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联系理论——历史长时段视野下的新社会主义时代特征 ...

论理论联系理论陋习与历史长时段视野下的新社会主义时代特征

——二论新社会主义

徐亮

在今日左派反对“新社会主义”的声浪中，引经据典，马列棒子乱飞，学院味道十足的现象颇为显著。但在这些“扣帽子”、“射弓箭”、“扔石头”的行为中，很少能见到紧跟时代，感知时代的辩论性作品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左派的集体性悲哀。

马克思经常耻于和所谓唯物主义者为伍，他乐于使用“新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来表述自己体系的创新和未完成。毛主席的经典哲学著作，也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尽管20世纪70年代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带有复杂和颠覆正确路线的政治用意，但是我们决不可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的真理，而用“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如果我们还信一点马列毛的理论，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实践是检验“新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而理论尽管很重要，但是始终是第二标准乃至第三标准。

因此，问题就是，左派理论创新是联系理论，还是联系实际。

    有的人，回答确信无疑是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这是毛主席语录上写的。但是在思维视角中，自发地使用理论联系理论的方式来看待新的提法和观点。当某个同志提出新的看法时，首先是拿马列的尺子衡量一下，裁夺一下，甚至拿着放大镜，仔细检索其中不够马列主义的词句。而不是从理论本身是否符合阶级斗争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是否符合逻辑来出发。

新社会主义者与学院派左翼的争论实质，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联系理论。国际共运历史上，存在着几种联系主义的传统。其中最为悠久，最容易占据上风，形成“理论垄断”，造成窒息革命理论的是“理论联系理论”的派别。众所周知，拿书本来评判别的书本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这种方式只需要读书，关起门来就可以做到。但是拿实践来评判理论，却是困难的，因为它要建立全面的实践经验收集系统。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调查》中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和书呆子，反对本本主义，注重实际的调查。过了近一百年了，教条主义的书院派还是非常盛行，并轻而易举地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不缺理论大师。从陈独秀开始，到王明，都是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好手，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好手。可惜他们不接地气，最后还是“创新”了马列的毛主席，创造性地总结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毛主席还特意地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三大法宝的第一条就写成：理论联系实际。这个说明，毛主席是理论联系理论的受害者，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成功者。

在联系主义的结构中，除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理论，还存在着一个派别，就是理论联系政策（作为理论到实践的必要中介的理解具体化）。理论联系政策，意味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或者服从于、顺应现实，失去理论高于现实的指导能力。这种做法通常导致的结果是既然我们的民众在改开的激发下走向自私，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私有化；既然我们无法动摇制度，我们就支持某人终身总书记；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路线政策，我们就和右派联合搞茉莉。理论联系政策，最容易导向新的修正主义以及反动主义。在这里，理论联系理论至少保持了革命的纯洁性和真诚性，但理论联系政策，革命者就会变成市侩，失去对运动的领导能力。

当然我们的理论联系实际，应该自然地包括纵向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状态，也应该包括横向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局面。每个人都善于从自己的体验或者父辈、亲属的转述中来理解现实，总是自发地倾向于“管中窥豹”。有人对红二代、红三代的言论极其相信，但是事实上即便是这些人的先辈，在跟着毛主席闹革命、闹文革的时期，尚不能一定理解革命和文革，何况是当代颇为复杂阶级斗争形势下的后代言论。以上观察和理解社会的方式，是自发地倾向于“盲人摸象”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就是研究中回忆录和口述历史仍然带有极大片面性的历史根源。即便是最值得信任的同志，其回忆的历史和观察的现实，也会由于不全面的、缺乏样本意义的调查而缺乏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也就是说，个人观察和理解社会，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立场、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会自发地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更像是高山，需要攀登才能达到。最主要的是，走路要看路。如果只爬山而不看山路，那么走的就是邪路。也就是说，正确的理论工作者，会由于方法和路径的不当，而走向邪路。左派除了不学习马列毛会走向邪路外，不调查现实，不愿意在正视现实、直面惨淡的基础上提出“源自理论，基于问题，高于现实”的理论，也会走向斜路。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理论所联系“实际”中的焦点，乃是矛盾与问题。由于李大钊和胡适问题与主义的历史影响，很多人经常将问题和主义对立。事实上，理论要走向实际政治运作并在实践中发展，需要将主义借助于问题的解答来拓展。张宏良之所以在左派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是由于他时刻紧跟着时代的脉搏，对每一件国内外焦点事件都做出自己的解读。理论是在不断解读现实问题中来发展的，而不是在回避问题中发展的。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现实，会发现我们当今的时代与过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世情：世界局势；二是国情：中国的局势。世界走向了资本的全球化、劳动的无法联合并处于绝对劣势，阶级斗争国界的模糊化以及资本智能控制的出现。中国则出现了资本的主导、劳动阶级的分散化与主人翁地位丧失以及环境全面恶化。关于中国的变化可以参考李成瑞等人的《大变化》等文章。这些变化都是与毛泽东时代有着根本不同的。我将之称为“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和发展”。

从这个对新社会主义性质定位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在20世纪中期将他生活的年代定位为“帝国主义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定位是出于尊重列宁、继承列宁而定位的时代特征。如果我们从文革发生的时代，定位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复辟时代”，就可以看出毛主席以及文革，是毛主席在这个时代特征下的开创者。因为20世纪60年代，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复辟苗头，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毛主席在这个资本主义复辟开始萌芽，并要在中国取得地位（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时代，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将反修防修放在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有的人会说，为什么毛主席不把时代特征定位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复辟时代”，而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在全球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阵营仍然属于局部地区，并且是萌芽，毛主席也认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制止复辟。加上防修反修属于一个保守的、防御的策略，而要达到最好的防修反修，从外围角度来审视，最好是采取进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毛主席从来不正面防御，而是以进攻来代替防御。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代，如果说“八十年代”还是小打小闹。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催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复辟。“历史的终结论”一声炮响，苏联解体、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亚非拉超过90%以上达40多个“亚非拉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色彩的体制、西方国家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左派）的新自由主义反动（如撒切尔主义等），资本主义全面反攻倒算。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全球化是什么？

假如我们将这个时代看成了一个历史的“长时段”，那么其起源时期则是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1989年。这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1966-1976年，由于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功地防御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行动，实际上是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一样，是一个毛泽东没有参与的、仍然习惯性和局部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清理运动是党内外势力综合较量，特别是左派施加压力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设计师的原意。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启动，中国从休克式疗法走向了切香肠式的缓慢改革，但方向与资本主义急剧复辟是一致的。这个时期，在“不改革就下台”的赤裸裸威胁下，中国无法抗拒资本主义复辟，遭遇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几乎遭遇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尽毁。

因此，新社会主义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代的毛泽东思想运用，是这个时代的第二个阶段，即从毛泽东时期的资本主义复辟萌芽和预防，到成熟和走向毁灭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运动和改变的过程。中国人时常说，变则通，通则久。文革就是运动式解决瞬息万变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架构，而新社会主义的想法，也自然地试图用运动的方式（如果否定资产阶级选举式的运动方式而采取文化革命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运动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时代社会主义复兴的问题。

（2014-10-25）