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序言

 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这本书，并从本书和我以前著作的关系上来说明它所占的地位。最简便的方法无疑是先说明开始写这本书的经过，并说明原来仅是一个很小的打算，后来怎样变成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写这本书的直接出发点是由于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对这种政治行为的“谴责”或“遗憾”，还应该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其实，表达“遗憾”和“愿望”，只能使人们更加忍气吞声而不能帮助他们去认识其根源，也不能为消除这种根源或不让它们再出现而进行斗争。相反，只有对那些从劳动者的利益来看确实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加以分析；才能使各种政治力量朝着不再产生使人“遗憾”的事情的方向发展，对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认为不应该使自己局限于“遗憾”之中，既然苏联和它的“同盟者”的军队使用了武力，那么，除了要弄清一个已遭到多次占领的民族的命运这个问题之外，更应弄清的问题是对苏联演变至今的情况作出判断。

 我所以觉得我有权利研究苏联问题，那是因为我研究这个国家已近四十年了，我认为有关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具有重要性和世界意义。自1934年我开始学习俄语时起，其后，1936年我在苏联研究它的计划工作，1939年出版有关这个问题的书，1946年出版专论计划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另一本书，1960年发表论苏联经济的一本书；此后，我又多次访问过这个国家，并发表其他论述计划工作[①]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书籍[②]，这些年来找始终是这样想的。

从根本上说，三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对苏联发生兴趣，是由于这个国家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所得的经验引起的，我对这一建设特有的困难和矛盾并没有视而不见（1936年“大审讯”[③]时我正在莫斯科，我每天能够感觉到莫斯科人的慌乱。那些最平常的人与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三国际的老战士们一样，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怀有恐惧心理，我怎么会视而不见呢？），我不仅认为十月革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我始终是这样想的——而且还认为苏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样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矛盾，无论多么严重，我总认为这首先是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我认为它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重新出现，也决不能阻止俄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继续前进。

虽然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的趋势，反而更加发展了。但是，苏联自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所获得的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在工业方面的成就，以及红军对希特勒主义的胜利，战后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援助，似乎都证明我上述的评价与预见。

 虽然苏共二十大本身对以往岁月不加区别，对引起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的困难和矛盾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而仅仅代之以对斯大林个人的指责（把斯大林作为过去“消极”方面的唯一应“负责任的人”），但似乎还是肯定苏联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走上了更广阔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并为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开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似乎也表明苏联共产党保持了、或者进而说是重新获得了对纠正错误所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的能力。[④]

 事实远非如此。对苏联社会的和历史的矛盾的现实，没有进行任何分析。应该受到谴责或改造的现实的各个方面，也没有与苏联的内在矛盾联系起来加以阐明，反而解释为“个人”行动（斯大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苏联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虚假的解释，证明它已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武器，使马克思主义不再能真正地帮助改变产生那些口头“谴责”的社会关系。这个虚假解释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使命：巩固那种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阶级关系，因而使这种阶级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深化了。

社会矛盾的深化所造成的许多后果之一，是苏联经济的日益退化。那些与苏联有联系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推行的是同一条政治路线。他们没有去解决社会矛盾，而是采取了试图使经济制度“更好地运转”的“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扩大厂长的权力和使经济管理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准则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

 与苏联领导人及其“兄弟国家”领导人的愿望相反，各种各样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任何困难。当然，也曾获得一些有限的暂时的“成就”，但失败是主要的；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加；外债上升；工业增长率的显著降低和供应上的困难。人们可以看到，劳动者对自己处境以及对那些“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后果所表示的不满正在迅速增长。

 众所周知，1970年12月在波兰所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的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索波特等大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造成物价高涨和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政府政策。对进行斗争的波兰工人的镇压，促使他们开展反击，占领了党的地方机构和政治警察机关，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虽然警察部队进行了严厉镇压，打死和打伤许多工人，可是后者坚持反抗，继续罢工，迫使政府改组领导班子，同他们进行谈判并对某些要求作出让步。[⑤]

波兰“事件”成为苏联集团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本国政府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大家知道，这一事件在苏联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在苏联领导阶层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这一恐慌具体表现在1971年经济计划的修改以及镇压的加剧。

  近几年来，在苏联国内；加强镇压越来越明显，新的警察措施和人们所知道的集中营内人数增加到二百万人（估计数字）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内矛盾加深的基础上，苏联对外政策的特点是，越来越明显地否定过去苏联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过去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自1960年以来——以意识形态“分歧”为借口——则改为蓄意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的行动，特别是片面撕毁缔结的协定，停止供应建设中的工厂所必需的器材，撤退工程技术人员，等等。这样，苏联企图——但毫无效果——利用过去同这些国家建立的经济关系，对它们施加粗暴的压力。迫使这些国家屈从它的霸权。

总的说来，苏联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大国的政策，即从与它有紧密关系的其他国家身上，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政策导致苏联同美国既有勾结又有矛盾。这两个大国正在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相互进行斗争。它们不惜损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以达成妥协。他们嘴里说“缓和”，而实际上却在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军备竞赛，美帝国主义事实上继续在对越南人民进行战争。

苏联为使自己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说，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正在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进攻性军事力量，拥有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干预的巨大手段。为了具备与美国相等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的力量，苏联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作为军事开支（美国是百分之七到八）。它年复一年地在中国边境增加处于战备状态的部队，但它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面向西欧，并且同样也增长得很快。

为了拥有推行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政策手段，苏联领导人把机重的负担压在苏联人民身上，损害国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最终，他们不得不向美帝国主义寻求财政和技术援助，尽管经常碰壁。对这种演变（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其中一个事件）的思考，促使我对苏联的过去重新进行分析，因为不可能设想这个国家今后所走的道路只是与几个领导人的“个人责任”有关。这些人的上台和他们推行上述政策的可能性，只能用今日统治着苏联的社会关系性质来说明，而这些关系是在过去的长时期内形成的，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分析。

我要进行的这个分析，还可以用我从中国和古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所获得的经验作为依据。

对古巴；我有十分具体的实践经验，因为在1960至1966年期间，我曾多次参加过关于古巴经济计划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从那时起就重新研究一整套的理论，即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条件、计划化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义以及在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商品和货币关系存在的作用。

为了阐明本书中所有论点的性质，并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些论点同我在以前两本书中（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研究古巴问题的成果）所阐述的论点的关系，回顾一下上述两书中各种论点的范围不是无益的。

《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一书引用了1962至1967年期间一系列的论述和文章，在这本书中，我曾把在古巴和苏联都存在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同实际上彼此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尽管执行了经济计划）的关系联系起来，因此是作为“经济专题”[⑥]来对待的。

因而我提出的分析是要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只限于宣布“废除”这些社会关系，并坐待它们“消灭”）来解释商品和货币关系以及工资关系的存在。在这一分析的范畴内，商品和货币关系是作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而出现的：它们是这些社会关系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些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客观需要。

今天，我认为在1962和1967年我提出的特定的分析方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根据新的考虑，参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特别是从文化革命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极为严肃地修改过去的提法。

从1962至1967年间我写的文章的主要弱点在于，被认为是客观需要所强加的东西，主要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⑦]虽然我在文章中也讲到了“生产力的性质”的概念，但没有充分阐明这个概念的确切意义。结果，就没有阐明全社会统一的政策（其中经济计划只能是它的手段）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重新出现以及与之并存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后者虽然是这种分工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这种分工重新出现的社会条件（使个人和企业作为“主体”“行使其职权”，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如果集体利益不和一项旨在为有效地消除对立阶级利益而创造条件的政策相结合，集体利益就只能具有暂时的或虚幻的性质）。

所以，在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为名重新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表达清楚的是绝不能单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消除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形式，也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的其他社会关系。没有提到的一点，即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和在正确领导下开展的阶级斗争——依靠群众的科学实践和理论分析——才能着手解决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解决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问题，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使剥削和压迫关系得以再产生的，就是这些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

如果我在1962至1967年未曾提出后来才阐述的那些思想，这是因为我当时仍深受“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概念的影响。这种概念曾在很大程度上在欧洲占据优势，其实不过是列宁称之为“经济主义”的另一种特殊形式而已。正是那些从中国文化革命中可以吸取的经验，使我进一步同“经济主义”决裂，并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这个内容长期来被欧洲工人运动所特有的“经济主义的”实践所伪装和“掩盖”——重新结合起来。[⑧]

在《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形式》中——我曾在该书中预告准备分析苏联的社会结构——我开始放弃以前的提法，即认为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消失和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还是多少有些“直线式”的发展），而不是把社会关系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正如我已说过的，只是在最近几年——部分地是由于对文化革命及其意义进行了思考——我才更系统地注意到放弃“成为问题的生产力问题”，即放弃那种把改变社会关系片面地从属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意味着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65年到现在写了一些文章论述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⑨]，特别是我对苏联进行新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抓住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今天在这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与实践的特点。

1969年初，我写完了第一篇文章（未发表）阐述这个分析的结果，指出今天苏联在国家所有制的掩盖下存在着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剥削关系，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特殊性质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人们从恩格斯那时起已经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无非是“发展到顶的资本主义”。

可是，再读一下我当时所写的文章并加以剖析，我就觉得它缺少历史背景。如果不与苏联的过去联系

起来，就不能理解苏联的今天。仅仅使人看到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实践是不够的，还得说明为什么它们能达到今天的统治地位。应该思考一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以什么方式、通过哪些斗争和矛盾演变成为一个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不惜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以保护它自身的大国利益。

归根到底，对苏联发生变化的分析，至少是同对它的现状的分析同样重要。这种分析能够成为无法取代的教益的源泉，并帮助别的无产阶级革命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即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某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与各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形式具有同样的压迫性和侵略性。

尽管存在困难，但目前的时代要求完成这样的分析。即使有缺陷，这一分析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过去（这个过去也就是我们的现在），了解为什么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会走向它的反面：资产阶级******。

苏联的经验证明，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首先要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在这些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再建立起一种类似人们认为已被彻底推翻的那种剥削制度——，其次是阻止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以还会长期存在的旧因素为起点重新组成旧的社会关系。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懂得是什么原因使胜利了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变为今日苏联的现实。不懂得这一点——尽管可以从中国革命的成就中取得积极的和无法取代的教益——就会产生巨大的危险，即不管在哪里发生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会变成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所以，我感到在1969年写成的文章已经不够了。我认为，在发表之前加以修改的同时，有必要对苏联的过去进行分析，作为补充。在着手这一工作时，我看到它至少同以前的分析一样复杂。首先，因为它涉及的这段历史时期要长得多，这段时期中的事件和斗争要多得多。其次，除了苏联的特定的历史以外，还需要努力去探求矛盾的普遍性，而苏联历史的特殊性本身则是这些矛盾的一种存在形式：事实上，如仅就这特殊件本身而言，它就会显得“偶然”、“出乎意料”，使人不能从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预期的目的是要达到对苏联历史有充分正确的认识，除了写苏联历史外，还能写其他的书：对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的阶级斗争进行具有充分普遍意义的分析，虽然这分析是按苏联现代史特点的角度加以说明的。因此，我分析了苏维埃社会形成所经历的各个决定性时刻，并试图确定在各该时刻存在过和曾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我也试图弄清改变这些社会关系组合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可是为进行改革而从事的斗争所实际产生的效果往往与预定的目标完全不同。本卷叙述了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这项工作应导致分析今日苏联的现实；而如果对形成目前这个现实的那些条件缺少足够的认识，这个分析将有一部分是不可理解的。

上述分析延长了对1962至1967年间已开始的修改工作。

这个修改以及对苏联现状和过去的具体分析，使我逐步同“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僵化的、简单化的概念决裂，并且我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内容重新结合起来。[⑩]

本卷只阐述了这项分析的一部分成果，但是我有必要在这篇序言中概括一下，因为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一个仅是“个人阅历”而对读者兴趣不大的事情。

如同我在上面提到的，我所试图摆脱的“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我“个人的”东西。第三国际的欧洲各支部在其同列宁主义日益分裂时，就使这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欧洲占据了优势（这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即当我开始思考有关社会主义的诸问题时）。这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即使不是萌芽，至少给萌芽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现代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前提，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为了促使苏联国内外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到巩固。

为了弄清楚苏联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而要求对本书应与之决裂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分析，那是徒劳的（读了这篇研究材料就能发现其主要之点）。另一方面，必须阐明和讨论它的几个明显的或含蓄的论点；以便更好地了解后面文章中正在进行的修改的意义以及将归纳在本书最后一卷中的那些结论的意义。

为了重新给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真正的革命性质，必须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三个论点决裂。这就是关于阶级关系的基础、生产力的作用以及国家存在和消亡的条件等三个问题、我将简单地说一下这三个论点和它们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客观上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