般寓于个别。透过此种重大“战略考虑”和决策，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认识精英人士，认识“对外开放”的真谛是什么?

　　邓小平扼死运十是十分轻率的个人专断，独断独行。

　　大家记得，邓小平出山后，高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口号，攻击毛泽东个人专断，“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尊重科学”。其实，他的这种战略决策，哪里有什么“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影子。此后，不管职能部门的抵制，国内航空专家、学的批评和建议，研制科研人员的强烈呼喊 ，一概充耳不闻，置于不顾。

　　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正式向中央财经小组请示，要求国家在1985年前为运十投资1.7亿元，拨流动资金1.6亿元，同时表示如果资金到位，运十飞机到1990年可交付16架，要求民航接收使用。无人理睬。

　　1981年4月9日，薄一波同志批复三机部《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出“我是主张搞的，应积极予以支持;但又必须稳扎稳打，稳步前进。建议组织一个大的专家组，好好论证一番如何?”

　　于是，1981年5月，三机部、上海市根据薄一波副总理的指示，邀请了包括范绪箕(航空老专家，原南京航空学院院长，时任中国交通大学校长)、吴仲华(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俊奎(北京航空学院教授)等著名学者，以及经济、冶金、化工方面的专家共55位同志，对运十飞机进行实地考察后举行了评审会议。大家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共同得出三个结论：“建议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一致认为，中国运十飞机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有了这个基础，将来就可以发展各种类型的民航飞机。建议国家在决策上“要慎之又慎”。现在运十飞机已花了五亿多，这个队伍、基础建立起来不容易，“停下来损失太大。”建议国家要建立自己的民航工业，民航机原则上必须立足国内;要有一个全面的民航飞机发展规划;“对民族航空工业实行保护政策。”据此，上海市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反映上海专家论证会情况，提出运十继续搞下去，提出“三个方案”，建议国家最多只需研制经费，90年前生产交付15架飞机，作为国内主干线航线使用。

　　这是中国著名航空专家、学者鲜明而又坚决抵制和反对邓小平错误决策的集体呼喊!结果只是当成左耳风，我行我素。

　　1984年6月，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员，目睹自己付出十年大量心血而得到的宝贵成果将被付诸东流，心急如焚，只好“联合上书”，据理抗争。他们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DC-9超80(即MD-82)，建议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民机工业。同样是石沉大海!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在邓小平自己的“两个‘凡是’”面前，能不一概淪为多管闲事，瞎操心 !

　　这就是他的所谓“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民主决策”!

　　邓小平下令运十“要停下来”的所谓理由，值得剖柝一番。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接见美国飞机大老板后下令运十“要停下来”，提出了四条理由：⑴ “受‘四人帮’干扰破坏”;⑵“花钱很多”;⑶“把握不大”;⑷“办法不对。”这些理由片面、主观、武断，不是似是而非，就是牵强附会，乃到蛮不讲理，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先看所谓运十“花钱很多”。

　　上运十大飞机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工程项目，无疑是要花钱的。但有如上述，那时全党干部还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运十的研制人员和广大工人艰苦奋斗、精打细算，圆满完成了大飞机的研制。老实说，近些年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大吃大喝、挥金如土，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可设想。又何来“花钱很多”?

　　运十究竟花钱多少?请看两个数据：

　　一是程不时副总设计师提供的：据我所知，当时运十研制的经费，当时的历史年代，“我们的花费大约是五亿左右”;

　　二是薄一波1981年4月9日批复三机部《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到的官方数据：运十“从70年开始研制到现在已经十年，已经花了5.377亿元。”

　　可见，运十研制的总费用，只是5.377亿元。能说这是“花钱很多”吗?

　　凡事得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运十研制费用，同西方的研制费用相比，实在少得不可比拟。据说：同期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是15-20亿美元。而按目前的币值，波音、空客每一种新客机的研制费用大约为100亿美元量级。如果项目特殊，有重大创新，费用还要高。如空客A380总研制费用高达150亿美，波音787约为120亿美元 ，即使是波音747的改进型748_8也耗费50亿美元。中国运十的5.377亿人民币，尽管币值不同，折换同比，也是微乎其微。凭什么说运十“花钱很多”呀!

　　再同运十下马二十多年后，我国重新上马研制大飞机C919相比。据程不时在央视《大家》说的，此次大飞机的研制，“我们现在得到的数字就是前期研制的费用是五百到六百亿的人民币。”如果说，运十当年的研制费用为5.377亿，而现在C919的研制费用500_600亿 ，按可比价格，已是天渊之别?

　　可见，运十研制花费5.377亿，不是什么 “花钱很多”，而是“花钱很少”。怎么能主观臆断运十“花钱很多”?如果说运十研制耗资5.377亿是“花钱很多”，“要停下来”，那么现今大飞机C919的研制一花5、6百亿，岂不是根本就不应当上马?

　　邓小平以“花钱很多”为由处决运十，实乃 “莫须有”罪名呀!

　　再看所谓“把握不大”。

　　这是讲运十质量成问题，能不能飞，安不安全，“把握大不大”。应当承认， 邓小平作为核心领导人有此种考量，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

　　然而，问题在于，运十这类高科技的项目“把握”大小，只能由生产 、科学实验来说话，只能以试飞的结果为准。“权力”再大，也算不得数!事实胜于雄辩。

　　其实，运十“把握”大不大?只要试飞也就清楚。怎能还没有试飞，就断言其“不安全”?为何不等试飞就迫不及待地将其扼杀?而且，运十的“质量”，理所当然地只依参加的研制的科技人员，及其他航空学者、专家依据生产实验、试飞的结果所作的判定为准。邓小平尽管是“总设计师”，似无判定的“资质”。

　　在这里，不存在“权大就理大”。

　　所幸的是，1980年4月8日，邓小平宣判运十“死刑”。好在还没有“立即执行”，“死缓”了五年。使运十有五年的试飞“机会”，从而以铁的“事实”洗清了“不白之冤”。如上所述，运十试飞五年，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先后7次飞越世界屋脊，为西藏人民减去救灾物资。 整个“试飞没有发生过问题”。试飞雄辩地证明，运十无愧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骄子 。

　　对于运十的质量问题，什么“把握不大”，什么“测绘模仿747”等等，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关于运十研制的总结，作了系统的回答。1988年8月航空航天工业部民机司副司长郑作棣写了题为《一次有意义的攀登──谈运十飞机的研制》的文章。9月7日，航空航天工业部何文治副部长在北京召开运十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运十研制负责人，会议确定以郑作棣起草的文章为基础，请上海的同志进行修改后发表，作为运十的总结。11月28日，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发表了题为《一次有意义的攀登──谈运十飞机研制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以事实为依据，回击了强加在运十头上的不实之词。

　　这篇文章指出：“运十飞机的研制，对航空工业是很大的促进，在技术上有以下十项突破：1. 国内首次采用美英民机设计规范，突破了过去一直沿用苏联规范的局面;2. 国内首次采用尖峰式高亚音速翼型;3. 国内首次采用“破损安全”、“安全寿命”概念设计飞机结构;4. 国内首次采用全翼展整体油箱，最大装油量达51吨;首次研制出机身大气密客舱，最大容积达318.85立方米;5. 首次采用机翼下吊发动机的总体气动布局;6. 首次采用由调整片带动操纵面的气动助力操纵形式，省去了液压助力装置;7. 在国内首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全机各系统地面模拟试验，进行了自由飞模型试验，共完成全机各种试验163项;8. 全机选用材料415项，其中新材料76项，占18%;选用标准955项，其中新标准164项，占17%;选用配套成品435项，其中新成品305项，占70%;选用轴承185项。9. 国内首次将电子计算机用于飞机型号设计，编写了计算程序138项;10. 国内首次组织了大型客机的研制试飞。运十飞机虽然最终没有投入航线使用，但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对研制运十飞机的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凭什么还未能试飞就以“把握不大”勒令下马?又为什么说它是“测绘模仿747”?

　　正是80年国内的洋奴派妄自菲薄，对运十的百般毁谤，引来了美国驻华使馆空军武官和波音公司的副总裁的关注。他们 亲自登机，考察究竟。那位美国驻华使馆的空军武官，曾经是波音707的飞行员，有数千小时波音707的飞行经验，武官一登上舷梯，到机舱门口回头一望，就断言“这架飞机与波音707完全不同，因为我太熟悉波音707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事关知识产权和技术竞争，那位波音的副总裁对运十进行了仔细考察，他也不得不得出客观的结论：“这是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一次完完全全自主的实践。”

　　不仅如此，波音副总裁斯坦因纳於《航空周刊》着文称：“运十不是波音707的翻版，更确切地说，它是该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十年之久的锻炼。”

　　同是运十，国内、国际的两种评价，形成多么尖锐的对比，多么强烈的反差! 这究竟凸显了什么?

　　当然，这不是说运十的质量就已完美无缺。如同其他新产品一样，它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乃至比较重大的问题。这是正常的，甚至必然的。任何一种新产品的研制，都不可能一蹴而成。其产品质量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产品技术有一个从粗到精的提高过程。即使科技含量较小的新产品，也尚且如此，运十大飞机当然更是这样。 怎能借口运十“质量问题”、“把握不大”，还没能试飞就令其下马?这就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颠倒”。照此方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的“两弹一星” 一开始也不是完美无缺，岂不早就应当停试下马?中国的现代化的任何新产品的研制，岂不通通成了多余?

　　还须指出，1970年毛泽东提出研制大飞机同时立项的，一共是“四个大项目”：代号“708工程”的运十客机;代号“701”工程的长征4号火箭基础;代号为“718”的远望号导弹卫星发射测量船;以及代号为“728”的秦山核电站工程。毫无疑问，除运十外的其他三项工程在质量上同样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照此逻辑，岂不都该统统下马?邓小平为何“斩一留三”?能说是其他三项“花钱很少”、“把握较大”、“办法很对”吗?

　　至于所谓运十受“‘四人帮’干扰破坏”就得下马，那就更站不住脚了。

　　所谓“‘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理应就事论事，不能诛连无辜。 关键在于这种 “干扰破坏”究竟是些什么?是大大拖延了研制时间，还是大量挥霍了研制钱财，甚至严重危及了大飞机的质量?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此种“干扰破坏”在运十身上存在的问题，逐一解决，决不应当“推倒重来”。实际上，国家只花5.377亿，不到十年，运十研制圆满成功，试飞能“在蓝天上自由翱翔”，并未出什么问题，怎能以什么“四人帮”干扰破坏而将运十处决?

　　大家记得，邓小平复出后，有一个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既然如此，运十是文化大革命中研制的重大成果，又还是在上海研制的，“受‘四人帮’干扰破坏”， 那自然也属“彻底否定”之列。

　　运十之殇是受“彻底否定文革”、审判“四人帮”之诛连。悲乎!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