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崇儒必重蹈衰亡的历史覆辙——从漫长的灾难反复中体察孔学的负效性（之三） 三 孔学被历代统治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理论渲染，形成了广泛的群知性传承。近代以来，上层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尊孔读经的，借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孔子主张的“天命论”，认为人只能受天命的支配，“如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造的人的头脑中”（《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被历代所推崇。 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顾孔学博大，与世推移。以正君臣为小康，以天下为公为大同”。（《通令学孔圣文》1913年6月22日《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新中国图书局1936年续版第50页）其目的是为自己当皇帝制造舆论，如马克思揭露的政客一样，要人民“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论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康有为俨然以孔子自居，主编《不忍》杂志，叫嚷“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困”。“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意为残暴凶狠、横行霸道），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孔教令序》1921年秋8月，《不忍》杂志第一册1913年2月发行）。 梁启超疯狂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自我神州赤县，乃至西尽流沙（大沙漠），北极穷发（草木不生的地方），东讫扶桑（日本的别称），日出之数，南暨椎结鴃舌之域（头发扎成椎形结，“鴃（决）舌”指难懂的南方话）两千年间所自产者，何一不受赐于孔子，其有学问，孔子之学问也，其有伦理，孔子之伦理也，其有政治，孔子之政治也。”（《孔子》1920年《饮冰室合集》专集35） 康粱在“戊戌变法”中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敬仰者，变法失败后不再追随历史前进的潮流，成为虔诚的保皇派，吹捧孔学，借以沽名钓誉，终究被历史所淘汰。袁世凯复辟帝制，高举孔旗大纛，在群起的反对声中自取灭亡，使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 林琴南以孔孟卫道者自居，拼命为孔学招魂：“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致蔡元培书》1919年3月18日，载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化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103页）“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4页）当时正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如不能接受新思想，必然堕入孔学的泥潭难以自拔。 段祺瑞为孔子辩护，“故唐尧四凶（共工、兜、三苗、鲧）之殛（音几意诛杀），孔子少正卯之诛，圣王圣人仁爱渊博，不得已而出次，是必有故，大凡治国之道纲纪为先。”（《二感篇·内感集》1925年11月14日，《甲寅》杂志第一卷第18号3页）不更新观念，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孔家店自是本能的维护。吴佩孚吹捧孔学是“孔子圣德，师表万世，昭垂千古。”（《明德讲义》《吴佩孚先生集》1960年版第97页）“倘不洗心，殊难革面。”（鲁迅书信，给黎烈文）社会主义教育在这里没有收效。 蒋介石懂得实用孔孟之道，明确地把孔孟的学说用于消灭共产党，发挥其刽子手的职能。“我们现在剿匪，就是要行仁，要救国救民，亦即以做人的道理来消灭禽兽，用‘仁’字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来打倒共匪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就是行仁。”（《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一）》1933年9月12日）蒋如列宁揭露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和能干的奴才。”（《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387页） 蒋又妄图用孔孟之道加强法西斯统治，说“中国固有政治哲学的典籍是什么呢？就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的政治学，其中所讲的三纲、八目、九经，可说就是为政的基本要道。……这些道理，都是永久不变的原则。”（《推进县政与政治建设》1936年3月13日）（八目指儒家提倡的道德修养和立身治世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经：《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论语》《孟子》） 胡适吹捧“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说儒》1934年5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再版第37页）章炳麟则配合蒋介石对新文化的围剿，认为“居今而言读经，鲜不遭浅人之侮，然余敢正告国人曰：‘居今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也’”。（《论读经有利二无弊端》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5日）社会在螺旋式变动中常有非常相似之处。 阎锡山推行孔教对抗新文化运动是可谓苦口婆心：“吾国素崇孔教，既有此伟大之教主，则发挥其教育，以灌输于人人之心中，既可以维持社会，又可补助政治。此等责任，当然须官吏负之，万勿谓此责甚重，非个人所能担负。”（《强迫教育》1918年6月28日《阎百川先生言论辑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印第二册第15页）他后又用孔孟之道防堵“唯物史观”，为蒋介石反共制造理论根据：“观尧舜禹以中相传授，孔子说忠恕，孟子倡仁义，盖可见之。吾辈既认定三民主义，本吾国历史文化而来，且深信建设中国，不可舍去中国历史文化之所在，则应本中国历史文化做去，切不可行建设在中道文化上之三民主义，而采取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之共产方法，致全民政治而陷于阶级斗争，误党误国也。”（《三民主义之真义·下》1927年8月23日，同上第六册第55页）看来阎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反共者。 此类维护旧世界的腐朽反动势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蒋阎是这样，汪陈江也是如此，罪恶、荒唐终生不移。 汪精卫谩骂并宣称：“世界上无论何种文化，皆是随时代以进步的，不责后人不肖，却责先民没有好好的留贻，真是荒谬绝伦，......我们知道中国一切的典章文物，无不源于先师孔子，无先师孔子，便无所谓中国文化，我们于先师孔子诞辰，举行纪念，一方面在道德上发生猛省，一方面在智慧上发生勇猛精进的决心。”（《纪念孔子的意义》1940年8月27日《汪主席和平运动之言论》第三集第27页）“我以为圣人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是高深不可测的。”（陈公博《寒风集》1944年，地方行政出版社，第27页）汉奸们五体投地的仰拜孔子，以最美丽的辞藻吹捧，目的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 江亢虎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大声疾呼纪念孔子诞辰：“我敢大胆说一句：孔子的学说，便是中国人的中心思想，也可以做大东亚的中心思想，拿孔子做中心，很容易形成一个新国际，大东亚的国际”。“鄙人在民国三十年圣诞节，曾经发起孔子二千五百年祭典筹备会，预定民国三十八年，在曲阜举行大祭典，建议中国（汪伪）政府邀请各国政府及社团，派遣代表参加，仿照日本神武天皇二千六百年祭典之例。”（《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十期，1944年10月16日） 孔祥熙、陈立夫、戴季陶、陈焕章、聂云台、雄十力、张君劢、钱穆、贺麟、梁漱溟也都是尊孔的。 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对孔学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陈独秀“五四”时期，以反孔面目出现，后来则认为：“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合刊） 王明大肆鼓吹孔孟之道，在抗日战争中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制造舆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了利用了为统治阶级服役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有把民族命运和民族荣辱放在第一位的民族儿女，才能使原来敌对的阶级，相互礼让，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党派，相互尊重，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军队，相互敬爱。”（《目前抗战形势与任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在中共6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这都证明了没有毛主席的指引，中共不会打败蒋介石。 鲁迅说：“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抬出来了，但是他们抬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1927年《关于知识阶级》）毛主席说的好：“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新民主主义宪政》） 孔孟之道“就是反动派的武器”，保皇派、军阀、蒋汪、反动文人和陈独秀、王明等是尊孔读经的，都被历史前进的步伐所抛弃。重新捡起孔学，足显常识的贫乏和思想性水平的下降，告别革命了，转为保守，要维持现状时尊孔，同封建社会的朝代翻复一样，落入历史的循环，再次证明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是防止复辟倒退的指路明灯。毛主席深刻的指明：“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都是这类（半封建）文化的代表，是应该打倒的东西”。（《新民主主义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