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党内的“经济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辟

（3）国家的存在和剥削阶级的消灭

接受关于剥削阶级已消灭这个论点所带来的难题之一是，苏联国家的存在不是作为一种过渡到非国家那过渡到“公社”——按照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中所使用的、又为列宁所重复使用的名词——的形式，而是成为这样一种国家，它越来越脱离群众、拥有越来越严守“秘密”的机构，按等级制方式进行工作，每一“级”都要从属于“上”一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国家存在的形式以及它拥有的机构的性质是成问题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这种国家只能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存在。这类同家机器的加强也意味着对抗的加深，随着对抗的消失，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作为镇压的机关）也将消亡，国家将让位于群众的自治管理机构。

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提出来的，特别是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这个报告里，斯大林引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个提法：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充实和不够的地方”。为了补充这个不足之处，斯大林提出，国家与巨大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存在，不是基于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而是由于外部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这样，就提出了如下的论述：

“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冈此红军、海军以及为逮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28]

认为有必要拥有一个庞大的内部镇压的专门机构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论点，引起了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在一个原则上已没有任何阶级准备给敌人以某种协助的国家里，群众组织本身能够担负起侦察“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敌对分子的任务。因此有必要保持国家机器的论点，便遇到一个更为具体的困难（但是，只有在人们认识到镇压的规模时——当指的是数百万人被逮捕。被监禁，被流放时，用这样的词还是不过分的——这个困难才充分暴露出来）：假如仅仅是对付“混进来”的分子以及盗贼和公有财产的盗窃者，或者是那些由于自己的“弱点”、“虚荣心”或“无气节”而被网罗到“间谍网中”去的人，那么。如何来解释必须采取那么多的强制措施呢？这个问题是很难用上述论点来回答的。相反，当人们不是主要地把这些事实同外国谍报机关的活动和苏联公民的“无气节”相联系，而是同既是尖锐、又是看不见的阶级斗争相联系时，你就能更好地理解镇压的规模、它的形式以及所出现的矛盾。

托洛茨基也接受了阶级压迫消失的理论，和斯大林一样，他也遇到了如何解释国家机器存在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纯经济的。他在引用恩格斯的上述提法时，突出“争取个人生存的斗争”这一点，由于这种斗争在苏联并没有消失，所以国家就依然存在，而且，“在美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国家也还继续存在。还可以补充这个古怪的细节：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确切些说，是群众自治管理机构，即非国家——夏尔·贝特兰）应当随着社会组织的社会主义化而消失……”

然而，借口外来威胁和苏联公民“无气节”来解释苏联国家现有的形式，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承认了以上两个观点，那么，对这个观点的性质，也不可避免要承认。

我们所作的这一回顾，一定会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些接受了前述论点的人们（而且直到最近时期，至少在欧洲，承认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人们中绝大多数也是如此）几乎完全不可能对苏联社会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的实质是不忽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影响，相反，却认为这种关系和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这种关系在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前必将继续存在。

但是，这一回顾还不足以回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经济主义”观点（上面所提到的论点是它的组成部分）能如此长久地并且还继续在思想上发挥它固有的作用？

（一）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占了优势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忘记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这是“经济主义”的一个方面——不仅在历史上与1880至1914年的欧洲工人运动，而且还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同俄国革命的历史，主要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历史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当时正是前所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首次尝试。对于那些正确地把资本主义看作人剥削人的“完备”制度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制度已经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小规模战争——这个尝试在他们眼中所享有的威望，在某种意义上必然要归结为与这个尝试有关的在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里只不过解答了问题的一半，因此还应该问一下，为什么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难以解决的中心问题之间具有这种历史联系？

对于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我只试图在这篇序言中说一下答案的要点。这些要点将在本卷及以后各卷中加以发挥（尤其因为分析苏联社会的变化需要这样发挥）。

1．布尔什维克党内停止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

答案的第一个要点甚至要回顾到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思想、事实上，虽然党的思想由于党的革命行动和列宁所领导的对“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而起了深刻的变化，但还远未消除所有的“经济主义”观点。随着列宁的逝世，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再带有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特点了。

值得回忆的是，列宁使用“经济主义”一词是批判地指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可以解释整个社会变革的简单的“经济理论”。

这种观点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当它未系统化之前，只能起一种比较次要的作用，而且人们也只能把它说成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倾向”。

“经济主义”的主要影响之一是把阶级的政治斗争说成是经济矛盾的直接产物，因为它把生产力的发展解释为历史的动力。这些经济矛盾被认为其本身将“引起”社会变革，而当“时机成熟”也会引起革命斗争。因此工人阶级看来必将自发地走向革命（而不需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经济主义”观点趋向于否定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也能够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29]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经济主义”有一种趋向于把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手段等同起来的特点，它否认主要的生产力就是生产者自己。因此，“经济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特殊作用的是新的生产手段和技术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

“经济主义”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阶级斗争不同的形势，它可以表现为“右”的或“左”的（实际上它永远是“时左时右”的）。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经济主义”曾经助长了1918年和1920至1925年期间的一些反对派的立场，其中包括一些右派特点特别明显的工会反对派。[30]

关于“经济主义”的“时左时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影响，应该提一下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他们企图普遍采用国家强制的方法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方法包括劳动军事化、自上而下的强加于人的纪律、国家征用和分配农产品）。这种强制被称为“无产阶级自觉遵守的纪律”，因为他们把苏维埃国家抽象地看成“工人国家”。

这种形式的“经济主义”把经济的集中领导作为“共产主义”的“实质”。它可以被看作是“右”的，因为它迫使劳动人民服从强制机构。所以它似乎是在反对一种“左的经济主义”，后者至少断言——至少是含蓄地断言——由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工人阶级的统一以及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阶级的团结能够“自发地”实现。实际上这两种概念都坚决不承认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承认（为了很好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有一个在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第一种观点倾向于以国家的强制方法来代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31]；第二种观点则倾向于以工会组织的活动来代替这一领导。后来人们可以看到在“战时共产上义”的末期，这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曾导致某些布尔什维克主张“工会国家化”，而另一些布尔什维克则表示赞成“国家工会化”。

如果说，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地讨论一下“经济主义”，那不仅是内为它在第三国际的某些欧洲支部中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而且也因为“经济主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不断给工人运动提出新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完全彻底地”清除掉“经济主义”；那是幻想。事实上，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的土壤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只能随着阶级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因此，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马克思和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都进行了这种斗争。

由于列宁采取了行动，布尔什维克党才把“经济主义”的一些最简单化的形式从党内清除掉；可是，事实上党内“经济主义”的各种倾向仍然很强。基于这个原因，列宁常常难以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也说明为什么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方式上，在苏联盛行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概念上，都深刻地打上了“经济主义”的烙印。这种观念赋予积累以特殊的作用，并且似乎把技术置于阶级之上。上述的情况只能使人们了解一部分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和“经济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为了对这种联系有更全面的理解；必须阐明其他两种观点。首先是关于“经济主义”的社会基础，其次是关于在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时期，曾明显地重新采取一整套的“经济主义”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