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政 治 查看内容

“新三大法宝”——社团文斗、内外结合、举旗抓纲

2014-11-21 03:3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006| 评论: 6|原作者: 张勤德|来自: 红歌会网

摘要: 近30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逐步总结和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方法。这里把现阶段的“新三大法宝”概括为社团文斗、内外结合、举旗抓纲,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应不应当把这三者作为“新三大法宝”?

 

 

张勤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领导。近30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逐步总结和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方法。这里把现阶段的“新三大法宝”概括为社团文斗、内外结合、举旗抓纲,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供大家讨论时参考。并且,重申本人在《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一文中的意见,对我的拙作,“赞同之处,当然有权力讲出来,但要以提出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为主。这些评论意见,都可以作为文章在网上发表出来。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共同把问题搞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共识,团结起来夺取新的胜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请相助!”

 

  对于社团文斗,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要改变现状,只有“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才能办得到。

  二是认为,由于中国已出现了新的红太阳,我们也应当搞类似于普京的“纳什”那样的群众组织。

  三是认为我们要挽救革命挽救党,特别是在今后几年最多十年发生总危机带来的“生死抉择期”能不能实现凤凰湼槃,浴火重生,最根本的是必须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为纲领,这是对社团文斗的定向;必须重视利用合法、半合法和“打擦边球”的办法,发动人民群众进行主体性斗争,这是对社团文斗的定位。

  我属于赞同第三种看法者。这是在于:

  ——对某某某是不是新的红太阳,现在下最后结论还稍微偏早了一点。因为有些问题,还不能说完全看准了。

  例如,为了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是肯定孔孟之道的和为贵,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早已被革命人民批判过的、认为自己不愿意被剥削、剥夺,就不应当去剥夺剥削者,即不应当起来反抗剥削、压迫这种否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是否突破了底线,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完全摸透。

  再如,中宣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说:“最近听说,一个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表述:‘当前的反腐斗争使党在左中右各派中的威信普遍得到提高’。这真是不可多得的奇谈怪论。明明是别人无时无刻不在推倒你的领导,抄你的老底,砸你的锅,置你死地而后快,现在忽然对你在反腐斗争中的做法拍手称快了?你竟然在他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了?这是明白无误地颠倒事实、混淆是非,连一点逻辑都不顾了。我们知道的客观事实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想方设法要把整个共产党都搞臭搞垮,只要是党的干部,天下乌鸦一般黑,应该统统打倒。那些右派们怎么可能从骨子里对你喝彩叫好呢?如果有人真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这种想法在我们队伍中一些人脑子里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红色文化网,2014-11-9 )这种思维定势和追求最大公约数有没有关联,也没彻底搞清楚。

  再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我们党的领导就应该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者去和坚持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者在1949年以前的论战中是能够站出来的,并且能够取胜。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不敢公开出来论战?既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的言论从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公开站出来斗争? ”(红色文化网,2014-11-14)

  再如,一些离退休的高级干部认为,领导人不少讲话是正确的,但是能够真正落实的离人们的期望还有相当距离。有的同志说,邓小平当年还敢把王若望等人开除出党,现在敢不敢把贺卫方这样的人清除出党?将这样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却说共产党是非法的人还留在党内,对党的形象损害实在太大了。老百姓是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的,既打雷又下雨,他们才会相信这是“真格的”。

  还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所指出的“政左经右”现象,也值得反思一下。大量亊实已经告诫我们,在当前情况下再提升市场经济的作用和搞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可能是在制造极其危险的更大危机来挽救当前的危机,这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可是,从根本上说经济不仅没左转,甚至没有维持现状,反而釆取了有一点象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处置。这一点,给出的一些解释还难以让人完全彻底地口服心服。

  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人还想再看一看,今年年底和明年,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到底还会推出什么样的混改方案,以及自贸区、“沪港通”等等的情况如何再说。

  上述看法,能不能说没有任何一点道理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政治家的标准。如何处理上述问题,无疑是对领导人的严峻检验。正如张宏良教授所说:“多年来炎黄春秋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的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人民英雄,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社会主义,乃至妖魔化中华民族,无论编造多少历史谣言和多大的历史谎言,都会泰然处之、安然无恙,就在于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这个顾问团由几十名省部级以上的退休干部组成,其中包括退休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副总理。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住着共产党的高干病房却大骂共产党,享受着一天超过老百姓一年的医疗费却大骂计划经济,住着几套甚至十几套豪华住宅却大骂共产党腐败,因为儿女亲属都已经移民海外所以天天叫喊着不怕与共产党玩老命。……他们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质疑者,或者扣上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大帽子进行政治打压,或者利用法律党的“西门庆立法”进行司法迫害,完全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巨无霸,无论任何人只要敢对西方文化说一个不字,立刻就会成为他们爪下的牺牲品。“,(本人博客,2014-6-13)还说“敢不敢查封《炎黄春秋》是对某某某的一个考验”。进行考验,实际上就是看表现、看结果。正因为这样,长期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位很有水平、很有威望的重要人物指出的对某某某“要看两三年”。

  ——像普京那样组建“纳什”队伍即“拥护普京的一切政策,反对一切挑战普京的人”式的群众团队,那是有可能导致造成对其它群众团体及其斗争形式的不利影响,甚至造成分裂的。这是因为,纳什强调“拥护普京的一切政策”,这当然包括打压俄罗斯真正马列主义的政党;强调“反对一切挑战普京的人”,当然包括反对普京庇护叶利钦等等这类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叛徒和罪犯的人。显然,这就会给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苏联剧变带来一些问题,也会给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前面临的新情况带来一些问题。例如,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活动,在受阻甚至受到打压时应不应当继续坚持进行?对党的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还应不应当发表?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确实有可能增加对当局的依附性而相应地削弱人民群众斗争的主体性,甚至使队伍陷入内斗、发生萎缩。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张宏良教授说:“在央视网、人民网、腾讯网、凤凰网、搜狐网等各大门户网站的春晚节目调查中,英雄组歌以远远超越第二名的悬殊票数,被人民群众选为今年春晚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目前中国媒体之所以还没有形成颠覆性作用,并非是执政党管理有方,而是人民大众利用网络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现代手段,对反共反华反人民反革命的汉奸舆论加以自觉抵制的结果。……此时的中国与2013年初南周事件差不多,如果任凭发展下去,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演变成为政治颠覆浪潮。就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网络红军出动了,成千上万的网民群众,数不胜数的热血青年,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各大网站,终于打退了反革命汉奸舆论的颠覆浪潮,取得了网络舆论的伟大胜利。”(本人博客,2014-2-15)我们是多么需要继续鼓励、支持、发动各种各样的群众斗争啊!

  ——建党90多年、建国6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成为我们的党魂、国魂、民族魂,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只有毛式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挽救革命挽救党挽救中国。确实,现在某某某总体而言是近30多年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左转倾向最明显、幅度最大的一位,该支持的就应当坚决支持。对于乌有之乡和许多战友为什么在当前继续坚持“一看二帮三促进”的方针,我在乌有之乡召开的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上是这样回答的:“这在于它仍然有三点作用:一是见到做得对的就帮,见到不足的就促,采取的是一种实在、具体、鲜活的行动,它既能避免陷入消极观望的局面,又能避免由于过早下结论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既可进又可退,既积极又稳妥,有利于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二是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九月爱国运动’和湖南‘新五四运动’,都是发挥这种主体性作用的表现。而且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说出某某某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做好他想干而不便干的事,并避免产生纳什的局限性。三是有利于党内外健康力量的大联合、大团结。”现在,确实到了“在一看、二帮、三促进”方针上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的时候了。有位战友提出要再多一些理解、帮助、期望,不过要防止把期望变成不切实际的幻想,我非常赞成。

  ——这些年战友们根据宪法关于集会、结社、游行、出版和言论自由等规定,组建全国马列毛学习联谊会、北京马列毛学习联谊会、延安儿女联谊会、爱国企业家联谊会、红歌队等;创办红色网站、中国毛泽东研究院、东博书院、中华文化与民族未来论坛、中华文明与国际战略论坛,以及新成立的北京市第一马列毛学习小组等等,特别是湖南、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广东、重庆、上海、河北、江西、甘肃、陕西、辽宁、吉林等地的马列毛和革命群众,利用公园、街头、会议室、剧场、歺厅等,学习马列毛著作、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大唱红歌、互通信息、宣传群众,进行多种形式的文斗,特别是乌有之乡2011年6月发动的五万多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签名公诉汉奸茅于轼的斗争,和前面提到的“9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全国各地数百万人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民间活动、今年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38周年的大规模活动,其中包括南阳市革命群众把纪念毛主席和反对瓜分国企、维护下岗职工正当权利相结合的正义斗争,都显示了这种社团文斗的力量和作用。在近几年将发生大危机从而给我们带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机遇之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斗争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决不可低估。

  ——我们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排除其他斗争方式。斗争方式必须服从斗争需要,需要什么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这样,当然更需要重视兵民这个胜利之本了。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黄纪苏所说:“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规。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乌有之乡,2014-4-16)

 

  对于内外结合,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应当把拥护某某某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至少作为工作重点。

  二是认为党内高层没有健康力量,因此不应当突出强调内外结合。

  三是认为按照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抓好党内外健康力量的联合,是我们夺取胜利的重要条件,必须充分重视。

  我虽然赞成第三种看法,但是在和持第二种看法的战友讨论问题时,特别是在长期接触中,深深感觉到他们立场特别坚定,斗争性特别强。在处境确实更險恶、更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能坚持到今天,并且还要继续奋斗下去,这是令人从内心敬佩的。同时我坚信,他们只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多数是很能够转变的,从而在今后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们所说的内外结合,就是党内、体制內的健康力量(包括反对帝国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爱国者),结成爱国统一战线,如有可能则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左翼统一战线。

  首先,应当如实承认党内甚至高层确实存在健康力量和左转力量。例如,重庆模式的主要创立者不仅抓唱红打黑、三进三同、共同富裕、逐步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在公开回答一位媒体负责人时表态:“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再如,文汇报今年6月30日刊载文章,部分披露了习总书记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特别是最近在新古田会议提出了革命亊业的接续问题。国防大学等单位推出了《较量无声》;近日王伟光公开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在中央四中全会即将召开这种敏感时期,大讲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等等,都说明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对国内外的爱国者尤其是党内健康力量,一定要更大胆地进行联合。不承认党内高层有健康力量,不承认多数党员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甚至埋怨群众觉醒得不够快、不够多,没能积极主动地进行武装斗争,表面来看是“左”的倾向,实质上则是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历经反复考验的全国革命人民缺乏应有信任的右的倾向。就是说,是一种形左实右思潮,不纠正对我们的亊业是不利的。

  其次,必须指出有些战友在网上公开提出“另起炉灶,推墙拆庙”,在当前情况下属于盲动冒险主义倾向,确有危害。在反复经受血的教训之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邪改派的疯狂性,务必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再次,对利用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动员群众进行斗争重视不够,就使他们在公开场合接触大量群众的机会相对减少;公开活动的可操作性相对减弱;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大规模斗争的机会相对减小。例如,他们对“九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的参与度不算太高,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不仅一些老同志认为很可能儿子、孙子才能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复兴,一些年轻人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等二十年危机总爆发后再说”;现阶段“需要做的就是澄清认识、培养骨干、锻炼群众、积蓄力量,进而等待时机”。这些战友看到斗争可能具有长期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对近期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准备,就会影响推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擦边球”的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主动地为夺取胜利创造条件。

  一些战友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当下中国,希望打倒中国共产党的人大约占总人口的7%,这些人主要是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等反动派; 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和马列毛派联合起来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只要我们坚持正确路线,实现这种大联合,就一定能够与人民群众一道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必须重申,我们一直讲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的都是救真共产党,救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至于主张“左右合流”者的先争得资本主义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苏联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在修正主义的党垮台以后,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都视为“非法”,以及我国近代实行多党制时陷入了更混乱局面等等铁的事实,都证明这条路很危险。龙翔五洲网友指出:“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才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我们不要将目的和方法混淆起来,而把方法视为我们追求的目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最善于搞这种混淆手法,来用方法的追求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用资本垄断的选票民主维护资产阶级的专政。在推销民主上他们不遗余力,其结果是在全世界产生的‘民主’恶果累累。不符合他们专政的民主是要被否定和颠覆的,哪怕是采用军事手段也在所不惜,这种事例举不胜举。”(红色中国,2014-5-17)

  应当说,也只有在挽救革命挽救党这一步完全走不通时才能走下一步。这多多少少有一点象西安事变时的情况。从国内主要矛盾来看,当然继续扣蒋甚至杀蒋都顺理成章,但是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最主要的矛盾来看,则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利于稳定政局,防止内乱,救亡图存。正是由于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关系,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不仅使自己的力量由于在统一战线内积极抗战而发展壮大,而且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垮蒋匪军,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现在进行半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义条件下的新式革命斗争,也应当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关系。

  这些战友之所以产生上述看法,重要原因之一,是认为在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实际上,毛主席早就指出,只要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处于帝国主义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仍然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第一章第三节)中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进入近代社会后便强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別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就提出双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这就又提出了双主要矛盾的观点。由于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已基本上演变成半附庸主义、半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这主要是在于它象欧洲一些国家那样搞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社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肯定,中国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从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般说来或者从总体上说来,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正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在国内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主要威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主战场包括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两条路线斗争上的时候,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会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恰如毛主席所说,这不是唯心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唯其如此,必须把反帝和反修紧密结合起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化卖国集团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造成今天这样一种使中国成为美国附庸的既可悲又可怜的局面,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最大恶果,或者说修正主义是制造投降卖国罪恶的罪魁祸首;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西化派,本身就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集团,揭露和反对他们屈服于甚至勾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好突破口,又是对修正主义的最沉重打击。这样使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既有利于反修,又有利于反帝。洛明(红色中国网说可能是孔庆东)说:“我们认为当前的最右势力既是最彻底的卖国势力,又是当前公开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这就导致反复辟跟反卖国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卖国势力就是目前的急于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打击最彻底的卖国势力,也就是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所以我们坚决盯着极右的卖国势力打击,也就是在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因此在现阶段,反卖国也就是反复辟。”(红色中国网,2014-5-15)

  与此同时,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斗争的重点目标。即使在毛主席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也指出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文革的重点是斗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在西化派炮制出宪章并提出要在十八大之前进行“三年决战”这一特定时间内,把反击这个叛党卖国集团作为斗争重点,是必要的。

  有些战友仍然认为,由于毛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满清政府的腐败,确实是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因。日本侵占我国大片领土也确实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恶果。但主要矛盾看的是这个矛盾在社会现实中所有矛盾中的地位。大敌当前,这时不把反帝而把国内的其他事情作为首要任务,那是根本谈不上民族独立甚至会亡国灭种、丧失一切的。这一点,我们务必要看到。

  同时,对于一些战友认为应当把拥护某某某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至少作为工作重点,我们也应当客观分析,正确对待。

  首先,要承认坚决帮助、支持某某某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在于:某某某确实既是近30多年来讲的最好、政治上左转幅度最大的,又是在纠风、反腐、外交特别是治军方面,取得重大实效的,对此给予充分的支持,包括提出有操作性的建议,帮他排除障碍和阻力,确实有利于使其能够和愿意进一步向左转。并且,用遵义会议的方式实现大转折,确实是代价最小的的一种理想方式;假如出现动荡局面,确实会带来很大风险,造成不少损失。以上举措和情势,确实得到了相当多干部和群众的认可。因此,该支持的不支持,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坚决、及时地纠正。

  其次,体制内的特别是在职的一些战友,不仅冒着风险,而且受到马列毛派内部一些战友的误解,仍能继续拥护某某某和坚持其他方面的斗争,实属难能可贵。更别说一些军方将校,如宋方敏、姚有志、彭光谦、杨春长、秦天、戴旭、王立华、陈宇、李凯城等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那是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属于重大失误,理应受到批评。

  但是另一部分战友,主要是基层干部群众、退休干部,特别是相当多的长期坚持战斗在最前线的红色网友,认为现在确实到了“在一看、二帮、三促进”方针上再前进一步的时候了。有位战友提出要多一些理解、帮助、期望,不过要防止把期望变成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很赞成。这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支持,但现在就做出最终定论,毕竟论还早了那末一点。其理由主要是:

  第一,他们有一点忧虑,就是担忧拥护某某某是最大的政治这个提法容易被理解为要用这个最大的政治来挂帅,去统领一切;容易被理解成这是最大的中心工作,其它工作都要围绕这项工作来做,从而影响我们充分认识“抓纲正本,复兴科社”,即抓住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纲,正确认识并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复兴毛式社会主义这个现阶段最大政治的重要性。

  第二,他们想避免给某某某帮倒忙。洛明指出:“在整体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右派势力依然强于左派力量,所以中国还是在整体向右,但是中国左派力量也在快速发展壮大,所以中国向右的步伐也没有完全按照普世价值宪政派所希望的进度进行。在左右力量对比发生根本逆转之前,中国的方向在整体上也不会逆转。”(红色中国网,2014-5-15)这是在于经过30多年的培植,资产阶级已有相当大的实力,其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最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走狗,掌握着相当大的实权;修正主义理论至今还毒害着不少人,其中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相信补一段资本主义的课,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那一套才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强大;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在多个领域还占有优势,正重点演变和围剿中国,从而使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疯狂。因此,双方的较量最根本的是靠实力,是在于大多数人站在那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抓好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斗争,显然是对某某某最有力的支持,而过早过分地宣扬出了新的红太阳等等,则很可能是给他添乱、添风险。王立华大校在乌有之乡五一座谈会上说得对:“只是指望某些领导站出来说话就能解决问题,那也是一种幻想,只有靠实打实的斗争,才能赢得自己的权益。”(乌有之乡,2014-5-22)

  第三,他们认为即使某某某真是新的红太阳,我们也必须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条。正如青年学者徐亮所说:“郭松民和我一直的意见都是,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某个政治人物,而是应该寄希望于路线与底层强大的人民意志。我们切不可精神脱离物质,指望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情况下就依靠大跃进思维、少数人密谋、偶然性断定(所谓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来实行签名、写文章等方式来影响最高决策,试图通过这样软弱无力的形式来达到路线转换的目标。”(红色中国网,2012-6-18)毛主席认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毛泽东传》,第935页) 这就决定我们依靠群众路线救共产党要注意抓好两个方面,即党内健康力量能够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人民群众能够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主体性。在这个问题上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行。这样,我们才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从这里不难看出,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极其广泛、深刻的生死决战中,不把人民群众作为决定的因素,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既不利于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又不利于领导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发挥应有作用,就是说对上层和下层的结合、体制内外的配合,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的。

  第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只有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全面彻底地揭露党的黑暗面,才能逐步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既非常伟大又特别艰难,甚至每前进一步都既很辉煌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因就在这里。唯其如此,毛主席当年搞反和平演变大演习,才不使用下令撤职查办的方式而采取了大民主的办法。晨明指出:“中国仍处于全面复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十字路口。我们既不能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左派当前要集中力量研究和探索以宪法和党章作武器,揭露和打击走资派,尽可能团结多数人民组成社会主义复兴大军的具体路径。”晨明不愧为经历风雨的老革命家,他讲的这一点极其重要。

  由此看来,主要任务是使自己的意见、建议变成领导决策和方针政策的智囊团队,和以群众主体性运动为基本活动方式的群众社团,在定位特别是具体工作的方针及操作方法上,是有所不同的。当前要搞好两者的团结和配合,重要问题之一是要看到上述客观情况,从而更多地理解对方,并且不要求对方完全按己方的工作方式方法办。在此基础上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在不同的战场上协同作战,事情就好办一些了。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4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4 人)

相关阅读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向阳花 2014-11-21 22:31
卵大娘的果腳布,又臭又长的满清辫子。刁得-本身就不是一只好鸟。脏得情拿一个猪尿包使劲地吹。不惧尿包破裂淋得-身臊臭。真是一位堪比宋江还无耻的跳梁小丑似的梁山''好汉''。
引用 子_云 2014-11-21 02:02
如果要借用“三大法宝”的形式,应该是:

1、阶级分析:认清中国社会性质、认清主要敌人(官僚/买办)、搞统一战线
2、社会实践:在人民大众的反抗运动中、学习掌握马列毛、掌握思想武器
3、全民普选:高举起凝聚95%的旗帜、直指特色中央的死穴
引用 子_云 2014-11-21 01:57
裹脚布还是坚持乌有的老观点:

1、放弃阶级分析、不承认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
2、放弃实践、放弃参与人民大众的反抗运动、搞自娱自乐的“社团文斗”;
3、放弃实践的实质,是放弃学习/掌握马列毛的唯一道路、是放弃思想武器;
4、无视香港青年人的反抗、继续不谈“全民普选”;
5、继续肯定东博妓院等特色第五纵队小组、掩护监视破坏左翼发展的特务分子
引用 yiou 2014-11-20 19:00
哪来新红太阳!?新中国国父毛泽东都不承认,毛泽东思想都欲清除之;这样肮脏腐败的领导集团能出一个什么来?
引用 远航一号 2014-11-20 12:59
远航一号修改标题等
引用 解鹿刀 2014-11-20 11:53
责编:解鹿刀

查看全部评论(6)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9 18:08 , Processed in 0.014982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