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与朱旦华奶奶合影（资料图）

　　读了马社香对朱旦华同志的访谈记录，心中非常振奋。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在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利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有必要重新端正对“文革”的认识，正确评价“文革”。

　　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文革”，对毛主席作出“犯了错误”的决议

　　毛主席说：我只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跑了蒋介石，另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朱旦华同志曾经是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的爱人，毛泽民烈士牺牲后，她与原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同志结婚。方志纯同志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的堂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新疆叛徒集团”的罪名受到批斗，朱旦华也因此而被隔离审查。在“文革”中有许多人受到打击迫害，很多人想不通。朱旦华同志开始对“文革”也表示要坚决否定，她说：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对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审查了8年，害死了24名党的好干部，结案没有一个是叛徒，整个案件全搞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从中央到基层，整死了不少好干部、好党员。一些地方武斗，还死了一些群众。最后，中央宣布全党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是全盘搞错了?难道不该彻底否定吗?当时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处在这样一种矛盾时期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一面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另一方面又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决议》中既肯定了毛主席的功绩，又否定了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并指出毛主席晚年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按照毛主席所说的做了两件事，《决议》中只有肯定毛主席一件事是正确的，另一件是错误的，错了一半，又怎么能和“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等同起来?

　　决议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因为那时有很多人也象朱旦华同志一样对“文革”不理解，有怨气。同样象朱旦华同志所说的：怀疑毛主席所说的“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这回事呢?在苏联解体前，很多人一直认为毛主席这个分析，把党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脱离了实际。

　　很多人在 “文革”中遭到冲击，受了委屈，胸怀不宽，计较个人的恩怨，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二、有人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毛主席

　　朱旦华同志在访谈中说：“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内外有些同志把文革归结为毛主席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个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归结为毛主席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有的掺杂个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断发泄不满。舆论从过去一片歌颂红太阳到不断妖魔化红太阳。我亲身经历文革磨难，和这些同志看法有所不同，我当时仅仅怀疑是毛主席对整个形势做出完全错误估计和判断，造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理由很简单，如果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恩怨、搞个人独裁，他何苦在全国发动群众起来，造执政党的反，夺各级政府的权?这个执政党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吗?”

　　大家非常清楚，朱旦华曾经是毛主席的弟媳，是毛远新的母亲，“文革”中毛远新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成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后来和“四人帮”一起被判了刑坐了牢。如果象那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说的那样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出于个人恩怨，朱旦华就不会在“文革”中受到委屈，更不会被打倒。 “文革”的目的不是毛主席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一片“公心”。

　　1979年王光美在接受作家孙兴盛采访时，孙曾发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则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据王光美回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彭真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否定到反对毛主席的声音在中国媒体上占了主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造谣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国内外媒体编造一些毛主席的生活琐碎小事为借口来恶意造谣中伤。他们把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平时在工作上的意见分歧造谣说成是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个人恩怨，把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英勇牺牲诬蔑为毛主席派毛岸英去朝鲜战场是为了镀金。他们一面鼓吹“文革”中在中央会议上表决时有人没有举手以表明在当时就有人对“文革”有不同意见，一面又攻击毛主席是独裁专制。当人民群众用党章和宪法为武器和这些反动分子作斗争时，他们就搬出六中全会《决议》作挡箭牌，因为六中全会《决议》否定“文革”和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的结论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失去了在这方面的话语权。他们对《决议》中肯定毛主席的功劳和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成就只字不谈，只挑《决议》中否定“文革”和毛主席的错误来说事。于是否定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的妖风甚嚣尘上，连中央领导也被动地在每次谈到毛主席甚至在纪念毛主席圣诞时，一面说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肯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一面又不得不说毛主席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决议》中对“文革”前十年的工作评价时指出：“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既然“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决议》中指出：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明发动“文化革命”运动是通过党中央全体委员讨论决定的，既然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参与讨论同意《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中央委员们是不是也同样有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大小不同罢了。

　　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诸表决，那么，毛主席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

　　表面上看来《决议》并没有把错误全归于毛主席，可是为什么在中国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其他参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文革”决策的领袖们的错误而单单只有提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文革”中的矛盾，否定“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否定毛主席，而否定毛主席的目的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决议》中虽然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彻底否定“文革”并称毛主席犯了错误的结论给一些敌对分子提供了攻击毛主席的借口，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非常不幸的灾难，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

　　三、否定“文革”后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信仰危机

　　否定“文革”后，随后就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公制度，中国从“文革”中“左”的极端走向“右”的极端。把“文革”中错误冤屈的人“平反”是应该的，可否定“文革”后把真正的反革命也放了。茅于轼就是一个典型，茅于轼说：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在中国有多少象茅于轼一样的人已经“平反”，有多少象茅于轼这样的人“平反”后进了党政机关当了“官”?有多少成了 “叫兽”?有多少成了“专假”?有多少成了“精蝇”?

　　由于象茅于轼说的那样“平反”是“一风吹”，许多坏人就趁机混进了党组织，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不是从思想上入党而是“任人唯亲”，拉山头，搞派性，共产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同时随着这些人的加入越来越泛滥。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腐蚀渐渐地越来越严重，有的党员干部贪图享乐，极端个人主义思想非常严重，他们经不住物欲的诱惑，腐败也就随之而泛滥了。由于政府腐败，结果必然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无能。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卖官买官，抢夺欺诈，走私贩毒，偷税漏税，拉帮结派，杀人越货，犯罪飚升。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劳务工拿不到工资，人民群众成了“刁民”，房屋被强拆，上访被强抓，百性有冤无处申，法院成了“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地方，警察成了资本家的看家护院，劳动人民享受不到公平，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严重，许多地方人民群众被迫反抗发生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社会上的黄赌毒黑各种邪恶现象等等都是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上的不同反应，中国的全民腐败是从党内引发出来的。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那些已经窃取权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在中国大力推行私有化制度，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流失和破坏，国有企业被瓜分，他们的家属和后代成了新兴的资本家，他们的存款在国外，有的官员的家属儿女都迁到国外成了裸官。贫苦的劳动人民群众却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党的威望也随之下降，党心民心涣散，党群关系非常紧张。

　　党校是共产党培养领导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可是在共产党的党校内出现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是不是很痛心?共产党员不宣传社会主义反而叫嚣要在中国实行西方的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在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简直成了“地下党”说明了什么?共产党作为“地下党”只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共产党人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随时会有被抓被杀的危险中进行工作才叫“地下党”，而今天是共产党的天下，台上是共产党员执政，为什么北大的共产党员成了“地下党”呢?不单是在北大，在全中国都差不多。在中国的媒体甚至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主流媒体上有多少是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有多少是在宣传劳动人民“劳动光荣”?有多少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你想写一篇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领袖，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很难在媒体上发表，如果你写一篇反华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文章，哪怕是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谎言进行造谣诬蔑，也会很快在媒体上发表并且很快被捧为众多粉丝的网络“大V”。打开中国的网络媒体，如果不是因为上面是汉字版本，你一定会以为这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者会以为是西方国家媒体的中文版。大部份媒体都在宣扬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化，宣扬金钱享乐，到处都可以看到露着身子的男男女女，到处都是色情绯闻，到处都有淫秽的广告图片和文章，到处都是中国的负面信息。各种邪恶的现象说明中国共产党内混进了坏人，中国共产党员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丢失了崇高的信仰。

　　在共产党的政权中，有多少党员干部还能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有多少贪污受贿上百万上千万甚至超过亿万的腐败分子?有多少“红二代”演变为“官二代”成了资本家富翁?有多少干部还能保持象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那一辈人终生为革命终生为人民服务两袖清风的为政作风?

　　朱旦华同志说：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旦华一个字一个字咬定地说)如果“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冤的战友，他们一个个都活到了今天，对毛主席希望从制度上根本上抑制党内腐败分子的产生，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我曾经在深圳人才市场招聘和一些求职的党员大学生聊天时问他们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年轻的学生有的说是因为老师要他们加入，就这样加入了。有的说入了党也许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的说入党和不入党都一样，都是找不到工作。问他们的理想信仰时，他们基本上都是说“不知道”或者“没有”，有的说“是想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我和他们谈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他们大部份人不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并且反问“不是说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吗?”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到那个时代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又都是劳动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将彻底消失。然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大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造就了庞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能最后实现。

　　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有多少党员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有多少党员还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行动南?有多少共产党员加入宗教组织?有多少共产党员相信鬼神风水算命占卦等封建迷信?还有多少党员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反对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不信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悲剧，中国如果又发生一次“甲午战争”，共产党员还能带领中国人民上战场吗?共产党员指挥官的命令是“给我冲”还是“跟我冲”!

　　否定“文革”后有相当一部份中国共产党员有失去了革命的理想，失去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一切向钱看”，“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赚到钱就是精英”的错误观念使一些共产党员不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有的甚至堕落成美色的俘虏、金钱的奴隶，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四、否定“阶级斗争”是麻醉中国共产党的毒品

　　从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到否定“阶级斗争”是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目的就是否定“阶级斗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今天，阶级敌人从没有放松过对共产党政权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可是却有人别有用心的故意抹煞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奴隶社会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文革”结束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结束反而越来越激烈。

　　当中国共产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准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军队国家化，教育医疗产业化，国企私有化的逆流非常汹涌。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人开始出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政治思潮。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以后又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还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1989年国内外反华势力于苏联解体的前夕在北京组织策划了“六四”反革命暴乱。1990年苏联各国开始宣布独立，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苏联共产党的政权被彻底颠覆。

　　私有化以来，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下岗了，取而代之的是受雇工剥削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国领导阶级的不幸遭遇使中国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最近，《红旗文稿》刊发了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王伟光的文章称：“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王伟光同志的文章遭到一伙阶级敌人的围攻，他们害怕王伟光同志提“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把王伟光同志恨之入骨，咀咒要绞杀他，叫得多么恐怖，多么吓人。围攻阶级斗争是因为他们害怕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如果你不是人民的敌人，你会害怕人民的“阶级斗争”么?如果你不是罪犯，你会害怕“人民民主专政”么?

　　其实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直是由阶级敌人拨动的，因为阶级敌人的存在和进攻才有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奋起反抗的“阶级斗争”。近日，《辽宁日报》头版公告并在4版整版刊发的一封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文章通过对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进行半个月的暗访，披露了一些高校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传授知识时随意抹黑现实，甚至丑化历史的现象，引起网民广泛热烈的共鸣。这样一篇呼唤正义的文章不料却遭到了北京大学贺卫方、云南大学郭建斌等人的轮番炮轰和围攻，甚至被他们控诉试图褫夺大学教师的批判权，一群否定阶级斗争的公知们正在进行一场围剿《辽宁日报》的阶级斗争。

　　否定阶级斗争的人只允许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和压制人民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而不允许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散发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麻醉毒品，他们企图让中国共产党人在歌舞升平中迷失方向，失去斗志。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会象在甲午战争中的清王朝一样因惧怕战争而遭受失败，麻醉了的中国共产党就会亡党亡国。

　　五、 “文革”到底错在哪里?

　　否定“文革”，说“文革”错了，有的甚至把“十年文革”说成是“十年浩劫”，“文革”真的错了吗?到底错在哪里?需要彻底否定吗?

　　我们来翻开“文革”的历史，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开端，真正进入“文革”运动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布开始。按照《十六条》中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①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有错误吗?通过30多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教训，走资派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吗?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封闭僵化的老路是指中国曾经走过的闭关锁国导致被他国欺侮的路。有的人借此诬蔑指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封闭僵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美、中日、中国和欧亚非美洲各国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是亚非拉兄弟国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联合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泽东时代会是封闭僵化的国家吗?“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指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许多当权派不就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才腐败吗?

　　李先念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胡、赵像不像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俩就是走资派，他俩搞的那一套，他们的思想，他门的生活，他们的政见，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文革”中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的是完全正确的。

　　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在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专假、叫兽、精蝇”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致力于在中国推行一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西方国家宪政民主政治，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准。象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到处宣扬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公开为汪精卫翻案;还有贺卫方公开叫嚣要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这样的学术权威难道不应该批判?

　　③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是迫切，11月14日一群人冲进吉林市船营区第二十五小学教室，殴打两名老师。打人者说“以后谁也不许动我家少爷”是不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该不应该批判?骂老百姓为“刁民”是不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宣扬西方腐朽的宪政民主，在网络上反党反毛反华反社会主义，恶意造谣诬蔑伟大领袖和革命先烈是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共产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是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正因为我们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和斗争，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失去了本来应有的话语权，才会使阶级敌人如此猖獗。

　　④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个提法也正是改革开放提到的问题，不是说“改革只有进行时”吗?如果方向错了，改革就会走向邪路。改革教育不是要教育产业化而是要使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分子。

　　改革文艺，不管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是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都是解决文艺必须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歌颂人民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正义而不是歌颂资本家歌颂西方宪政资本主义制度歌颂国民党反动派歌颂帝国主义侵略歌颂邪恶，这个立场问题不解决，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立新中国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文革”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革命。然而，也只有经过这一战斗的洗礼，才能真正检验出他们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革”实践最终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讲，其世界观仍旧还是资产阶级的，要使他们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引导他们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经受锻炼，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十六条》中规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来看，“文革”是没有任何大方向错误的，对于在运动中出现许许多多的错误案例我们应该理解。改革开放后的问题不比“文革”少，而且有的问题是方向性的错误。被抓被关受委屈的人也不比“文革”少，区别的只是“文革”中被抓被关受委屈的人主要是当权派、知识分子和划了阶级成份的人，而改革开放中被抓被关被打被罚受委屈的只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已，我们也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各种问题就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习近平同志的“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所以正确就是说这两个三十年的大方向都是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而奋斗的历史。除了别有用心，没有必要去挑剔前后三十年的错误来相互否定。如果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伤害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结果是让敌对势力高兴，国家分裂，人民离心。

　　六、对“文革”进行反思，中国共产党人的觉醒，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

　　在阶级敌人猖狂的攻击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为什么没有象苏联一样被颠覆?否定毛主席的妖风为什么使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中越来越伟大?这就是国内外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想不通的“为什么”。

　　正如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如果不是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如果不是中国人民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锤炼，如果不是党内大多数人思想坚定，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后继有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也许早就象苏联共产党一样垮台了。

　　朱旦华同志说：1991年苏联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垮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崩溃了。毛主席在60年代初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成现实。在那些日子里，我睡不着觉，想了很多。不要说我，就连康大姐(即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同志——作者注)听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其实，我和康大姐一些老同志震惊思考的都是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在哪里?认真想一想，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出了走资派，彻底否定斯大林，信仰迷失，体制僵化，舆论大变，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我们党呢?怎么避免苏联的覆辙?

　　朱旦华同志还说：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临终前赞叹“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他说：苏联没有出现过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所以，苏联人在懵懵懂懂中就易帜了，东欧各国没有出现毛泽东，也在懵懵懂懂中易帜了。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过这样的预演(指文化大革命——作者注)。毛泽东已经给中国人民提前上了一课。印度没有出现过毛泽东，他们的人民群众就只能永远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挣扎。

　　陈云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时说：“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

　　钱学森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带来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1986年，薄一波赴南方调研。行程中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乡。在滴水洞里，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问：夫人，你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

　　王光美深思了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周恩来总理说：“我要求大家永远铭记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唯一正确的思想，她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灵魂是为人民服务!因此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权力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谁与民争利我们就要反对谁，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打倒谁!”

　　叶剑英元帅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杨尚昆说：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习仲勋同志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 题词写道：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针对30多年来中国的实际状况，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醒悟到了中国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会导致灾难，就会亡党亡国。认识到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目的是无私的，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提出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不相符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四十八年前，毛主席发动中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必然，是毛主席比一般人“早看到五十年”的结果，正如王光美同志对“文革”的评价那样：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只有在经历暴风骤雨之后天空才能亮出煦丽的彩虹，共产党人也只有在经历多次艰难困苦的实践之后才能证明真理的永恒。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进行“依法治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专政。

　　重新认识“文革”，必须摘掉“文革余孽”这个套在中国共产党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人们头上的“紧箍咒”。在中国，“文革余孽”远比“国民党余孽”、“汉奸余孽”和“封建余孽”更受打击，是反华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和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针对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们进攻的“核武器”，如果不摘除戴在共产党和人民头上的这个“紧箍咒”，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就会永远被阶级敌人牵着鼻子走，就会永远失去本来应有的话语权。

　　根据习近平同志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英明论断，“特别是”是“文革”时期常用的词语，不应当学习套用，希望在今后的领导在讲话中不要再用“特别是”这个词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分割对立开来。

　　重新认识“文革”，不能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要纯洁共产党组织，把那些不信马列毛信奉西方信奉宗教不爱中国不为人民服务的人从共产党组织中清理出去。使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的党和人民才有希望，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才能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