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三个代表论”。 人们从大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现实中;从官员的特权不断增多，人代会进一步成为“官代会”的现实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的现实中，逐步认清了它的实质。老百姓说得好：“三个代表就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一些人提出赞同“三个代表论”的深层原因，是想使共产党“由革命党进一步变为执政党”。这实质上是使共产党、革命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告别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解决让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入党的问题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章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难道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且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了吗? 金一南将军指出：“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海军网，2014-10-11)有位网友写道，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八是“以人为本发展论”。 这些年讲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以人为本，对于纠正以物为本甚至以钱为本、以资为本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发展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讲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要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以民为本。而真正坚持以民为本，最根本的是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这样，才是抓住了根本，把握了关键;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观即真正的科学发展观。由于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指的是政治统帅业务，所以既要求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又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会保证我们在发展中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 这是因为讲发展，最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所有制。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现阶段最根本的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常海思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金一南将军说，有些人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海军网，2014-10-11) 一位网友强调，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是一条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为了使自己这一代人有吃有喝还有玩乐，断了子孙之路的挖掘和贱卖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稀矿、林木、水源等，现在基本近于枯竭，换取了所谓的一叠叠的钞票，并朝人炫示终于成了有钱人了。我们的农业又回到了几千年来的个体农业状态，靠天吃饭。个体农业不能发家致富，农民只能外出打工，拿到钞票，也成有钞票的人了。我们的土地，一片片的盖起高楼大厦，城市美了，也阔气了，可是这些高楼大厦却是榨取了人民多少的血汗。楼不能无休止地盖下去。房地产经济总有不景气的时候，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又该如何支撑?我们的制造业，多是外资联合内资，消耗中国的资源，污染中国的环境，使用中国的人力，贴上外国的标签，高价卖给中国人，而外资赚走高额的利润，中国人不感到羞愧，反而光荣地向着外资奉献着殷勤。现在在中国社会里，没有人来关心你，没有人来保障你，只有这样，所以这中间有无数人们的辛勤付出，有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未来而提前透支生命地拼命工作。这些成果中也有人类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成果，也有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那种把什么都归入经济转型带来的结论是十分荒唐的，是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讽刺。 九是“中美合作共赢论”。 中美结成“夫妻关系”，实质上是认敌为友、以敌为亲。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和美国政府谈判时公开宣布“中美是夫妻关系”即中国是小老婆，说穿了是之前正式公布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近来确定的中美“合作共赢”关系的形象说法。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者所讲的“中美国”，含义为美国是宗主国，中国是附庸;“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言行，表现的就是附庸救主子的丑态。有的网友说，四万亿外汇储备的实质上是向美欧输送财富。用中国人民血汗创造的物质财富换取美元欧元纸币，再把纸币以债券的方式交还给美欧国家使用，如此白白输送财富还不算，还要增发与四万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也就是近三十万亿人民币，把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稀释，通过通货膨胀掠夺老百姓近三十万亿的物质财富。这就是四万亿美元外储形成的过程。如果撇开这个过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障眼法，就其实质而言，完全是美欧国家借助中国政府之手，白白拿走了中国老百姓创造的四万亿美元财富。给中国留下的所谓信用，不过是一张根本无法兑现的白条，与农村乡政府打给农民的白条毫无二致，甚至还不如乡政府打给农民的白条更有变现的希望。相反，他们对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国家，却不积极支持。这都让人看到了赫鲁晓夫当年搞“美苏共同主宰世界”和“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要少的影子。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遭受的损失怎能不特别惨重?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按照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在于否定了我们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客观实际，把和平与发展当作了时代主题。于是强调“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直到现在仍大讲“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实质上是认为起码十年内不用准备打仗，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是需要十年左右的转型备战期的。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如果背弃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对敌对阶级包容怂恿，那实际上就是投敌叛变。所以我们认为，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至2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行为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把今后10年左右时间作为“转型备战期”。 由此可见，由于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大转折，非彻底批倒邪改路线，并使全国都认清其危害不可。 与此相关联，由于只有进一步认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才能真正提高举旗抓纲的自觉性、坚定性，这就要求我们更充分地讲清毛式社会主义客观存在着的优越性。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各类人物的攻击污蔑，内容越来越多元化、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手法越来越隐蔽化。他们不论以什么面目、什么方式出现，万变不离其宗，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攻击的重点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深知，要否定一个党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必须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同他们作斗争。”(红色文化网，2014-11-7)这就是说，讲清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身就是一场斗争。
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简称“九大优越性”)： 第一，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所领导事业的错误并认真纠正。 例如，毛主席不仅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中央工作上的失误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随后在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及其他方面的多种措施，认真加以纠正，使形势很快好转。对于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能够实事求是地既肯定七分成绩，又承认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并且也随之采取多项实际举措进行调整。如提出要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这些，都是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实承认的铁的事实。 而在“特别是”时期，明明盛传“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象不象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象不象，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明明邓小平公开讲胡耀邦、赵紫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即实质上犯了走资派错误;明明连赵紫阳自己都公开宣称“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即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不仅是走资派而且是西化派，这就是说铁的事实明明证明文革斗走资派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实事求是的声浪中，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冤假错案。相反，他们对自己所领导的改革，明明是邓小平自己说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也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真的走了邪路了”;明明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且出现了数十亿、数百亿的富翁;明明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明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所指出的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而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实质上承认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实事求是声浪中，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不承认改革有一絲一毫的错误，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欺骗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政治骗局。 第二，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才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成为主人。 那时由于坚持以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人民公社、集体企业等)这两种公有制为主体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即享受经济民主权利;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加上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都相当高。工农兵不仅是文艺首先服务的对象，而且在所有媒体上都成为宣传的主体和写作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由于在运动中实行“五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权利都不断得到扩大和提升。“五免待遇”即基本上做到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免费娱乐(例如电影院、体育馆等收费极低)就从最基本方面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主人公地位。 而在“特别是”时期，有人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从工业产值看，公有制经济占27.7%。非公有制经济占72.3%。中工网报道，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有147位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2.6亿农民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占3位。这就是说，几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剥夺精光。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一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家里装修房间的青年人，当被问及在北京有什么感觉之时，他说：“不来北京我不知道，我不如一条狗!”“小伙子，您怎么这样说呢?”“我来北京才看到，我不如狗吃得好!”五反分子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这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实质上被当作了维稳甚至专政的对象。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执政为民的声浪中，硬是在对人民群众实行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一定程度的全面专政。 第三，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改革才能得到健康、稳定地推进。 例如，冲破苏联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照搬苏联“一长制”进行的改革，创造了包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三结合)在内的鞍钢宪法，并通过贯彻落实，促进了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特别是”时期，则不但改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性反腐倡廉机制，也被基本否定了。因此，人民群众的反思越来越深刻，疑问越来越多。例如，乌有之乡网刊(2014-9-13)所登赵泽琪《一个90后所了解的改革开放》一文，发出了四问：“为何毛主席时期贪官污吏少得几乎看不到，现在贪官四处横行呢?为何毛主席时期不会出现买不起房子、住不起医院、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的状况，现在却出现了呢?为何当官的、有钱的都说邓小平好，老百姓都说毛主席好呢?纪念毛主席的周年日，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恐慌如临大敌呢?” 网络上发表的《悲惨世界——下岗女工最后的自白》一文，读了更让人悲愤欲绝。文中说：“一周前，我吃掉了最后一点能吃的东西。然后，穿戴好衣物，卧在床上，等候这一天的到来。一月前，当我用卖家具所得到的那最后的十元钱买了最后一小口袋米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我应该何去何从?在家里，只有等死。出去，丢掉人格和尊严，也许还有活的希望。向外看去，灰蒙蒙的天空，一片惨淡，一片阴冷，就如我的心情。当年，参加工作时以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永远不会抛弃我们工人的。谁知，一朝改革让我们‘下岗’。原以为下岗必有上岗，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党怎么能不管我们工人呢?!可是，现实把那一切可怜的幻想砸得粉碎! 我们工人被无情地抛弃了!被那些高唱‘改革开放好’的骗子们欺骗了!真是悔啊，悔不听毛主席的话，誓把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真是恨啊，恨那些为富不仁、恃强凌弱的资改派们的凶恶与残忍!他们诋毁毛主席，算人民的帐，疯狂地报复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工人阶级，使我们被迫下岗、失业、丢掉工作，尝尽了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怀念毛主席啊!您是我们工人阶级伟大的领袖和保护神!如果您老人家活着中国工人怎么会落得如此的下场?!想起了那首歌‘我们工人有力量……’， 那个时代多么的美好啊!可现在那一切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 永别了! 我要控诉那些已经死了的和依然活着的贪官资本家们的贪婪无耻与残酷!这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前唯一的愿望!”(2014-09-30)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改革的声浪中，硬是改掉了真正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成果，复辟了僵死、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甚至附庸资本主义制度。 第四，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实行人民法治。 人民民主专政，即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同时，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都是依据人民法制最根本的是1954年的宪法和1975年的宪法这两部“人民宪法”实行的。确保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宪法规定人民群众有“五大自由”;鞍钢宪法规定工人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等等，实质上就是人民法治或者叫社会主义民治。浙江枫桥创造的群防群治经验，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标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首先，劳动者不是在为某一个人劳动，而是在为国家、集体、大家。通过学习和教育以及各种鼓励措施，加上人总有不甘落后的特性，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有积极性的。其次，是企业的管理。很受毛主席推崇并推广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体现的就是平等和民主原则。最后，是利润分配。国家实行“按劳分配，略有差距”的原则，所有企事业的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定期升级，并通过逐步改善福利待遇(如住房、教育、医疗基本免费等)来分享社会劳动果实。这极大地避免了领导干部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再说，新疆等地分裂势力的活动一直没有断过，只有毛泽东时代大幅度减少了。当时十几个少数民族象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互相帮助，平等相处。在对待民族分裂的问题上，不分民族，各民族共同批判，进行斗争，因此分裂分子活动的市场越来越小，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而在“特别是”时期，却一面大讲以法治国，一面违反宪法关于公有制占主体的规定，以私有制取而代之。工人们对现在的法治看得很透。例如，一群深圳工人谈到：“我们是一群在深圳工作多年的基层工人，当中最年长的可追溯到八十年代。我们就象这个城市可随便更换的零件。这个城市让我们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任，以及对法律的信心，纵然它美丽繁华，却充满着不公平。东莞裕元的工友们因为社保的欠费问题提出抗议，其实我们在深圳也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们同情和支持他们的诉求，也希望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出争取。我们来自深圳不同的工厂，有些更是国内模范、享誉国际，代工的品牌也是世界知名，然而，我们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却有很多根本没有购买，这是违法的吗?根据国家法律，是的!”(红旗网，2014-5-3)巩献田指出：“社会治安，远的姑且不说，仅上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胡温上台开始的2003年，全国发生治安案件599万件，万人均47.6件;而到换届的2012年发生1388万件，万人均102.件，即增长了1.32倍。社会犯罪，我国的刑事犯罪，从1950年开始到2012年，发展趋势正好是一个“V”字形，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平均每年判处刑罚的在六、七十万人左右，最低犯罪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动乱年代’，即1967年、1968年、1969年，这三年被判处刑罚的每年不超过10万人，分别是54978人，71229人，87502人;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数字一直上升，2003年被判处刑罚的是73万人，到2012年是115万人，增长57.7%。最近五、六年来，每年被判处刑罚的都是上百万人。(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法律年鉴》和公布的相关部门的报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仅仅是犯罪被侦破的案件，实际的社会犯罪数量比这要大得多，尤其是党政干部犯罪即贪污腐败，众所周知，其破率案是非常低的，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过去讲，一般不会超过5%。同时，还要注意，目前社会犯罪，其恶性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不少案件是对中华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道德、习俗和伦理的严重挑战和践踏。民族问题上——在边疆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封建农场主势力、家族宗法势力、资产阶级势力等等，藏独及疆独势力的膨胀就是这几股邪恶势力的共同纠结作乱。“(乌有之乡，2014-11-11)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法治的声浪中，硬是使中国既成为制定法律最多的国家之一，又成为违法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五，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 先说多。从解放前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自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中国人寿命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2012年12月16日向阳红网友在中华论坛说：“毛泽东时代28年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理，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的总和。” 此外，军事、土地、资源、房地产及医疗、教育等设施的价值，没有计入GDP统计，因为当时都是免费或要保密的。现在的GDP，以房地产、资源及低附加值的产业为主。如果除去卖地、卖资源的钱，数据就要大打折扣了。 再说快。“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光明日报，2014-9-8) 再说好。那时的投资效率也比现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间，每投资100元利润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资100元利润仅2.7元。那时物价非常低，非常平稳，没有通货膨胀，人民根本没有生活压力。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没有假酒。当时新工人月工资37元，大学毕业生马上分配工作挣56元，就是说每月工资可买14瓶茅台酒。在科技方面，毛泽东最重视集中力量搞科技，以极短的时间使科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新四大发明”即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那时各种产品和工程质量都是世界一流。1957年10月15日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50多年只大修过一次，改开时代修建的武汉长江三桥，建成10多年就大修20多次。而且，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带有很大的虚饰性，如果去除各种拆迁、资源损失、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我国2009-2011年的实际增长是很难超过5%的“(作者博客，2012-11-11)。 还有省。那时勤俭持家、勤俭办事、勤俭建国，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能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群众中真正广泛开展起来的学雷锋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著名鹰派军人戴旭指出：“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生活百态2014-7-24)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声浪中，硬是实质上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不证明补课式改革没什么不好的吗?”一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但是，由于那时候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买日常用品，而且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新中国前30年既没有出现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财政自主，储存有供八亿人吃三年的战备粮，拥有七万亿人民币的国库存款和五百吨黄金，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其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不仅如前面所说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还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 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对解决产粮区旱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化肥是粮食增产的第二个要素。中美关系改善后，毛主席就要求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十三个大型化肥厂。它们于1977年后陆续投产，产量迅速达到1000万吨以上，化肥的供给问题基本解决。 其三，优良品种是粮食增产的第二个要素。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几年后全面推广，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 可见，这三个因素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时代从根本上解决的，后人只是坐享其成罢了。 还要看到，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引进外资约6万亿元，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过14万亿元的债务，实际负债不会低于27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约两万元的债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是借来的。再说，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 并且，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说：“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张全景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例如，1958年的‘五风’，并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党内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现错误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发现最快最早，坚决进行了纠正。”(《胜利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6页) 我们为什么特别注意揭露这些年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致癌式发展现象呢?这是在于经济发展成了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最大王牌，他们正是用它搞“一俊遮百丑”而逐步把中国演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现在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只忆前30年的苦，思后30多年的甜，不让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导致他们不懂得阶级剥削、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多少苦难，因而不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嘲笑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这对人民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太深、太让人痛彻心肝了。不把这“一俊”的画皮撕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受白骨精们欺骗。他们已经欺骗了30多年，现在这一套正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癌症”也到了要命的晚期，进入了真正的“崩溃边缘”，再不悬崖勒马，我国就会真的发生经济甚至社会崩溃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战略机遇期，讲明真相，以防止他们继续搞乱政局，渾水摸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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