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少骂斯大林——从苏联末期的“南方系”说起

  总结

最近这段时期，中国左翼之间有一些关于“新社会主义”的争论。既然提出“新社会主义”，自然针对的就是“旧社会主义”了。那么什么是“旧社会主义”呢？我想对于支持“新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旧社会主义”基本上指的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或者用一个差不多属于贬义的说法：“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老实说，我现在比较愿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诗，“劝君少骂斯大林”。苏联式社会主义，他的缺陷是明摆着的，然而今天我们倒应该为他多说几句好话，因为坏话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所谓“斯大林主义”，不仅右派骂，左派也骂——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里存在着许多宝贵的东西。大卫·科茨等人显然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大卫·科茨 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p2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但他们仍客观地指出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优点：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直到给予有资格的人们以高等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便宜的休闲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例如瑞典和挪威，当权的各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并未触动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也已制定了同样的给予劳动者公共福利的施政纲领。然而，在这些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中，资本家所资助的保守政党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断要求解除或压缩社会福利。在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挑战社会福利的呼声，拟定的纲领也不会遭到削减，而这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却是周期性的遭遇（上引大卫·科茨等，p31）

今天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里，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念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其中有不少在社会主义时代还只是个小孩子甚至根本都未出生。记得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独立”了的“民主”捷克的电影导演杜尚·哈纳克拍摄了一部全面否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纪录片《纸人头》。然而讽刺的是，在影片尾声部分的街头采访中，对于“哪个时代好”的问题，一位年青姑娘回答道：“过去更好，那时人们更友善。”但哈纳克在影片中却竭力要证实“极权制度”只有专制镇压迫害这些东西，在他看来，称赞旧制度好，是因为人们还不懂得“自由”的意义——应该问一问作为电影人的哈纳克，在社会主义时期，即使抛却西方一些有意的吹捧，捷克斯洛伐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电影国；而当“自由民主”降临后，捷克或斯洛伐克难道不是变成了电影世界里的“三等公民”？——那还是1990年代初的时候，民众对“新制度”仍抱有天真的幻想。现在“怀旧”情绪更为普遍，只是在“民主制度”下，人们不敢随意表达而已。我们想，假使齐奥塞斯库现在参加一场没有外国势力干涉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说不定他仍然能胜出（根据罗马尼亚最新的一些舆论调查，结果很可能会如此）。

所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离真正理想的社会主义还差得很远，但即使放眼人类历史，也仍然是个不错的制度。然而最终我们还是要面对难题，毕竟苏联式社会主义出现了无法否认的大溃败，那么这个制度就一定存在着某些本质性的缺陷。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真正断送苏联的只是“一小撮”“党-国精英”（详细的分析请参阅上引科茨等专著），普通民众主要反对的是官僚主义、特权、贪污腐败，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 ——民众最多存在着一种幻想，即叶利钦这些人，将使他们既能享受到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或其实更为实际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又可以保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福利和充分就业的权利——只要“一小撮”“党-国精英”不叛卖，苏联就仍然可以存在下去：“在某些方面党和国家丧失了以往的巩固性，再早还丧失了灵活性。但是在其他方面，就是在1991年，苏联和苏共也还保持着以往的威力。相互间由千丝万缕联系起来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继续依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组织、强大的军队、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的大众传媒系统以及许多其他权力和社会控制机构。国内人民没有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也没在隐藏自己的目的或打着民主化和取消特权的旗号，或打着‘改善’社会主义的旗号的情况下上台的。只是在反社会主义势力掌权后，才开始拆毁制度......毫无疑问，用苏联社会原有的形式使它的存在时间再延长许多年本来是可能的。‘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后来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周围的人说。‘制度的安全系数还很大，大得将能再存在数十年......’”（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p146～151，新华出版社，2000）这是以反“斯大林主义”闻名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者的观察。因此，苏联式社会主义要出问题，就一定出在党内，而且主要就出在“司令部”内。对于苏联末期的“南方系”，如果党的高层真想进行整肃，那不可能办不到——当时没有网络，主要媒体又都在党的手里，制止“南方系”泛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进行包庇纵容，为什么？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就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同床异梦了：

    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原则完全改变成号召‘所有制形式多样化’，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策本身。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掌握意识形态主要杠杆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对逐渐歪曲党提出的非国有化的口号一次也没有做出反应......某些势力竭力要把共产党、苏共中央排挤出经济领域......这是旨在限制苏共，而后禁止苏共的步骤......提出要按经济‘非政治化’原则，将党完全排除在指定经济方针之外...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党，不仅仅是执政党，都要制定经济战略。我们搞的经济和党的职能分开简直到了荒谬至极的地步”（上引利加乔夫，p318～323）

雅科夫列夫其人，克格勃方面有着非常可靠的情报证明此人行迹可疑，但竟然仍能控制如此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而安然无恙。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恰恰是他的上层成了一个生产“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和叛徒的中心。剩下的，除了少数立场比较坚定的人，又多是无精打采、士气涣散的平庸之辈。前不久，当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迪·季·亚佐夫元帅迎来了他的90岁生日，从普京到金正恩都向这位寿星老祝寿，可我还是要说：迪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您们是多么无能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是些什么人？副总统、总理、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和强力部门的一把手都在里面了，结果却是那样张张皇皇、犹犹豫豫、拖泥带水、不知所云。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诸位将领原本可以阻止这幕悲剧发生，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他们如能齐心合力攻打白宫，那么历史或许会被改写。”（上引奥多姆）——“他们”没有这么做，2年后叶利钦却坚决地、毫不留情地（要知道，当时“白宫”里有很多是他过去的“同志”）这么做了。

如果当“一小撮”“党-国精英”准备复辟资本主义之时，多数人民群众能够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那仍可以阻止悲剧发生，但是“我没有听说有工人或职员、苏共党员集合起来去保护自己的党的区委、市委或州委的情况”（上引麦德维杰夫，p146）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他在几十年中“培养”了民众的政治消极性。“听党话，跟党走，党会照管一切！”没错，实际上直到最后，苏联民众都在“听党话，跟党走”：民众不愿意解散苏联，但共产党却举手赞同了亡国的别洛韦日协议。

简言之，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上“生产”的是离心和背叛的政治文化，在下“生产”的是消极与世故的政治文化，这是苏联式社会主义或者“旧社会主义”最大的病症。今天如果我们准备建立一种“新社会主义”，那无疑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出药方，使未来的“新社会主义”不至于旧病复发。好在今天我们有当时苏联所没有的思想优势：我们既有过一个来自历史的伟大的“异端时刻”，又有二十几年里对于国内外资本主义现实的体验，从“历史”与“现实”的正反合中，我们就可以汲取开辟新天地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