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雷激蕩暫歇，前景猶不可知；香港社會，家家戶戶，親朋戚友，將如何面對。
“因政治而撕裂的傷痕，能夠癒合嗎？”
“白首相知猶按劍。”
“政治立場的分歧只是複雜多面的現實的一部分，不是現實的全部，不應該讓它毒化人際關係。”
“自1950年代以來直至今日始終處於冷戰前線的香港，政治對立和社會撕裂是常態，滲透進每一角落，心靈深處。”
我自己？我的上輩家人是典型的香港小市民，那種政治-文化處境成見深入骨髓，直接表現在對待孩子的行爲上。同一成見籠蓋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學校，表現在知識灌輸和規訓，還有師生、同學關係。我就是在對這種成見的拼命抵抗中長大的，直至進了大學才能解脫。幾十年過去了，成見與抵抗猶在，刻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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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是神學式歷史觀作祟，這是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頑疾。
這種意識形態的第一個特徵，是一神教式價值觀，將特定價值誇大爲普遍和唯一的價值，不承認可能存在著彼此正當性相若的多元價值，更不能容忍任何對唯一價值的偏離或異議。第二個特徵是將現實化約爲價值觀，認識不到任何歷史都必然是各種價值的組合及妥協，包括彼此都是正當的價值，勾連到彼此都是正當的物質利益甚至生死存亡。
神學式歷史觀在今次風潮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以爲與“公義”和“良知”（或“真普選”原則）相對應的行動就必然是對的，就必然是所有的人都應該（也不容許不）追求的，包括在運動過程中實際利益嚴重受損的人們。
一種典型的話語是：“學生爭取的，是更普及平等的普選權，不是私利，而是人人都可得到好處的公利。”以香港的歷史條件，且不說普選也仍是不排除金權政治損害社會底層利益的可能性，在國家安全立法缺失的情況下，香港的普選很有可能損害全國人民的利益，這尤其是會損害很多有內地密切聯系的香港民衆的利益。
歸根究底，神學式歷史觀只不過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的意識形態（所謂歷史終結論及其相應的“普世價值政治”），而香港社會對此全無反省，所反映的正是香港作爲這個體系的附庸的特性。對此，香港的學者群體尤其是政、法、社會、新聞專業者，“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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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說法，叫做“我們已經退無可退”，或者說“今天不站出來，我們就將永無機會”。姑且假定說者是真誠吧，這裏隱隱有歷史終結論的影子，也令我想起魯迅的洞見。
“但暗夜又在那裏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於並且沒有真的暗夜。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希望》）
這是寫於1925年1月1日。
然後從當年夏天起就到了熱血沸騰年代、現代中國以至世界歷史的轉折，五卅（記得瞿秋白的《熱血日報》發刊詞的“洋奴，冷血…”,1925年6月4日）。
再然後又過了近兩年，1927年4月12日，最徹底的“可慘與可笑”日子就降臨了。
“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雲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 （魯迅《〈朝花夕拾〉小引》，1927年5月1日於廣州白雲樓）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虛妄，就是既不真實也不存在。現實中（而非想象中）的公義和良知，也可作如是觀，惟有歷史真實。
備受歷史終結論荼毒的人們，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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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日子連續寫了幾篇時事評論，令我尤感心情沈鬱。眼睜睜望著它走向悲劇，我只能告訴自己，歷史本來就是這樣；這始終是冷戰的最前線，創傷，是香港、整體中國所無法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