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五月风暴及其前世今生（一）【编者按】历史上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其发生的时代，往往调动起史无前例的群众力量，震撼着旧秩序的根基，让统治者瑟瑟颤抖，而当高潮跌落后，反动势力反扑，剥削阶级往往编造出各种叙述来扭曲运动，贬低人民群众，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1968年在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便是这样。不过，历史有着自身的逻辑，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终有有长成窈窕淑女的一天，那时令人惊艳的不是外在妆容，而是素颜本身。
来源：新生代 作者：宋迈克 引言有些年份无论在法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不那么容易被遗忘。1789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为随后两百多年中关于人类历史的争论提供了几乎所有养料；1968也是：这一年，社会运动遍布全球，而法国再次成为反抗运动的核心。 这一年，美国黑人的非暴力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黑人群体出离愤怒进而暴乱；这一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推翻了为向人民呼声做出让步的政权；这一年，德国学运领袖遭到枪击，三十多个城市数百万学生上街与警方激烈对峙；这一年，墨西哥当局为了奥运会顺利开幕，在特拉特洛尔科残酷杀害了数百名示威者；这一年，爱尔兰的民权运动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遭到镇压，为运动走向武装化埋下火种；这一年，意大利的学运和工运在这一年紧密融合，大罢工的成功让工人与当局的对抗中赢得了权益…… 而这一年全球社会“地震”的震中，在法国，在巴黎。 从繁荣到异化——资本主义阵营里的星星之火从二战结束到五月风暴之前的二十多年不仅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家电、汽车渐渐全面深入家庭的时期。（按照时下流行的托马斯·匹克迪的观点：这段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例外。）而法国在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在西方各国中也算得上突出。即使在68年之前的几年失业现象刚刚开始出现，但如果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危机导致民众抗议的分析套路看，大规模社会运动在68年的法国爆发仍然是一场绝对的意外。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关注法国自身从50年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便可以发现些许早已埋下的反抗的种子。 对六十年代末的法国年轻人来说，他们第一次在政治反抗上的启蒙，毫无疑问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相关。 隐退政坛数年的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出山掌握政权，正是利用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批将军在阿尔及尔的政变引发的危局。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激烈的几年中，一边是阿尔及利亚土地上恐怖事件频发，另一边，巴黎的空气里也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1961年10月17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NL）挑战政府的宵禁令，在巴黎发动大规模游行，遭到了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掌管的巴黎警方的残酷镇压。那一夜死于镇压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有目击者称看见塞纳河上漂浮着大量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1962年2月8日发生了“沙隆惨案”：抗议极右翼“秘密军队组织”（OAS –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遭到巴黎警方镇压，在警察异常凶悍的追打下，九名示威者死于沙隆地铁站口（Station Charonne）……对警察挥舞着大棒（法语中的“警棍”一词matraque就来自于阿拉伯语）对所有路人无差别追打的场景的记忆，是许多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年代的巴黎人在68年投入街垒对战的直接动力。沙隆惨案成为了警察暴力的代名词，在五月风暴期间被各种标语、涂鸦或张贴画反复提及。作风凶残的莫里斯·帕蓬在1967年离开了巴黎警察厅厅长的岗位，被任命为南方飞机公司（Sud-Aviation）总裁。而五月风暴中的全国大规模罢工，正是从南方飞机公司的工厂里开始的…… 戴高乐政府的威权倾向不仅体现在警察的暴力上，也体现在对媒体的控制上：法国广播电视总局（ORTF）垄断着全国的广播电视领域，一直是政府的传声筒。生活在这种不自由的空气下的知识界和年轻人对戴高乐的反感，被《世界报》（Le Monde）1968年3月15日一篇社论标题很好地概括为：“法国感到厌烦。”（« La France s’ennuie. »） 虽然总体经济状况上，法国其实略优于其他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及北欧国家，但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却在这些国家的兄弟之下。1966年，法国是欧洲共同市场里工人收入倒数第二低、工作时间却最长的国家。而对法国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去。60年代里，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学生数量从1960年的20万发展到1968年的55万，但相应的校舍及师资配置却没有跟上这一发展速度。许多院校人满为患，五分之三的大学生无法毕业。而在一个威权倾向的政府下，介于政治权力和无权者之间的中间机构十分缺乏。无论工人还是学生的境遇，都难以得到直接的反应。工资和劳工政策由当局直接制定，而很少经过对主要工会的咨询；大学校长几乎没有权限，大学直接由政府部门行政管理；议员在立法方面的权限被政府依靠政令实施统治的方法架空；广播电视需要接受公开的政治审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人们的不满难免日积月累，寻求爆发。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唯一的办法便是警察镇压了——在60年代的其他欧洲国家里，警察的角色远没有在法国这样突出。 在这样一种工业逐渐发达、但自由和创造力不断被抑制的环境里，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作品在法国知识界的流行就不难理解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德波的《景观社会》等都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许多参与学运的学生对这些理论耳熟能详。 在68年5月之前的几年，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已经在法国零星地展开。但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无法与美国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FSM – Free Speech Movement）或是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的种种抗议相提。然而历史的节奏永远那么捉摸不定，多少年的积累或许会在一个瞬间爆发出来，而这，要等到68年的“五月风暴”。
原文链接：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464 法国五月风暴及其前生今世（二）：从学运到工运——空前绝后的自发社会运动来源：新生代 作者：宋迈克
真正意义上的五月风暴，是从巴黎西郊的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 de Nanterre）开始的。5月2日，楠泰尔大学的学生在“3月22日运动”（LeMouvement du 22-Mars）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反对越战的抗议，一些课程被迫停止，校方决定将学校关闭。同一天，学运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被司法审查。这些事件促成了学运的蔓延。从3日起，抗议活动便一浪高过一浪。 5月3日，索邦大学（La Sorbonne）的前庭被400名抗议者占领，校长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直接要求警察介入，后者与学生发生了对抗，500多名学生被讯问，27人被捕。当天晚上，拉丁区开始出现街垒。4日和5日，陆续有学生被判刑，5日，警察开始在拉丁区巡逻。6日，学生团体组织的游行被禁止，但仍有两万名示威者进行了游行，下午至晚间，学生与警方激烈对抗，警察挥舞警棍，使用催泪瓦斯弹，四百余人被逮捕，六百余人受伤。7日，学生在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高唱《国际歌》，再次与警方对抗。8日，法共、劳工总联盟（CGT）、法国工人民主联盟（CFDT）表示支持学生，拉丁区示威继续。9日，学生在索邦大学静坐，面对教育部长宣布关闭校园的决定，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高校教师工会（SNE-Sup）号召学生和教师上街游行抗议… 5月10日夜至11日晨是事情发生转折的时刻。10日白天，五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其中有五千中学生加入，国营电视台报道示威的节目被禁播。晚上，警方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米歇尔广场封路，试图包围学生以便进攻。学生于是开始建造街垒，围起“自由区”——指示牌、栅栏、汽车、工地上的建材、水泥袋、脚手架等等，都被学生用来筑街垒。11日凌晨2点，共和国保安队接到命令开始进攻，一场巷战开始。警察向一个个街垒投掷催泪弹，用警棍袭击视野中所有出现的人——学生、工人乃至纯粹的过客。学生则拾起手边所有的所有东西——石块、未爆炸的催泪弹等等——掷向警方。对峙持续了4个小时，直到凌晨6点，警方拿下全部街垒，驱散了全部学生。数百人受伤，五百多人被逮捕，近两百辆汽车被烧毁。
图 拉丁区的街垒 11日，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从阿富汗访问归来，决定作出让步，答应学生的要求，重新开放索邦。但这似乎为时已晚。面对警方的暴力镇压，几大工会的领导决定为了支持学生，在13日发起罢工。而舆论也在10日夜晚的街垒战之后倒向学生一边。现实中，解决这些草草筑起的障碍物对警方来说并非难事，但从象征层面上说，街垒成了“五月风暴”的符号：它把戴高乐主义者变成了凡尔赛分子，而学生们则成了公社社员！ 5月13日的游行是二战结束后巴黎最大规模的游行，工会方面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了当天的参与，警方则只承认有20万。工会代表和学运领袖并肩出现在游行中，游行队伍的标语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团结起来！”“十年，够了！”“永别，戴高乐！”等等。 当街垒巷战转为和平示威时，当局认为这场运动已近尾声，没有安排警力阻止游行，当晚学生占领索邦、升起红旗也没有收到阻拦。而法共和工会方面也是如此认为。他们从头开始就不支持学生的骚乱，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曾指责由“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科恩-本迪”领导的“极左小团体”促成的骚乱，认为这些“伪革命者”实际上有利于维护戴高乐政权。最初，法共这样的态度并没有太大问题——起初并未有太多人同情学生，了解他们的诉求和遭遇。但在目睹了几次学生与共和国保安队（CRS，警察中专门对付示威的力量）之间的对垒之后，工人们开始同情学生。后来，法共的态度有所转变，谴责针对学生的暴力，但仍然将他们的反抗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区分开来。而工会方面，无论是劳工总联盟还是法国工人民主联盟，他们的想法都是要组织罢工以证明自身对运动的领导权。 5月13日游行平静地结束了。然而政府、法共和工会们所预期的整个运动的退潮却并未到来。相反，一场学生运动将迅速扩展为一场遍布全国的政治社会运动。 5月14日，南方飞机公司（Sud-Aviation，也就是前巴黎警察厅厅长做总裁的公司）在布格奈（Bouguenais）的工厂里的工人发动罢工。这一事件并未引起法共和工会们特别的重视，2000名工人占领工厂的事件在《人道报》（L’Humanité，法共的党报）上只得到了内版里七行字的报道。但随后几天中，雷诺-克里昂（Renault-Cléon）、洛克希德-波维（Lockheed-Beauvais）、雷诺-弗兰（Renault-Flins）等工厂先后罢工。很快，全国的雷诺工厂、全国的航天企业等几乎全部瘫痪。罢工运动继续延伸到了巴黎和诺曼底地区的冶金行业、西部的造船厂。随后，铁路工人开始加入，银行、保险、印刷等行业也开始罢工。到5月22日，停工的人数达到了千万！ 这场史无前例的罢工令政府措手不及，也让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劳方代表的工会无所适从。法国瘫痪了。铁路、公车停运，银行关门，邮递员罢工，汽油开始紧缺。就连文化行业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博物馆、电影院纷纷关门……到5月25日时，电视台也不再正常运转——记者和编辑们为了抗议当局对罢工消息的封锁而拒绝播报新闻。随着这场总罢工的深入，中产阶级各行业的人们也开始站出来，揭露、反抗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力压迫与陈规陋习。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技术人员、统计人员公布了一份宣言，抗议资本主义制度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达到牟利目的；往常被视为保守派阵地的医学院学生们加入抗议学生，向医院中老旧的等级制度宣战；而艺术学院的学生和一些画家则占领了巴黎美院，在那里制作了几千幅后来遍布巴黎大街小巷的张贴画；戛纳电影节在学生的抗议和戈达尔、波兰斯基等一批导演的抵制下中断，导演们讨论着如何将电影从对牟利和垄断地位的追求中解救出来…… 如此空前规模的抗议意味着当局的支持者几乎已经所剩无几。只有经历过40、50年代对左翼人员的清洗的共和国保安队和宪兵队仍坚定地效忠于政权。警察工会也开始对当局表示不满：他们先是被用来镇压学生骚乱，然后又得知当局要与学生对话，“为什么不早说（要对话）？”他们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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