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度纵火案到最近的晋宁事件，围绕征地拆迁的矛盾冲突频发，并有不断升级的趋势。有人认为，“关于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冲突，其中原因并非农民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有人希望得到更多补偿”(《贺雪峰：当前关于土地认识的几个流行错误》)，并由此推论矛盾冲突发生的机制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利益极其巨大，如何分享土地利益，各利益主体必有争执甚至争夺”(同上)。按此说法，征地拆迁就如同买卖双方的一场博弈，一个要价太高，一个又不肯出高价，于是发生矛盾。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如果说征地拆迁确实是一场博弈，那我们就来看看博弈各方的具体特征。在这场博弈中关涉到三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开发商，一个是政府。从表象来看，主要是农民与开发商的博弈，而政府处于第三方，既要维持公正形象，保护农民利益，又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创造政绩。但实际上政府在农民与开发商的博弈中并不能超然处于仲裁与协调的角色，因为无论从公私利益出发，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一个要政绩及腐败官员的好处，一个要实现资本增殖获取最大利润，这就是说官商联盟在所难免。于是本应作为仲裁、协调者的政府实际上加入到了开发商一边，成为其坚强后盾。这样就如同比赛中裁判同时又当了运动员，哪里还能保证博弈双方的公正。当然，由于担心矛盾加剧破坏社会稳定，从而影响到最终利益的实现，政府也可能适当约束自身及开发商，对农民进行一定的妥协，但总体来说，这场博弈天然不可能具有公平性。再从博弈双方的实力来说，官商联盟是强强联合，而农民则是分散处于被动地位。如若不是面临对方的压迫异常剧烈，往往难以自发团结起来，即使暂时团结起来了，也会由于官商联盟的分化瓦解而难以巩固。可见博弈双方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一个超强，一个极弱。因此说即使把征地拆迁看成一场利益博弈，其实上也是一场不公平且实力相差悬殊的博弈。这就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农民更多的是退让隐忍，而不可能瞒天要价，屯货居奇。个别农民钉子户农民可能有乘机捞一笔的现象，但不可能代表农民的整体，绝大多数农民是被动、忍让的状态。所以那种把发生矛盾冲突的原因说成是农民要价太高是不符合事实逻辑的，实际颠倒了矛盾对立双方的关系，客观上站到弱势农民的对立立场去了。

　　其次，应该认识到征地拆迁造成的矛盾冲突，从形式上看确实是一场利益博弈，但形成博弈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了解。征地拆迁并非如同一个简单的买卖过程，而是包含深刻的内因。这就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经过三十多年的高歌猛进，已经在城市消灭了绝大部分国有经济，现在唯有剩下少数大型国企和农村集体土地成为进一步私有化的对象，因此混合经济和城市化的政策就应运而生，其剑指无疑就上述的少数大型国企和农村集体土地，就是要在中国彻底实现私有化改革。而这一切不以客观意志为转移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长壮大到必须吞噬掉社会主义时期仅余下的少数国企和农村集体土地，否则不能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少数国企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的红利资本必须占领。这是三十多改革开放导致的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由发展资本主义而城市化政策的出台，由城市化政策的出台而对农村的征地拆迁，由征地拆迁导致的矛盾冲突，沿着这条线，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因此征地拆迁及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它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化大潮下，对社会财富一次大调整，一方要获取超额资本红利，另一方就必然遭受残酷剥夺。显然，如果以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一场农民与官僚资本家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利益博弈。

　　因此可以说，征地拆迁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以经济矛盾为表象的政治斗争，是资本主义不断深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而某些人所认为的“虽然征地拆迁发生了一些矛盾，总体却是可控的，因为农民从征地拆迁中是得取巨大利益的”(同上)，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更是颠倒黑白。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作出了最好的证明。

　　201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