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举旗抓纲，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某些人仍旧认为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不容忍说改革工作中有任何错误。这实质上是主张继续坚持高举补课、西化的旗帜，以邪改路线为纲，走改旗易帜的道路。 二是有些战友依然坚持只有“另起炉灶”进行“推墙拆庙”才是真正举旗抓纲的观点，实质上是认为只有坚持暴力革命才是正确的纲领和路线。 三是多数战友认为只有毫不动摇地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紧紧抓住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这个纲，才能搞好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斗争，复兴科学社会主义。 这里所说的举旗抓纲，指的是第三种看法。 不破不立。邪改路线即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不仅补资本主义的课，而且使中国沦为西方国家附庸的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已达30多年，至今还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不少人，不对它进行一次大批判、大消毒、大清算，是根本谈不上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紧紧抓住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这个纲的。所以，必须对这条路线继续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
这里，联系30多年来最基本的、最有欺骗性的、影响面最广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把邪改路线的危害性，归纳概括为以下九条(简称“九大罪状”)： 一是“猫论”。 几十年来，邪改派正是利用这一谬论，不断打开思想上的突破口，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逐步演变成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 从邪改路线的吹鼓手、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以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在《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2日)上公开宣传“‘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再加上他们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名，把“反修”设为思想禁区，再也不准人们提“修正主义”，以及后来在列举当前指导思想时公开不提毛泽东思想，便不难看出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马姓修”。从他们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大讲应当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行来看，所谓第四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中姓西”。这就是说，他们所要解放的主要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这三种本质相同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又各有特点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而为这种“四个不问”式思想解放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谬论之一，就是实用主义的“猫论”。 正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导致了“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即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等等把追求私欲作为人生价值、企业经营甚至社会发展目的、动力、标准的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泛滥成灾。红色中国网编辑柳实写道，这个“猫论”，不仅仅表现为一般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深刻地表现为发展道路上的不择手段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利己主义。由于后来者的发展，“猫论”已经由最初的选择有用的“猫”而不论颜色，变成根据需要而随意地变换“猫”的颜色，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连历史事实、社会道德、人类理想、宪法法律、民族利益、人民福祉，统统都可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篡改、破坏和损害。张宏良说：“30多年来国家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极端实用主义原则，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强迫人民和社会接受。对于商人来讲，只有造假才能降低成本，更多获利，避免被淘汰，这就迫使中国商人只能抓住‘造假’这只好猫。……特别是三大伦理产品——假种子假奶粉假药品的造假使毒，把中华民族变成了当今世界最没有天良的民族。”(本人博客，2014-3-9)难怪许多老百姓说，千假万假，最大的假是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 二是“部分人先富论”。 谁都知道，剥削制度就是一部分人先富的制度。正因为这样，他们便结合大造“大锅饭养懒汉”的舆论，以“先富带后富”为幌子，采取在税收上“三减两免”等等多种优惠手段，利用“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的口号，直至后来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来掩护“补课式改革”，从而使改革一方面逐步突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使私有制(包括外资)五分天下有其四;一方面逐步培植出新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即附庸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网友晨明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什么新思想。用他们的拥护者张木生的话来说，几千年来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和几千年前的反动统治者保持一致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只有复辟私有制才能实现。搞垮农村集体经济，搞垮公有制企业，恢复私有制，这就是近三十多年所谓改革的实质。 所以，魏巍等很多马列毛派战友把“少部分人先富”，看作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纲领性口号。多年来，用“部分人先富论”指导改革，并信奉“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实质上否定和取代了运用社会主义革命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经济领域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即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足以证明他主张的实质上是补课式改革。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包含所有问题的，例如，两条路线、两种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等等。单纯强调用补课式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公开用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否定和取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如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了众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可以说，基本上是从前30多年全国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巨大财富中掠夺和剥削来的。所谓“做蛋糕”，是劳动人民做的，所谓“分蛋糕”，劳动人民即使分到一点，也是只能维持生命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台湾学者李敖先生说得好：“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时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是从1949以来人民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屌样的富豪们。”(华岳论坛，2013-9-22)浙江省海宁市工商银行下岗职工代表鲁滨深刻指出：“人民对改革从最初的热烈拥护到反映平淡，再到人民对改革噤若寒蝉，这样的改革算成功吗?正像民坊间所流传的那样，‘房改让老百姓住不起房，医改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让孩子上不起学’。其实，对于改革，它给人民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企业改革让工人下了岗，变成了游民，工资改革让老百姓喝了汤，物价改革让老百姓瘪了口袋。可以说，三十年前时髦的‘改革’口号，已经成为盘剥和掠夺老百姓的遮羞布。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的改革，不但已经变成专制的代名词，也已成为权贵盘剥和掠夺的工具，它使强取豪夺合法化，让人民有苦无处诉，有泪无处流。”(红色中国网，2014-4-8 ) 再说，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造社会主义搞早了、搞槽了的舆论，否定毛式社会主义，不就是妄图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合法化吗?对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违反宪法、党章的行为，不少人之所以竟然跟着干，正是在于他们认为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把初级阶段当成了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这种观点为什么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绝对化，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认为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那末表面上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质上搞点补课也是有利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25页)之所以敢说现阶段是假搞社会主义真搞补课，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初级阶段论”提出不久，群众中就流行起一句话：“‘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且，美国这类囯家，则是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显然，坚持补资本主义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假共产党，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者，才是真共产党。 三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论”。 人所共知，邓小平对“姓社姓资”提出的区分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并且特别强调生产力标准。毛主席在谈到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时，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是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在内的全面的实践标准，例如既讲了建设，又讲了革命(当时把革命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强调了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列宁是把是否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的。“三个有利于”回避这一点，显然不利于区分真假社会主义。不错，“三个有利于”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在于这里正是讨论社会主义标准的，标准出了问题，前面加上的社会主义还能是真的吗? 毛主席所说的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等，实质上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配为补充。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特区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最大的是非弄颠倒了吗?这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从制度所起作用的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坚持既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由于在一定意义上说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和判断理论和实践的是非是一致的;政策、路线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党的领导可以包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范畴之中，所以毛主席实质上强调检验路线正确与否，最根本的是看坚持什么道路，即强调实质上要坚持道路标准。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相对来说会快一点，因为胜负能在不长时间内见分晓，而和平时期则要困难得多。因此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绩，最根本的是要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这一重要论断，把“道路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政治标准。根据什么这么说呢?一是用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来衡量改革的对错、得失，实质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能不能得到保证作为标准来检验。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得到保证，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的这种本质规定性本身就决定只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才属于改革。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行以西方国家多党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则属于“改道”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丧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丢掉主导权;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差。三是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步滑到西方国家附庸的地步，使劳动人民受到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持续侵犯。四是培植出的买办资产阶级，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势必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五是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支配，再加上极力与西方接轨，并严重依赖外资外贸，中国自然会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也发生经济危机。这就会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可见，“道路实践”，是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选择的对与错，标志着路线的对与错。也就是说，不管主观上如何认识，道路实践实质上都是检验改革性质、成败的政治标准。 还应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一场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必然是一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首先指出它就是不断革命，而决不片面地只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确实包括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前提和关键是什么?是政权在谁的手里，是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接着便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什么?是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旧风俗习惯、旧思想文化。唯其如此，马克思谈社会主义突出强调消灭“四个一切”，而决不片面、单纯的只讲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鞍钢宪法》中，他提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经他审改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共产党员要成为“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 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本质特征，其一，是以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的，决不能改变这种制度;其二，是以肯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制度为前提的，否则改革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指导思想。其三，这里是把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正因为这样，文革的任务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这就要求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其四，区分规章制度合理不合理的标准，或者说确定改革对象的标准，是适应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是隔着生产关系直接讲适应生产力。这样，就明确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手段的性质、目的、任务、标准。所以，它是一种科学改革观，以它为指导的改革才是科学改革。 四是“经济建设为纲论”。 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们用生产和需要这个一般性矛盾，否定并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客观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决定这时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则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毛主席强调：“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传，1063页)这是在于，阶级斗争的胜败，直接决定着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及财富的分配;直接决定着人民江山变不变颜色。这是个铁的事实，是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人民(当然不同的阶级对人民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同需要的矛盾，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一般性矛盾，因此不管二者谁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把它作为主要矛盾，自然不能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仅单纯、始终地强调主要是防止“左”，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如前面说过的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更为荒谬，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并且，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屹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目标和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社会主义为纲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正因为这样，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为纲的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目即放在不仅服务而且服从的地位，必然导致以GDP为纲、金钱挂帅，导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这是通过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庸俗化、教条化，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得以推行，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补课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改革，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数量相当多的人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对政治采取冷淡态度;邪改派则把这一点当作了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马列毛派的最有力武器。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的最大悲剧之一。所以，不解决两条基本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毛主席路线，就谈不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甚至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基本原则更是这样，决不可违背。例如，背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背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然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保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经济工作的整体。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政治统帅业务，指的是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并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运动。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质上也是指出社会主义是纲，是政治，是定性的东西，经济工作是目，是被统帅的社会主义定性下的经济建设。彭真同志讲得更尖锐，直接说“四个坚持”是总纲，抓住了这个总纲，其它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样摆正三者的位置，才能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公开讲：“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一般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见多家网站)项观奇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没有抓好四项基本原则;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抓好四项基本原则。抓好了四项基本原则，目就张开了，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纲的统领下得到正确的解决。”(红色中国网，2012-3-29)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能搞多年的另一条重要原因，是他们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论点，骗了不少人。但是，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早已成为铁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等同志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这些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就是说，他们除了直接剥削本企业的工人，还通过其他隐蔽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例如，相当普遍的偷税漏税;通过贿赂干部，“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千方百计贱买国有资产等等，无疑也吸了不少劳动人民的血。既然如此，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12-6)硬是否认资产阶级存在，只能成为“世界笑话”。 由此可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私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甚至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永远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违背客观事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从那时起便永远也不会再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得逞的任何可能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坚持阶级斗争、坚持革命。 五是“法大于权论”。 首先要肯定的是，对一些官员滥用职权甚至为了个人、本地、本单位的利益，而干涉正常司法行为的以权压法行为，当然要坚决反对。但是，邪改派特别是恶法党极力宣扬这一论点，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妄图通过宣传“法比权大”、防止“以权压法”，来逐步削弱直至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通过宣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政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来逐步抬高其他党派领导人的地位，使之和共产党领导人最终处于“依法平等竞选”的地位;妄图通过宣传“司法独立”、强调“专制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衡才有利于防止腐败”，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以“三权分立”、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公民社会、宪政国家。王伟光这个时候公开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大讲人民民主专政，从而强调法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手段之一，处于服从和服务的地位，自然是对他们的沉重打击，引起他们“要处以绞刑”之类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扑。 当前要真正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正确回答邪改派特别是恶法党提出的“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处理好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以防止他们打着“宪法至上”的幌子，搞“三权分离”、多党制之类西方式宪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正是这样以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受法律约束为旗号，大放獗词的。他说：“现在《决定》当中珍重生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人与人之间法律不再划分阶级。……其实专政变为通用词语，就是武器。作为过时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人们真正获得主人翁地位的国家，国家机器越来越重要的职能就是调节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可以调和得到解决就不需要国家，……我们建国以后搞的很多阶级斗争，说句实话，是无谓的，有什么意义，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后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那不是以后也都是一风吹了吗?真正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除了公民大众以外又出现了多种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这是人民范围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都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地位，都受法律保护。”(凤凰网，2014-11-12)这就是说，由于不再划分阶级，所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自然不应存在了;由于不需要国家机器了，并且阶级斗争是无谓的，专政的职能自然也应当取消;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都受法律保护，那末法制的主要矛头自然主要是对着“极左派”了。可见，这是彻底否定和背叛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实际上，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属于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协制等等则属于政体，而政体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所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是领导一切即领导立法机关全国人大、行政机关国务院、执法机关公检法的。 从权力范围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人民拥有一切权力，当然包括行政权、法治权、德治权等等一切进行统治和管理的一切权力。马克思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法治，自然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和手段之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从职能作用角度来看，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列宁说过，政权在谁的手里，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我赞成巩献田的说法：“社会治理的规范和规则，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政治是关键，而执政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从本质特征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治国之道，是依民治国。“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指走资派)不听”。毛主席这些论述和对群防群治经验的肯定，都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民治国这一最基本特征。毛主席在鞍钢宪法里还强调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更不用说由于他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五大自由”的大民主方式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他的依民治国思想。可见这里所说的“依民治国”，特指的是依靠人民民主监督和管理、依靠似群防治为重要方式的人民对敌对势力的专政，来治理、“统治”(马恩和毛主席都有这个提法)。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抗、揭露、驳倒邪改派特别是恶法党，利用“依法治国”的口号，搞乱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削弱、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地位和作用。胡德平最近关于四中全会精神的言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人民治国之权自然高于包括德治、法治等等工具和手段的具体权力，因此我们对领导干部利用个人权力干涉正常司法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法治凌驾于社会主义民治之上。离开社会主义民治这个基本治国之道单纯强调法治，无疑是本末倒置。 从实践检验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铁的事实证明，法制和其他制度都会随着不同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制度决不是万能的。例如，毛主席领导时，1975年的宪法极其突出地强调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五大自由”进行斗争的民主权力，特色派掌权后，领导人一句话就随之取消了。从表面和一定角度来看，他们讲的这种取消是为了避免发生混乱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从整体和根本上看，使人民群众失去运用大民主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力，则给人民群众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造成了极其險恶的环境，危害性太大了。而且，法律制度甚至会随着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有的人在不掌权时支持运用了“五大自由”的运动，掌握领导权后搞的便是另一套了。邪改派为什么特别怕人民民主专政呢?简要说来，一是在于怕讲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使他们处于同人民相立面的剥削者、反动派的地位;二是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他们不能继续作威作福;三是怕在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的大民主中挨斗;四是怕将来被全面清算。 由此可见，从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关系的角度去讲道理和解决问题，才更有利于从根本地讲清政体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法治作为工具和手段之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即讲清法治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阶级性。张全景、王伟光、刘润为等站出来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正在于立足这一点。这也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万万不可丢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是加强法治的目的和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权大于法治的。明确这一点在当前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务必要充分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邪改派把依法治国，引向治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而掩盖、保护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胡德平最近所说的把政治问题作为法律问题处理“很恐怖”，就反映了这种动向。既然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那末把反对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化定性为“左”，并且强调“主要是防止‘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站在“补资本主义课”即右的立场上的，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把真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看作比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更危险的对立面的。正如逄先知所说：“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却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对一些严重错误的言论，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受到压制和攻击。谁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勿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人民民主专政都被人当成是‘左’的东西。谁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批评，谁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围攻。”(红色文化网，2014-11-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却对占总人口1%的“资本精英”极力奉迎，例如对于把毛主席咒骂为“人渣”的茅于轼，对于把天安门广场纪念的人民英雄诬陷为杀人犯的袁腾飞等极右派却很“包容”，甚至包装成“大红人”到处演讲，就证明了这一点。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不仅制造了全面、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我党历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冤假错案，而且犯下了包庇坏人最多、时间最长的滔天罪行。这种罪行，是任何人都掩盖、保护不了的，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六是“市场经济决定论”。 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有句名言：“市场是一只发了疯的、野蛮的畜生，市场规律造成了人类最自私、最无情的制度”。实践反复证明，这个论断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一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曾说：“市场经济是架绞肉机，你们掉到了绞肉机里还自以为控制了绞肉机。”(见多家网站)市场经济之所以能象绞肉机一样会把社会绞得稀巴烂，在于它会使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思想道德甚至政治领域，在于它实质上是推行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然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所以老百姓说：“教育，就是把娃围起来，一期一期地收钱;医疗，就是把命围起来，一天一天的收钱;交通，就是把路围起来，一段一段地收钱;旅游，就是把景围起来，一块一块地收钱;房产，就是把地围起来，一米一米地收钱。” 可见，让市场进一步起决定作用，说穿了就是让资本起决定作用，让资本家进一步说了算。由于市场经济自然地会要求与私有制相结合，所以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之后，由高层决定的出席今年四月博鳌论坛的张维迎公开在会上大讲：“实行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彻底私有化”。古今中外，人人皆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它和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实用主义等等的配合，正是两极分化、腐败严重、治安恶化等问题30多年从总趋势上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正如两江居士所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品尝到了哪些‘红利’呢?不仅几千万工人下岗了，几亿农民失地了，众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了，几千万妇女成为性工作者了，牛奶中有了三聚氰胺，饮用水中有了68种抗生素，13亿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了不让官员吃、也不让外国人吃的转基因食品，老百姓成了患上精神病的‘刁民’。在这些‘红利’的滋润下，四项基本原则被抛弃了，市场经济涂上社会主义颜色了，毛泽东思想被特色理论取代了，国民的道德水准坠落了，社会风气变坏了，资产阶级壮大了，国有企业瓦解了，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家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了，贪官污吏好比烧不尽的野草了，一批由美国培育、资助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蛭、精蝇成为某些执政者依靠的中坚力量了，‘藏独’、‘疆独’与各类黑社会等恐怖、邪恶势力形成气候了;让中国人更‘尊严’的是，美国敢轰炸我驻南使馆了，敢撞我飞机了，敢在我领海、领空示霸了，敢对中国说三道四了，敢时不时对我发出威胁信号了，就连越南、菲律宾等弹丸小国也敢对中国狠下杀手了……。”(大地微微，2014-5-20)连曾身居高位的孔丹都说：“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这是真的，不是耸人听闻!”(参阅文稿，2014-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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