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少骂斯大林——从苏联末期的“南方系”说起

  6.尤利乌斯·伏契克的“传说”　　

    苏联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国内墓地的同时，又精力旺盛地折腾到了国外。《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国际共产主义的著名活动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就被不幸地“掘”了出来。 　　

    伏契克据说没有被绞杀于德国普勒岑塞监狱。“他不仅当了德国人的情报员，而且还以这个身份被派到玻利维亚，不久就死在那里。甚至还出现了一张尸体的照片。”众所周知，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势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战后不少的纳粹分子都潜逃到拉美，而这就是发明这个玻利维亚传说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坚持‘玻利维亚’说，但仍然断言，他终究是叛徒—情报员。至于那个著名的《报告》，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写的，而是后来伏契克的党内同志们伪造的......”（上引利西奇金等，p276）对于这种剥夺著作权的手法，相信也无须多言了。就如同希特勒说的那样，“即使撒了谎，也要厚颜无耻地撒下去”。只要足够厚颜无耻，只要“将普通概念重复上千遍”，即使编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个不能说一句整话的结巴，一样可以使大众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会说：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7.“斯大林森林惨案”　　

    按照“符号空间改造法”的理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毫无疑问是苏联时代的象征,高峰中的高峰；苏联历史的光荣与悲剧都在斯大林时代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1987～1991年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电视频道看不到指责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材料的。”（Ю·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p608，译林出版社，2006）虽然“非斯化”运动在斯大林去世后就已开始，但在“想象力夺权”——这句五月革命时期的经典口号讽刺性地被苏联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实现了——的时代，“非斯化”运动到达了它登峰造极的境界。党的最高领导人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运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中期，他向记者和社会学家公开了在中央档案馆中曾受到特别保护——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调阅——的斯大林档案资料中的部分文件，“其目的在于扶持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因此只公开了能证明斯大林是一位血腥暴君的资料，例如：与党内政敌的斗争，30年代镇压运动的经过。那些中性的，特别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材料中则包括了斯大林对当时的“个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内容（Н·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p5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和中国的南方系对毛泽东时代“饿死”数千万和“整死”数亿人的指控一样，斯大林时代的历次镇压自然也成了这种数字操纵的对象：“例如，很多人的意识中，已经沉淀下了几百万农民背井离乡，作为‘富农阶级’被流放的说法。奥·普拉东诺夫说：‘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岁月里，约有700万～800万农民被流放，数百万农民被关进集中营和监狱’”。对此，俄罗斯研究意识形态和心理战的著名学者谢·卡拉—穆尔扎质问道：“‘700万～800万农民被流放’？连家属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万～4000万人啊！”后来经过对当时史料和数据的认真研究，“事实是：1930～1931年间，总共381026个家庭计1803392人被特别遣送（所谓‘富农阶级流放’）。占农户总数的1.5%（约3%农户被官方划定为富农）。”（上引卡拉—穆尔扎，p546）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反对斯大林和“极权主义”的巨大图腾，直到今天仍然魅力不减：“在他的笔下，古拉格‘岛民’历年的动态，包括徒刑死刑、释放调转、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况，逐年均有详尽研究，列表资料也堪称卷帙浩繁。”不过正像此书的副标题——《艺术性研究尝试》一样，“索尔仁尼琴的数据亦当以艺术夸张视之，而整个文化界的人士则几乎是把这些东西作为集中营社会学学术研究资料来看待的。他所造成的意识裂变真可谓令人拍案惊奇：一个人读了那种似乎言之凿凿的纪实材料，就会听而信之，而且更会相信他那‘4000万人被枪毙’的说法。”（上引卡拉—穆尔扎，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斯大林的罗伊·麦德维杰夫也撰文指责索尔仁尼琴“过于经常地对事实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辉凡 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p447，青岛出版社 2004）。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时间系统整理了反映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各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并且发表了各类被镇压人员状况的详尽汇总材料。“他虽非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尊重事实。”但是“民主派却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论战”，少数应战者如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也立即露了大怯。泽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论敌在引用他本人并未见过的1945年秋季全苏集中营和劳教所资料时犯了一个“小错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漏掉了”一个小数点（МЛН.），把160万人变成了1600万人。“多么轻而易举，拿掉小数点，再通过传媒扩散开来，而亿万人竟然信以为真。当一种思维范式已经形成的时候，操纵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论据了。”“操纵家们也正是为了对想象力而非理性施加影响，才会如此夸大数字的，有时会夸张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恰恰是这种非要夸大真实数量不可的意图，才能成为操纵的一种特征”（上引卡拉—穆尔扎，p549）。　　

    数年之前曾闹腾过一阵“卡廷森林惨案”事件，我国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后，积极响应。然而早在1988年的苏联，就发生过一个轰动全国的“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事件，据当时的“南方系”媒体报导：

    在明斯克郊区库罗帕特森林发现大批牺牲于斯大林大恐怖时期人士的遗骸，这场恐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间制造的。　　

    媒体称这个惨案的死难人数约为数十万。国外的传媒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大肆宣传——这是斯大林及其极权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证。最后，在对这个“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事件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得出如下结论：　　

    内务人民委员会各机构与所谓库罗帕特森林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扎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环路之间丘陵地带的戈迪谢镇附近，安葬着不少于30万希特勒种族灭绝暴行的牺牲者。（“库罗帕特森林案：时代的篡改”，《军事史》杂志，1991.No.6,上引利西奇金等,p267）　

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库罗帕特这个地名在白俄罗斯地图上就从来没有过。杜撰名称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情感的力量，影射斯大林在这里枪杀人就跟杀山鹑[俄语“山鹑”的发音为“库罗帕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说——本文作者注）一样无所顾忌。库罗帕特森林案只不过是整个虚伪报道庞大体系中的一个事例而已。”（上引利西奇金等,p267）

在苏联末期的混乱岁月里，尽管一些谣言被揭穿，但谣言却总是能淹没真相：因为制造大量新谣言的速度永远要快于对旧谣言的逐个驳斥，而且成本极为低廉。关于斯大林，“有人写的东西甚至已经离谱到了让人想瞧一瞧还能编出什么玩意儿来的程度......出现了大量编造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的文章。有的文章说，流放中的科巴（斯大林早期的党内别名）袜子臭不可闻，几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过是个神学校里不学无术的学生而已，等等，等等。布尔什维克一词居然成了一句骂人话......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携带斯大林画像参加群众大会被认为是低能儿；大众传媒曾经专门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寻找携带有斯大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现他们的浅薄和粗俗。”“一个穿网眼针织背心的人坐在电视机前。——人们在街上游行，脸上带着喜悦。他手指荧光屏上斯大林时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说不出一句话来。”（上引利西奇金等,p266、243）（笔者想在此插入一件事情:2009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举办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影像与图片展。一个在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人热心地从外地赶来参观，他对那位收藏者感叹道：“你办的这个展览很好，很有意义，像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经历过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泽东时代广场上的游行者），都像是发疯了一样，像机器一样。”收藏者听完后说：“我们当时对于领袖和国家的热爱都是出于肺腑的，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现。”谈话由此陷入了尴尬。）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如同从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过了列宁。然而他身后的历史命运又是如此无常，甚至颇为凄凉。1953年在斯大林的别墅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看着斯大林生命垂危，却迟迟不去叫医生；斯大林刚死，“非斯化”的运动就随即展开：先是贝利亚——如果不是他在党内斗争中被击败，也许就轮不到赫鲁晓夫来做那个轰动一时的秘密报告了——接着就是赫鲁晓夫的高潮戏。赫鲁晓夫先是斯大林狂热的吹捧者，后来又是斯大林狂热的反对者。在他与中国交恶的时候，甚至愤怒地声称要“把斯大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来！”到了苏联末期，在所谓“公开性”政策和势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运动终于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卡廷森林惨案”也好，“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也罢，其实斯大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进了名叫“斯大林”的历史森林里，遭到了无数次的审判和枪决。　　

                     8.“回归列宁”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时代在社会意识中被一笔勾销之后，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名字仿佛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最后一座桥梁，它象征着几代人之间的继承性。因此，损害业已形成的列宁的形象诋毁他的活动，就成了把整个苏联时期说成是黑暗和愚昧时代并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上引利西奇金等,p169）　

    在苏联还没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为了非斯大林化，必然要借助于列宁的威名。在体制内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列宁都是战无不胜的历史证人，列宁代表了苏维埃国家的终极真理。正如赫鲁晓夫提出“回归列宁原则”那样，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也曾自诩为列宁的忠实传人；而在苏联末期的大混乱到来后，所有苏维埃国家的偶像与禁忌一个个地被羞辱被打破，当苏联全部的历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灭”的对象时，列宁这个最后的禁忌也就不能幸免了。所谓“回归列宁”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后，最后必然来到的总结性清算。

    “列宁是德国间谍”，“列宁是毁灭俄罗斯文化的罪人”，“列宁是俄国人民的刽子手”，“列宁是美好的沙皇俄国的破坏者”，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了。到了这个阶段，连编造历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纯文学”风格了。《自鸣钟报》的“政治评论家、诗人”——总是这号人物不是吗？——A·伊万诺夫断言：“总的看来，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是死于梅毒。”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诞生：列宁是典型的神话》（М·魏斯科普夫，《波罗的海时报》）这样写道：

    大约是1924年，克里姆林宫的下水道经受不住布尔什维克的猛烈冲击，终于跑水了。陵墓里灌满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这样说：“圣尸上也是要涂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颗秃头 、那张喝得醉醺醺的电报员也差不哪去的鬼脸......打旱地里冒出来的一颗苗苗儿：要模样没个模样，要气派没个气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学也在行。他虽说没有一点诗才，但只要老师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确的六音步长短短格来翻译荷马史诗”。　　

    他的房间保持着修道院式的整洁。一个中学生正在做笔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字母——字虽然写得紧紧巴巴，倒不妨碍思想驰骋。这个中学生写满了一个又一个本子，若有所思地瞅着墙壁，眼前是两片画着斑斑点点的大屁股似的东西半球——苏联国徽的原型......　　

    最后，终于有机会谈一谈那个与大救星联姻的她——娜杰日达（指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本文作者注）——的问题了。想不到吧，这个讲起话来跟马卡尔·杰武什金一副腔调的、党内绰号叫“鱼”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长，居然不乏抒情的想象力......而在那围着灰毛皮围脖、像东欧平原一样扁平乏味的胸膛里......居然还有一颗监狱未能使之丧失慈爱的心在......跳动？（上引利西奇金等,p268～269）　　

    与此文那种妙语连珠、油腔滑调、下流无耻地嘲讽伟人的水平相比，我国那位说毛泽东的字像“狗扒似的划拉出来了”的小京油子是不是只能算是托儿所的程度？　

    在“清除和消灭”列宁这座最后高峰的运动中，著名的斯大林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我国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小号翻版）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位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曾在斯大林传记中指责斯大林违背了伟大的列宁及伟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内军内的权威理论家，也终于发现了与“极权主义”做斗争的必要性。“特别是他在自己全盘否定列宁的著作的封面，为强化对读者的负面影响，登载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张脸被痛苦折磨得已经变了形，实际上当时人已处于濒死状态。”有人指出：“书的封面是对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论大家对列宁的态度如何），故尔他必遭报应。”果不其然，沃尔科戈诺夫在书出版后不久，便患病并很快死去了。不管这是不是报应应验，对列宁的诋毁还是见出了成效。《论据与事实》杂志1991年就“列宁应当躺在什么地方”向路人提问。莫斯科一位15岁的少年季马对此回答道：“应该把他从这里扔出去......嗯，不是扔，应该是运出去。他做过什么好事吗？他把全国都搞乱了，现在却躺在这里。把他埋到某个墓地去吧！”（上引利西奇金等,p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