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党内的“经济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辟

[①] 见《制定计划和加速增产》，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4年。

[②] 主要指《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8年，和《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形式》，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0年。这两本书也记载了两个重大的社会和政治经验，即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从1958和1960年起我就不断地分别予以注意、这两本书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兴起。这一兴起特别和毛泽东思想越来越广泛的传播有关，同时也标志了阿尔蒂塞尔和他的合作者在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经济学者”式的研究中出现的分裂。

[③] 这一审讯的主要被告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每天早晨，莫斯科人在书报亭前排队，为了买到报道审讯情况的报纸。

[④] 这也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个意见发表在两篇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这两篇文章于1956年4月5日和同年12月2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般认为是毛泽东的文章。

[⑤] 在波兰港口所发生的事件以及1970年12月武装冲突之后谈判的细节，可参阅《盖莱克是怎样对付什切青的罢工者的》，巴黎，塞里奥出版社，1971年。

[⑥] 见前引夏尔·贝特兰著作《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30页。此处所述问题在该书第70页起和第175页起均有论述。

[⑦] 同上书，第45-77页，特别是第44页。

[⑧] 见夏尔·贝特兰：《中国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3年。

[⑨] 见保罗·斯威奇和夏尔·贝特兰：《有关社会主义当前几个问题的书简》，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2年。

[⑩] 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重新结合”，当然不是“重新发现”人约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已经明确提出的论点，而是在今天能从那时以来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重新结合”就是消除一些内容错误（尽管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好像是正确的）并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思想；以及消除一些阻碍从阶级斗争及其影响的具体分析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正如列宁在谈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时曾写过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1卷第203页。

[⑪]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1972年，第599页起。

^[⑫] 同上书，第603页。

^[⑬] 同上书，第605页。

^[⑭]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同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见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4卷第10页）。可见。列宁认为社会不同阶级的地位可“由法律来规定”，但是，那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至于阶级的定义则并不包括生产资料的“法律关系”。

[⑮] 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了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首次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2-333页。

[⑯]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4卷第91－92页。

[⑰]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5页。

[⑱] 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有资产阶级用无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施加的影响，曾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把生产关系变成简单的法律关系的倾向。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当时曾经幻想只要扩大国有化和禁止私营商业（代之以不经过市场的征购和分配措施）就等于“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错误地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一名词来表明这个时期的特点。正如列宁所承认的那样，当时形成的幻想导致了“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4页。

[⑲]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1972年，第648页

[⑳]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1972年，第654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这个论点，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相矛盾的，那么它只是暗示着……“无阶级社会的生产的新的物质条件和交往关系（已经）在原来的社会的母腹中孕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摧毁了地方主义，发展了可以互相比较的条件和“世界性”关系。

[21]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1972年，第647页。

[22]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1972年，第652页。

[23] 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1971年第40页。

[24] “反潮流”对于一个革命政党的战士来说，不管职位高低——即使处在少数的地位——要努力去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以妥协、掩盖观点的分歧并改变党内力量对比，或者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对某些人施加压力；改变领导机构的组成，使自己的观点“得以实现”。那儿这并不是真正的反潮流，而是通过组织上的斗争把自己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强加于人。

[25] 在罕有情况下，斯大林才毫不顾忌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下一卷中，我们再来分析原因，在这些场合他做的说服工作是很少的。

[26] 曾经有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和一些小的组织，特别是在德国，有时表示不同意这些论点的政治结论和某些思想前提。但是，这些理论家或组织（属于当地的“左翼”）一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那些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他们所批评的人的立场，这一共同立场就是“经济主义”。

[27]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讲到的“资产阶级的框框”，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影响到产品的分配，但是，这种“框框不是指生产力水平，而是指在劳动分工中人们的从属关系以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有关社会关系。

[28]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1972年，第705页。

[29] 这里所用的“经济主义”一词不是指这个概念的某一特殊形式（例如列宁在本世纪初所反对的那种形式），而是指这个概念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

[30] 工会反对派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给予工会组织（被看作是保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以自治权。这种自治可以使工人阶级从提出经济要求中得到好处，造成和其他阶级的对立，而这些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使革命前进所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可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需要无产阶级能够为革命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某些眼前利益、使目前的要求，甚至行会利益或本位利益得到满足的倾向，是工团主义的或“自治”的观点所固有的。从1921年到1928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正好具有这种倾向。

[31] 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建立”以后，党就不再起什么作用，可由国家机关取而代之。

[32] 这种等同往往和列宁在一定情况下（例如在“战时共产主义”末期）所肯定的论点混淆起来。按照列宁的观点，在某些时候。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交流的工件必须看作是首要的。

[33] 重新肯定列宁关于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无可争议地使斯大林在党内外享有党的任何其他领导人所未曾有过的威望（而其原因并不是都与捍卫无产阶级利益联系着的；以路标转换派为代表的俄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斯大林提出的政策给以支持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个立场极明显地表现在斯大林在1924年12月20日《真理报》上发表的《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文章中。这样，斯大林便同几个前，特别是在1924年4月30日《真理报》上还维护的那种非常犹豫的立场决裂了。

[34] 这里是指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所犯的一些错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错误是和若干总的政治和理论的观点分不开的，而这些观点使斯大林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列宁相对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与各非俄罗斯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受到列宁的批评而仍坚持他的立场，这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所处地位有关。由于这种地位，即总书记的职务，斯大林受到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双重压力。因此，他采取了那些他认为最能立即“见效”的措施，即使理论分析说明这些立即“见效”的措施会给革命的前途带来严重的危害（在关于维护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制方面，如果列宁没有取胜，情况就会如此，参阅本卷593页起）。

[35] 关于“国家资产阶级”（或国家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在这里不予评述。简单地说，是指与直接生产者有区别的社会再生产的管理人员。从现有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和主要的社会实践来看他们对应该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有实际的支配权，这个资产阶级的存在的经济基础是由再生产过程的统一或分工的形式造成的（见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第12页）。它在这个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取决于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允许（或禁止）国家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国家机关中占有一定地位，也许会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国家资产阶级的代表不一定都是它的“自觉的代理人”。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这个阶级在“生活中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这个阶级成员“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马克思：《路易被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32页。

[36] 这些困难明显表现在苏联领导致力于追求从美国、日本、西德等国获得资本、技术援助和食品。与西方帝国主义搞政治“合作”，是苏联领导鼓吹的这种追求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将在本书第三卷中要讨论的苏联修正主义的问题。

[37] 苏联企业的管理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上：由唯一的负责人领导，他直接对上级负责；以及“经济核算”，引导企业追求利润。当1918年和1921年推行这两个原则时，列宁曾强调指出这是当时环境所迫的一种暂时的“退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