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走上了依附式发展的道路

中国依附式发展的利与弊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4年10月8日

最近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有增长无发展，即无法赶超，目前中国已陷入依附发展的陷阱。陷阱，是指被一种窠臼所束缚。模式和路径一旦形成，就可能成为窠臼。

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说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依附或模仿，从本质上道出了我国这些年的行为方式，也隐含了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当你本身实力不够，没有足够的资金自己研发技术，就只能依附他人，委曲求全。

依附发展的关键词可找出如下词汇：依附，依附性，依附式，技术依附，资金依附，管理依附，知识依附，思想依附，政治依附，路径依赖等等。中国的依附式发展可以与全球化的浪潮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被深深地卷裹近来，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中国式道路和中国式发展。

在以上诸词汇中，技术依附最重要，依附式发展的最突出表现也集中在技术方面。依附式发展会不会导致无技术的工业化？会不会阻断中国赶超式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进行理论总结的时候。

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的正相关，技术进步通过出口结构变化可以看出来。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的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趋势上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线与GDP增长曲线，在1998年以前，运动方向相反，以后才出现了相同的运动趋势。这与我国研发投入较小、引进较大有关。我国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2000年以前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1％，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在2.5％以上。直到2012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10240亿元，占GDP的1.97%，这一比例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经济落后，最快捷的办法是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里，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迅速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三十年过后，我们发现技术是分层次的，发达国家不断淘汰低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技术，发展中国家始终处在追赶的阶段，始终攀不上高技术的顶峰。这些国家即使再搭车，再依附，再开放市场，也仍然处在技术的低端。这种固化的格局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要摆脱这种国际分工需要另辟蹊径。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始终模糊不清的问题。以前有过“北京共识”等说法，但所有的阐释都没给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本人认为，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主要走了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一种依附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在贫困落后的状态下快速地、大量地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知识，使经济出现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成了中国一大特色。缺点是收益大量落入外资之手，资源被外部廉价利用，行业和产业受制于他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国人长期被定格在打工仔的地位。依附性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依附式国家的创新能力被抑制、被窒息，这些国家将长久被定位在附庸的加工生产者地位。

依附型发展的优势

现在让我们具体地分析这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先说优点。应当说依附这个词不完全是个贬义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个褒义词。对于文革之后的中国来说，生产技术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一大截，物质资源更是贫乏匮乏，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是靠独立自主的模式去赶超，差距可能还会拉大。

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走依附式的发展道路，利用发达国家，最大可能地利用外部资源与技术。在这时，依附是一种技巧，一种韬略，是一种拿来主义。像卧薪尝胆一样，依附是一种智慧和谋略。就像老子的道家思想一样，人必须能屈能伸，国家也要能屈能伸。“曲则全，枉则直”，只有放下架子学习他人，自己才能快速进步，才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放弃阳刚、采取阴柔的做法。用阴阳五行之说来描述，如果说改开之前，中国过于阳刚，那么太阳之后必有太阴。邓小平路线就是一种阴柔之术。在这种阴柔之术的指引下，中国在物质面貌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六十多岁的这一代人都会感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像一片干涸的土地，改开之后，这片干旱的土地迎来了一场倾盆大雨。伴着全球化的浪潮，外部的资金、技术、知识像潮水一样涌来，中国大地出现了万物蓬勃生长之态。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出现百分之十以上的高增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可以说在依附式发展的第一阶段，东西方各国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相得益彰，中国迅速地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开始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在这一阶段，中国引进的外部资金直接和间接的大约有五六万亿美元，技术和知识无法用资金衡量，中国的GDP迅速地跃升至全球第二的位置。如果没有这巨大的外力推动，中国不可能在经济上达到今天这种程度。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依附式发展，中国的阴柔之术，的确对中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方法论上讲，依附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没有卧薪尝胆，哪来越国的崛起，哪里勾践的雪耻！然而，到现在为止，依附式发展模式的优点正在逐渐消失，而缺点在日益显现。

日益明显的弊端

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外交上的附庸、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依附。然而，完全投降式的依附是不能被一个东方大国从文化和精神以及传统上完全接受的。如果这种依附是一种拔根式的依附，换种式的依附，脱胎换骨式的依附，那么这种彻底西化式的依附终会受到抵抗。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种抉择，一种人拥护换种式的、拔根式的依附，彻底改头换面，从经济技术到文化全面依附和西化。这种人在全球化大潮的簇拥下不在少数。

另一种人的观点是：依附之中不失自我本色，依附是暂时的学习，是阶段性的方法和策略，一个大国总有大国桀骜不驯的个性，总有独立不羁的意志，总要有自己创新的高科技。

         从经济效益核算方面来看，依附式发展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由于过分注重国际分工理论，中国逐渐被定位于生产制造的角色和资源消耗型的角色，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大量廉价流失，技术研发被抑制，创新动力被窒息，生产利润大量外流。

目前，无论是国企部门和私企部门，都有依附性发展模式。而私企部门的外部依附性更强烈。某些私企甚至直接演变成外企，成了外资在中国赚钱的机器。阿里巴巴、腾讯、新浪、网易等IT企业就是些值得研究的案例。这些企业的股权大多掌握在外资手中，这种状况造成中国经济所得部分外流，优质股权尽落外人之手。中国成为大而不强的国家。

1，技术依附的后果

中国一度想用市场换技术，但几十年下来，市场丧失了，技术仍受制于人。譬如，2013年，中国的手机产量占了全世界的81%，装备工业产出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但手机的核心部件全部需要进口。我国汽车产量已经占到全球的40%，但大多数是外国品牌和外国技术，与其说是“中国制造”，不如说是“中国装配”。

利润极其微薄的国内制造业无力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与开发(R&D)，以推动产业升级。面对外资的强势进攻，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实力有些在不断萎缩。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虽然中国的发电设备、机床与汽车产品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有85%的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

　　产业能力的薄弱也体现在出口上，中国出口的是中低端产品，即使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来料加工型，而进口是高新技术产品。从2001年起，外资企业牢牢控制了中国半数以上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力有增无减。200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接近90%。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在出口方面，国企的实际表现是“大而不强”，缺乏国际竞争力。2003年以来，全国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顺差，国企却出现巨额逆差，且逆差额逐年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国企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全部企业高技术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其占比从2002年的15.1%，下降至2012年的5.7%。

　　外资在中国高技术领域始终处于压倒性优势。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外资独资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这些数字暴露出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和自有经济技术的虚弱。到2009年，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的30%，2004年以后，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总而言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突破了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是，尽量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尽快摆脱依附性发展模式，尽量缩短依附发展期，尽量利用本国资本，将打工变为创新。在这一点上，首先是国家要拿出全新的政策和方法。但遗憾的是，目前从理论圈到政府部门，没有多少人看清楚依附型发展道路的问题。

阿里巴巴国外注册、国外上市，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新兴产业和民营企业的漠视和歧视。是谁将“阿里巴巴们”逼上了洋买办的道路？

2，资金依附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个缺乏资金和资本的国家，百废待兴，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资金。于是吸引外资成了中国头等重要的任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制定了种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几百亿美元迅速上升到一万多亿美元，间接利用外资总额也要几万亿美元。

由于中国是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实际上已变成了资金富裕和资本过剩的国家。但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仍然没有变化，外资仍然汹涌地投入中国。直到今天，我国各地政府仍然有大量建设项目向外资开放。这些项目包括很多公营事业，长期投资。如自来水、煤气管道、高速公路、市政建设、石油开发等等。

一些外国基金整天在中国寻找这些可以长期获利的行业项目进行投资，而国内的很多资金却在闲置着睡大觉。更有一些国内资金静悄悄地转移到国外。中国一边向国外招商引资，一边让国内资金大量外流。

中国的民间资本形成不了强大的投资力量，有影响的、有规模的民间投资基金没见有几家，而富人资金外流的现象却很严重。挣了钱就跑，贪了钱就跑，成为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至今没有摆脱掉资金依附的特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金融大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买主，在政府层面已经成为国际债权人，但民间的资金依赖和依附仍然是严重的。阿里巴巴等公司美国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个经济问题，又是个政治问题。

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十年来，对外资企业放开的领域，在技术领域基本上是沦陷区。譬如汽车行业，对外资完全放开，任人宰割，结果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汽车业，汽车业的利润尽落外人之手，造车技术基本上全掌握在外资之手。从上汽到一汽，全成为外国汽车的组装车间。

这种发展既丢了市场，又没了技术。中国汽车业的发展道路是典型的依附式道路，有增长无技术的道路。中国的汽车生产越多，外资拿走的利润越丰厚。德国大众三十年来从中国赚走的利润不知高于投资的多少倍。

与放开领域完全不同的是那些未放开的部门。如铁道，铁路产业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经过消化技术，创新和研发，终于打造出自己的高速铁路，并且领先于世界。航天部门的经历更不要说了。

汽车和铁路、航天是两个明显的例子，两种决然不同的结局。一种是依附式发展道路，一种是独立自主式发展道路。模式不同，结果也不同。航空部门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开始研制大飞机，但错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使现在的国产飞机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在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科技工作者不断加强原始创新，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在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例如，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八光子纠缠态、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飞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研究装置、上海光源等都拥有了自己的高新技术。

为了抢占未来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我国已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关键技术，实施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目前已取得了重要进展，高质量地建成了一批大科学装置，显著提高了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在基础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目前最令人鼓舞的技术进步都在国家层面上。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实现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区域组网并正式提供运行服务。“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海试成功突破7000米。与风竞速，我国高铁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提升“中国速度”。

较为薄弱的是民营企业。2012年，国家安排了1701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1165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28个，累计建设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49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80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887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8137家。

与此同时，为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了102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近290亿元，投资了创业企业238家。对比1万多亿元的研发资金，区区三百亿对民营创新企业支持，数额是太少了。其实民间有很大的创造力，许多民间个体发明家都在发明具有巨大社会价值的产品，但他们往往囿于资金的匮乏而举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

我认识的广州的一位民营企业家，针对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发明和研制了一款空气清洗器，性能良好，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研发资金已花掉三百多万，要投入市场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时候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

前些年里，把商业性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完全推给市场，是极其错误的做法。现在必须扭转科研资金只在国家部门转的现象。浙江吉安一家小企业通过十年摸索探试，生产出了一款踏板式电梯，填补了电梯领域的空白，为老旧公寓楼的居户带来福音。事实证明，小发明也能做出大文章，小产品也有大作为。

IT企业大部分落入外资之手，已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中国政府从今天开始必须重视民营企业，扶持科技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在新兴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