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私有化只会更糟

记者：根据您的经验，改革支付制度需要注意什么？

萧庆伦：支付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承担经济风险。医生治疗疾病是有经济风险的。假如医生是按项目收费，他没有把患者医好，患者需再回来医疗，患者需要再次付钱，但如果是一个预付包干制，医生没有把患者医好，患者的重复医疗的经济负担由医生承担，因此，医生会尽量把患者医好。可见，支付方式会影响医生行医行为。

改革支付制度，主要是改革支付方式和支付水平。目前中国已经打算从按项目付费改为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等，但如何定支付水平，中国还未有相关动作。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相对价格。比如，中国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用医药差价弥补的方式就引出了很多问题。因为价格相对，你让一种服务多赚钱，那就意味着另外一种服务少赚钱。事实上，不管在那个国家，支付制度改革都是一个最难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需方的出资就是供方的收入，如果改变价格，就会影响供方的收入，导致供方的激烈反对。

目前中国在支付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定支付水平，并且把相对价格理清楚。

记者：关于政府投入，在中国一直有补供方和补需方之争，对此您怎么看？

萧庆伦：中国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医生以患者为中心，给患者看好病，那钱就需要跟着患者走，也就是补需方。目前的医疗机构一直有一个误解，他们觉得，如果政府不直接投钱给医疗机构，就是没有给他们补助。其实，这是医疗机构没有把观念转过来，医疗机构应该考虑如何把这个钱赚来。当然，这需要给医疗机构一个好的经济机制，使得他把患者医好或预防好之后，才能获得这个钱，否则，医疗机构会乱来。事实上，中国已经走上了补需方的这条路。

改革应当让医生承担起重复治疗的经济负担。同时，患者也必须认清医疗不是万能的。

中国需要重新制定鼓励社会办医的游戏规则

记者：您觉得中国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需要重新制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萧庆伦：目前，中国出台的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医，引入竞争机制，来冲击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从国际上来说，这不是中国独创的措施。从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来说，这种措施不会有太大效果。当然，在中国不能说肯定没有效果。

但这需要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游戏规则，避免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中国需要把一批公立医院建设成标杆，至少每个城市有一到两所标杆公立医院，给患者提供有效益的服务，然后引导私营医院竞争。

在制定游戏规则时，中国还需要注重公平性。中国的私营医院主要针对有钱人做高端医疗。如果没有管控私营医院，随着私营医院比例的上升，中国要小心出现提供给富人和穷人不同质量的医疗服务现象，这会破坏中国的公平性。所以，中国也需要监管好私营医院，定好游戏规则。比如，私营医院可以提供豪华病房给有钱的患者，并同时给普通患者提供医疗，但这两种医疗服务质量应该是相同的。

同时中国还需要顾虑公立医院和私营医院的比例平衡点。像在英国，私营医院占10%，公立医院的医疗质量没有被破坏，而新加坡的私营医院占到20%，其公立医院的医疗质量就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新加坡在控制私营医院比例，而中国一直没有顾虑到这点，中国的做法是，只要放开医疗服务市场，私营医院加入竞争就行。

记者：您觉得私营医院如何吸引患者？

萧庆伦：在中国运行私营医院不容易。一家私营医院如果想把品牌建立起来，不仅要有设备，还要有好的医生，患者都是跟着医生走。但私营医院把好的医生招聘进来之后，会产生副作用。也就是说，如果私营医院把好医生挖走的太多，公立医院的医疗质量就会下降。

在新加坡，外科医生的薪水是60万美金，这些最好的外科医生如果去私营医院，其收入会上涨3倍。外科医生的黄金时代是40~57岁左右，此时他们都已经有10~20多年的看病经验，手快、眼快、反应快。新加坡的私营医院就是把这批人挖走了。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鼓励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

萧庆伦：这是中国在过渡时期采取的一个措施。早在1988年，中国就开展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中国要谨慎开展这项政策。很多时候，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政策，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在国际上考察清楚，然后制定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