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党内的“经济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辟

2．“经济主义”的社会基础

虽然不宜在这里进行一场辩论，但必须指出，“经济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内部阶级斗争的产物。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这就是认为“思想”与社会矛盾毫不相干，是按照其自身的运动发展，并发挥其历史作用的。

我们首先应当指出，“经济主义”的最早形式是在第二国际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出来的，以“右”的面貌出现的经济主义，它与党内强大的政治和工会机构——这些机构已纳入德国的国家机器——有密切关系，这个强大机构的领导人有过这种幻想：通过他们的有组织的和要求满足切身利益的行动的不断加强，终将为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尤其因为这样做，他们巩固了自己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而不必去冒革命行动所固有的风险，因此他们更是抱住这种幻想不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藻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过这种思想意识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会机构的活动和德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感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相反，在沙皇的俄国没有发展合法的工人运动的条件，除了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阶层如铁路工人之外，孟什维克的“经济主义’在俄国工人阶级中没有引起共鸣。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多次暴露出他们是“右的经济主义”的主要代表，十月革命以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行政官员阶层，经济、计划和财政干部阶层等等的增加，促进了新形式的“经济主义”的发展。如同人们将看到的那样，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一些工人阶层容易成为“经济主义”社会基础的特点，“经济主义”就以右的或“左”的面貌出现。

在苏联共产党内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主义”反过来也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国际支部中引起了反响，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式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人运动相似的。

3．“经济主义”的论点在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明显地抬头了

上面提到的几篇著作里已经很系统地阐述的“经济主义”观点的明显的重新抬头，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一方面从俄国社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深刻演变的结果来看，另一方面从这些观点的抬头是和新领导人分不开的这一点来看，因为这些观点都是斯大林提出来的。

第一个方面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从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至1929年初这段时期发生的许多变化中产生了一个先是在实践中还很模糊、后来才得到肯定的思想，即不惜损害工农联盟，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尽快地发展生产力首先发展工业等同起来的思想。[32]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当“经济主义”的观点正以胜利的姿态出现时，基本上未受到各种“反对派”思潮的反对。这些“反对派”的思潮只不过对有关政治上或行政上的某一项或全部的具体措施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措施所根据的总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不反对的。甚至连布哈林也说，他对他认为是操之过急的工业化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只是为了防止产生长期的消极的经济影响，因为他认为创建工业所花的力量实在太大。他争辩说如果在努力发展工业的初期，推行一种规模较小的计划，可以更快地发展成为类似那些五年计划所要实现的那种工业化。但他对这种工业化是否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并不表示怀疑（但他认为从1929年起所实施的那种集体化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关系）。

如果认为在执行头几个五年计划时赢得胜利的“经济主义”观点符合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那种强烈的倾向性是确实的话，那么，人们注意到上述的这些“经济主义”观点，都是斯大林明确肯定过的。因为是他肯定的，所以．这些观点的分量就特别重了，这也是事实。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人们称之为“斯大林问题”的问题。

要谈这个问题（这只能在本书的第二卷中与1924至1953年时期的分析结合起来加以真正探讨），必须首先指出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待党内思想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一般说来，列宁总是把思想斗争放在首位，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进行“反潮流”的斗争，因此甚至在讨论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不止一次地被列为少数派、这也说明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党说成是“列宁主义的”党，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详细加以讨论。

斯大林对自己的领导作用则有另一种看法。作为党的代言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总是首先尽力阐明党的强烈的倾向性（到1934年这段时期尤其如此），所以，在这方面，对斯大林进行的论战性的攻击——认为他以“个人意志”把与党无关的观念“强加”于党——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这些攻击恰恰说明，斯大林对无论是根据他自己或者根据几乎是全党（包括那些反对某一项具体措施的大多数党员）的观点所采取的措施，都坚定不移地严格执行的。

此外，这个党经常不断地在起变化。1929年在党内大规模活动的社会力量与1917年的不同。与1934年或1952年的更加不同，这种变化的本身是与苏联社会的变革分不开的。

可是，这也是我们必须回过来要讨论的第二点。斯大林作为富有强烈的倾向性的党的代言人，使这种倾向显得更加重要，并果断地加强了这种倾向性。特别是自l929年开始盛行起来的“经济主义”观点尤其如此。

为斯大林所肯定下来的一些观点之所以更有分量是由于他个人的威信所造成的，这种威信主要不是——象某些人所想象那样——与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有关（在这里我们必须加以解释，而不是象有些人那样往往把原因归之于斯大林“个人意志方面”的奇闻轶事，即使这些轶事是真实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种威信是由于几乎全党从三十年代初以来都认为斯大林作出了以下双重特殊贡献而树立起来的；第一，他没有放弃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二，从党的角度来看，是他制定了导致这一结果的政策

在列宁逝世之后，当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准备继续执行那种只能演变成私人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或者建议实施一些不顾社会主义前途的工业化措施时，斯大林却一再重申列宁的主张[33]，重申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而不使这个建设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或在世界其他各地赢得胜利。

斯大林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并制定了一项旨在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的政策，以恢复苏联工人阶级的信心，他给布尔什维克党确定了与那种企图等待过好口子来维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做法不同的目标。因此，他在国内开始进行的巨大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种发展后来为保卫苏联的独立和加剧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共侦苏联在击败希特勒主义的战斗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个工业化的政策保护了十月革命灯塔的光辉，使它永不熄灭，并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在亚洲的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由于斯大林宣称有可能使苏联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可以看出他同托洛茨基的论断相反。他是列宁的继承人，因为列宁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最后的著作中，重申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斯大林威望的源泉之一，而且这种威望是与他具体提出的观点分不开的。事实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威望，不但是由于他本人所捍卫的那些观点，而且也应归功于苏联人民的努力、勇敢和忘我精神。由于苏联人民的劳动和英雄主义精神，才使苏联的工业建立起来了，希特勒的军队也被击败了。但是，以确定正确的目标来领导这种努力和这些斗争的正是斯大林。

当然，生活表明，在为了达到规定的目标所应遵循的途径或某些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方面，斯大林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的确切性质，并不是当时马上可以看得出来的[34]。况且，在二十年代末期苏联当时的情况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处境，从历史观点上来看，他所犯的这些错误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他犯了一些错误，而且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特别是那种盲目的镇压，不仅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也打击了人民群众和真正的革命战士，而那些真正的敌人反而安然无恙地漏网了。这一事实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典型教训，因此它最终表明，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某些方式是不切实际的，反而巩固了在政治和经济机构中资产阶级的地位。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类似的但有局限性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也得到了证实。

然而，当时苏联在几年内实现了规模巨大的改造——导致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事实，使斯大林提出的并为布尔什维克党所支持的所有观点具有空前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的大多数人更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