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的高贵、世袭的荣光、裙带的政治——有悖于中国革命精神，突破了现代文明的道德底线！世袭的权贵奢望公权力荫及万世子孙，构建了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政治威权，构建了将全民财产强制官僚私有的掠夺机制，导致阶级的裂解、族群的裂解、社会的裂解——在未来国家裂解中，其命运会如何？

                                                                                                                                           ——题记

引 言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所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1  攫取社会主义财产权的自我颠覆

20世纪初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大众所得到的是“财产权”与“人的解放”等两大政治承诺。

“财产”与“所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对某物的占有，且仅凭借这些占有以取得经济利益。有两个基本点：占有和谋取经济利益的社会行为。占有：置某物于自己意志专有的领域之中，也就是置某物于自己唯一支配之下。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牛津法律大词典》解释：“产权亦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

关于中国革命与财产权之间的历史因果，可从1966年7月北京私传毛泽东未发表诗词旧作中得到历史的真实——《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七律·忆重庆谈判》：“有田有地皆王土，无法无天是为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七律·读报有感》：“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日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此千般罪，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打全球侵略者，仅余此处一孤家。”诗作再现中国革命历史意蕴：① 人民主权高于一切，公意永远正确；② 争夺财产权——中国革命的核心历史动因；③ 解放工农——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这是毛泽东源自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思维突破，他娴熟地运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浓缩完成了有关财产权与革命的基本表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共兑现了庄严历史承诺，建立了5000年来唯一具有现代性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政权——至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40%到50%的耕地所有权发生了转移。费正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评价1949年的土改：“土地改革决定性地提高了农民阶层中最贫穷成员的经济地位，但离人人平等的最终目的还很远。占农业人口20%的最贫穷的农民，收入额在30年代至1952年间几乎翻了一番。由于同一时期的人均农业收入没有变化，所以整个农村地区雇农的绝对收入也就增长了一倍。”中共在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承诺的情况下，开始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工业化因此拉开历史的帷幕——由是，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是保卫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获得独立主权的人民国家，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对劳动阶级而言：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自己的财产、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自己最根本的人权——所谓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就是创造一个人民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生存空间，就是保卫100多年来的中国东北向与西南向不至于再次沦落为列强瓜分与殖民化中国的全球战略之鹰爪。

关于工业化的财产积累数量及其建设成就问题，叶剑英曾经指出：至1978 年，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粮食产量1978年比1949年增长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已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算起，到1978年，中国工业发展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2%。初步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本文强调：这些建设成就是长期通过压缩全国人民的基本消费而获得的，其所创造的巨大   财产数量应当归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国大地掀起“真理大讨论”。“真理大讨论”在严格意义上是中共在1970年代重大战略转型的标志性事件，由理论界开始，最终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导致了中国社会长达三十年的私有化进程。从那个时间算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的神圣招牌，是真理在人间的“光辉代表”。一句话成为真理的化身，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经此战略转型，中共放弃了一贯秉持的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承诺，代之以“改善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承诺，全面废黜生产资料公有制，完成了私有化的社会改造——然而，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30年来，以极端少数人否定早期工业化开始，陆续在微观经济领域进行伪命题之批判：“社会主义养懒人”、“文革经济崩溃”、“乔厂长力挽狂澜”等等论调，而后废黜鞍钢宪法与石油工业岗位责任制，厂长个人集权凌驾于企业基本民主制度之上，最终将早期工业化建立起来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纷纷私有化。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微观经济领域表现的是“分权”的过程——也就是民主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微观经济领域则是“集权”的过程——整个1980年代，微观经济领域废黜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废黜鞍纲宪法和石油工业岗位责任制，厂长责任制个人集权凌驾于党委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之上——党内脆弱的民主制度遭到空前的损毁，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历史性的重大挫折。为私有化而废黜中共党内及其微观经济领域的基本民主制度是中共1978年以后的重大战略选择，是自我颠覆执政基础之发端。

简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赢得了财产权。在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通过压缩全民基本消费，而获得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随着财富数量快速的增加，中国人民开始逐渐丧失财产权——其历史的镜像所显示的是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阴谋、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财富掠夺及其既得利益官僚体对中国人民的历史欺诈。所谓的“改善民众生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历史性转变，本质上是既得利益官僚体立足废黜生产资料公有制所精心制定并实施的财富掠夺计划，形成了内外相勾结的历史局面。至新世纪初，石油、石化、钢铁、煤炭、电力、银行等当代中国最优良产业纷纷私有化，沦落为受美元数量控制的生产、经营单位——巨额全民财产并非人间蒸发，而在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阴谋中被转移了，产生了油荒、矿难和黑砖窑等诸多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