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少骂斯大林——从苏联末期的“南方系”说起

 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1.“历史是一座画廊...”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王歧山副总理的推荐，一时间声名大躁起来。对于此书，立场相异的人评价和心得恐怕都不同，但其中有一句名言，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各方记取：“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p104，商务印书馆，1996）由此看来，今天我们听到、看到的许多“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新”理论，其实却很可能只是陈旧的“老物件”罢了。

    “国营企业的经理、厂长不过是雇佣劳动者而已，他们随时可能接到解职令。因此，转变成私有制的关系，谁都不能剥夺一个人的企业股票或者一片庄园土地的那种关系，就显得有吸引力了。”“我们提到过所谓‘’惰性”这个特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例如‘国家主义’、‘仇恨长官哪怕是选举出来的长官’；‘仇恨富人，总是以为富人只有通过巧取豪夺或者其他不正当行为才能致富’；‘嫉妒心——我家的牛活不成，邻居家的也别想好’......这是一套平均主义的观点，没有个人利益关切心、没有竞争观念，注定老百姓还是要受穷。”

这可不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或地产大亨们在发言，而是“民主”俄罗斯的著名“民主派”菲利波夫1994年接受访谈时说的话（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p586、58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再比如：

“应当承认最主要之点是：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非国有化。不仅要向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过渡，而且要向新的体系过渡，比如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20%为国家所有、30%为私人所有，而50%为各种类型的业主所有，但基础形式是私有制。只有这种模式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水平。”

这也不是吴敬琏或者张维迎在阐述他们的“时髦理论”，而是作为俄罗斯的“新上帝”弗里德曼重要“使徒”的加夫里尔·波波夫1990年在《星火》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做《前景与现实》（难道不是连名字都很相象吗？）（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25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还有更精彩的：

    “比方说，如果过去有人对我说：‘要爱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我把我的外衣撕成两半分给了别人，于是我们两人都光着一半身子，正如俄国谚语所说：‘如果你同时去追几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可是科学告诉我们：首先爱你自己一个人，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如果只爱自己，你既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的外衣也将保持完整。经济学的真理又补充说：在社会上，办得成功的私人事业越多，就是完整的外衣越多，社会基础就越巩固，公共事业也就办得越好。因此，我单单只为我自己发财致富，我同时也似乎是为大家获得财富，使别人得到比撕破的外衣更多一些的东西，而这并不是私人的个别赐予，而是普遍繁荣的结果。这个想法很简单，可是不幸，很久以来都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它被狂热和空想遮没了......”

这里侃侃而谈所谓“经济人”理论和控诉“狂热和空想”的是张维迎那些人吗？当然不是，这一位是他（她）们的“老前辈”——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人物(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p14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毛泽东是个荒淫无耻的帝王，糟蹋玩弄女子无数。

毛泽东是个嗜血暴君，他杀的人超过了希特勒和斯大林。　　

  毛泽东是个抄袭大师，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诗词都是别人写的，他甚至还伪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泽东的“太子”毛岸英为了“镀金”，结果死于一碗蛋炒饭，谢天谢地，这使我们躲过了朝鲜式的世袭......　　

这些年在南方系和《春秋大法》等控制的平面或网络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对中国革命史及其革命符号的解构，耸人听闻的各种“历史真相”翻着花样地出现，而且使很多人信以为真。那些正直的中国人对此异常地愤怒，他们不禁要问：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那好，我们不如去回顾一下苏联的末期，看看同样是在一个所谓“不断深化改革”的时代，苏联的那些“南方系”，看看它们在那个混乱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最终产生的结果，或许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国之怪现状的答案。不过需要说明一点：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因为当时的苏联与今天的中国毕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从历史悲剧中得出各自的教训。

                   2.“南方系”崛起

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被苏联政权认为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危险”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说过如下的话：“1985年，还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曾经访问了英国。他没有去瞻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是苏联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会见了女王。就此我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个历史性大叛变的时代开始了。”季诺维也夫指出：“叛变的首先是国家高层领导人、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意识形态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p62～63，新华出版社，2004）戈尔巴乔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打开了混乱的闸门，并且由此形成了以拥护“改革”为名的“民主派”媒体——亦即苏联的“南方系”媒体。关于“民主派”，主要是些什么人呢？

    正是知识分子，首先是首都的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而且使改革向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这里那些当时置身党政机关、报刊编辑部、科研机构以及苏共中央机关的知识界人士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其实，正是他们繁衍了叶利钦和他的改革，不，是他们的改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前者和后者都没有、也不曾有过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靠别人的大脑而思维的。”（维·安德里亚诺夫 亚·切尔尼亚克《叶利钦传》 p148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这些势力逐渐地构成了苏联末期的权力中心之一：“改革时期信息战的主要结构是一个三部曲：纠错—深化—破坏。......此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与苏共中央并列的第二权力中心......信息心理战第三阶段一开始，大众传媒就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与指挥之下，并开始独立于中央委员会和苏共的其他机构。所有关键岗位也逐渐转入第五纵队之手（即开始为西方所控制）。苏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罗季奇的《星火》杂志）的中心。大众传媒把自由这个概念捧上了天......实际上是根据第五纵队的计划行事的。多元论的表象，掩盖了大众媒体上开展的一场精心组织的有目的的运动。......大众传媒的做法低级庸俗。它们需要轰动效应。性的问题五花八门，沉渣泛起。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日高，对各种性变态兴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袭来。它能带来利润，还能得到拨款。而苏联曾经拥有的大量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却完全消失了。”（上引利西奇金等，p225～227）“在严肃的剧院，舞台上竟然出现了床上戏的场面，报纸杂志上出现污言秽语已经是习以为常，而《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居然大谈口交的魅力——这可是全苏共青团中央的报纸啊！”（上引卡拉—穆尔扎，p716）

“南方系”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论据与事实》（类似于我国的《春秋大法》杂志）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杂志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1990年发行760万册。”（上引利西奇金等，p239）与之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尽管它也试图跟上“改革”的步伐——的发行量不到《论据与事实》杂志的一半，而且党报的所谓“发行量”有着众所周知的特殊性（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p2，东方出版社，1995）“民主派”媒体的如鱼得水得益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溃逃；不过这种“溃逃”不单单是因为招架不住对手：“（苏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夸夸其谈，四平八稳，毫无实际内容，闻之令人生厌，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道理，让人产生一种动物反刍的联想。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反感。但这可并非在干蠢事，而是戈尔巴乔夫分子早有预谋的策略。”与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的那些“以......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起头的党八股相比,“大众传媒的典型风格却是放开了的新风格，追求轰动效应和通俗性。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国并不为人所知或鲜为人知，但在70年过程中西方早已发表过的形形色色反苏材料......这一情况营造了一种气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鲜和真实。”“民主派”媒体和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只有一个球门的赛场上进行了一场独特的足球赛，两队球员都在往里灌球。”（上引利西奇金等，p229）　

值得指出的是，“南方系”媒体的头头们过去也大都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忠诚的列宁主义者”。比如《星火》杂志的科罗季奇“同志”，曾在其“名作”《仇恨的面孔》中，对美国表达过刻骨的阶级仇恨。而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摇身一变成了“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又进化为“极权主义”的反对者；当“极权主义”土崩瓦解时，他终于满心欢喜地奔向了那个曾经让他极度“仇恨”的国家。

艾伦·杜勒斯在其著名讲话中（1945年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说道：“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尽管作为当时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并且一度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叶·利加乔夫已然觉察到情况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进派报刊上，准确地说，一条对苏联历史进行歪曲，污蔑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了。”（叶·库·利加乔夫《警示》，p152，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但他在苏共十九大上的那句“你错了”（针对叶利钦）和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样，在“南方系”媒体铺天盖地对“改革的敌人”——据利加乔夫说，“改革的敌人”一词是由“改革的施工员”亚·雅科夫列夫发明的，它让人不禁联想起斯大林镇压时期所使用的“人民的敌人”一词（上引利加乔夫，p122）——的声讨之下，“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后，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上引利西奇金等，p238）

     ※插曲Ⅰ：科罗季奇的“想当年”　　

     以下是科罗季奇同志向读者们介绍勃列日涅夫同志新近出版的“回忆录”：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 《回忆录》是一本非常非常及时的书。它初版之际恰逢苏维埃国家遭受非难狂澜的袭击，反动势力——它至今仍对我们进行的十月革命耿耿于怀——也诋毁、贬低革命成果，就在这时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这部击中时弊的宝书出版了，它一举便风靡全世界！……在我们的写字台上就放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那本震动世界的精心之作。它适合我们也适合你们的口味，难怪全世界的人对它垂青。（谢尔盖·谢曼诺夫《勃列日涅夫传》，p271，东方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